市政厅|“我们的城市”：城市的人口、生育和养育

        【编者按】

        “我们的城市”，是由一群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上海高校学者自发形成的讨论组，试图对市民在城市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进行客观谨慎的分析与探讨。

        最近一期讨论的主题是关于“城市人的生育和养育”，看似是私人的话题，但这也与城市人特有的焦虑以及更宏观的社会背景相连接。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胡湛，在这一期讨论上分享了自己的团队对人口与生育的研究。

        

        生育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也是一个多元概念。它可以是非常微观的，聚焦于个体和家庭的行为，包括父职、母职如何定位；也可以是宏观的，即人口的再生产模式，如何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我这里仅从人口和政策的角度，对“生育与养育”的背景做一下人口学铺垫。

中国的生育水平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整体的生育水平。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生育率非常低。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基本维持在1.5-1.6，甚至更低。有一个概念叫生育更替水平，当生育率为2.1时，即一个夫妇平均生2.1个孩子，一个种群理论上可以保持不减。略大于2是因为，我们要考虑磨损率（即中途夭亡者）。如果一对夫妻只生一个，时间长了人，肯定越来越少。中国目前是1.5—1.6，上海只有0.7-0.9，也就是说平均一对夫妇还生不到一个孩子。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变化，在人类的人口史上是罕见的，下降得非常陡峭。50年代时，中国的生育率在6左右，一对夫妇平均生6个孩子，现在已无法想象；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生育率迅速掉落，一下子落到3。在这之后，生育积压导致反弹，生育率很快升到7。于是，就有人提出“人会不会太多”的疑问。

        于是，1971年，国家出台了“晚、稀、少”的政策。“晚”的意思是，提倡晚婚晚育，请大家不要结婚那么早；“稀”的意思是，两个孩子之间有间隔，最好是四年以上；“少”是指要少生，当时提了一个口号，叫“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文革之后，中央在1980年写了一封信，叫《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呼吁党员以身作则，只生一个。这是所谓“一孩政策”的开端。

        但当时在农村，农民对“一孩政策”的反弹很多。农民有很现实的问题，种地需要人，你只让我生一个,怎么办？尤其是，如果生一个女儿，干不了重活。所以，为平复农村对“一孩政策”的反弹，1982年,国家推出了“女孩户政策”。就是说，如果你生了女孩，可以再生第二胎。但如果第二胎还是女孩，这就是运气不好，没办法了。这个政策当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反弹，但它带来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后果，即从政策上认可了女孩的“价格”不如男孩——生了男孩就不能生了，生了女孩还可以生。这埋下了非常不好的种子。

        后来，在“女孩户政策”的基础上，政策逐渐调整。1984年，整个农村地区开始重新做政策规划，我们管它叫“一孩半政策”，基本上平均下来每户能生一个半。从1985年的浙江省开始，一直到90年代末期，中国有二十多个省逐步放开了“双独二胎”，即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到了2002年，内蒙古、湖北、甘肃等省放开，到了2011年，最后一个省——河南省也开始放开。2014年，我们都知道，放开了所谓的“单独”，只要夫妻双方中有一个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

        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时，中国生育率已开始低于更替水平，目前稳固在1.5—1.6，甚至更低。事实上，从“单独政策”之前的政策分布看，基本上在城市地区有所谓“一胎政策”，至于农村地区，不同省市不一样。六个省，北京、天津、上海、江苏、重庆和四川是严格的“一孩政策”，其他19个省是“一孩半政策”，海南、宁夏、青海、云南和新疆是所谓“两孩政策”，尤其对边疆和少数民族是相对放开的。比如，对西藏没有任何限制。因为西藏除了少数民族的生育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口总量少，因此希望驻边的人能在这扎根，在这里要多生。

        从中国整个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口径看，最早主要是“晚婚晚育”，鼓励人们22、24岁之后再结婚。后来决策者发现，光说“晚婚晚育”太苍白，人们还是想生，便开始说“搞好计划生育，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在帮你解释，你为什么穷？因为生的太多了！直到今天，“人口太多会影响资源分配，为了经济发展应该计划生育”的这种伪科学论调，还在影响着很多人。零点公司大约十年前在深圳针对青年人做过一个调查，竟然有接近九成的被访者认为影响自己生育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怕中国人太多，这非常出乎我们意料。后来，就说“少生优生，幸福一生”，让“生育”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模式与生活质量。

        我们具体来说说，中国每年到底出生多少婴儿。2009年到2010年，中国每年的新生儿基本上在1600万多一点。而建国初期，例如1954年，新生婴儿数大概在2100万左右。似乎没差多少。但问题是，建国初期的中国总人口是5-6个亿，而2009-2010年中国总人口是13个亿，总人口比建国初期翻了一番，出生人口却减少了。当然，这符合联合国的假设（也是研究者的共识），即生育率会随经济社会发展而持续下降，在较低的水平稳定下来。但问题是，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太快太剧烈。

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

        持续的超低生育水平，在人口系统中有四个直接影响。第一，影响人口总量。今天仍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口在不停增长。但事实上，按目前的态势，中国人口增长不可能超过2025年，按照我们的预测，在2018年，中国的人口很可能将达到或接近峰值。我们预测了四种不同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维持原有政策、单独二孩、双独二孩、普遍二孩。无论哪个方案，要不了多久人口都要往下降。因为育龄妇女就这么多，生育意愿就这么点，生育能力就这么些。

        第二，人口老龄化。老龄化是一个结构概念，它的意思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老年人口比例超过7%（65岁及以上）或10%（60岁及以上）。少儿的比例少了，老人的比例大了，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就变了。一个健康的人口结构是金字塔型的，上层短下层长，越往上年龄越大，人也越少。但今天的中国人口结构开始逐渐接近桶状结构。        我们在《Science》上有一篇文章，其中做了很多种预测方案，无论怎么做，老龄化都将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因为不仅生育水平低，人们的寿命还在延长。今天大家常开玩笑，说上海的养老问题是老太太问题，因为上海的平均寿命79岁，而上海的老太太平均寿命83-84岁，在全国领先。中国人的婚配传统，又是男的要比女的大，有些人还有一种莫名的偏好，似乎女比男岁数小得越多，越是意味着男方成功。这样的话，男人不在之后，老太太还要活好久，她怎么办呢？

        第三，中国家庭在变小。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家庭的规模从每家平均4个人，变到3.09个人。20年时间，平均一家少一个人。我们认为这已经快到底了，估计往后也少不了多少。到2040-2050年，可能稳定在2.7个人。另外，这也会影响到中国家庭的代际结构，即一个家庭包含几代人。一代户中的单人户和夫妇户（包括空巢家庭），比例增加得非常快。

        第四，性别比例失衡，这其中有政策暗示效应，也有出生选择偏好。正常出生性别比为108，也就是说，108个男孩对应100个女孩。为什么男孩要多一点呢？因为男婴夭病率比女婴高。但实际上，中国目前的性别比是118-120。如果这一情况属实，就会形成所谓的婚姻挤压，以后男光棍会越来越多，怎么办？        根据我们的预测，一直到2050年，按照婚姻市场上的年龄匹配，理论上中国的缺口有2000万，即有2000万个青壮年男士找不到老婆。当然，我们知道婚配并不是严格适龄匹配的，80岁也可以找20岁的，这样看，也许资源没那么紧张，而且有些人一辈子结很多次婚，也促进了资源流动。但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基数在这里，必须重视。        有人也许会问，怎么我们的印象中不是男光棍多，反而是剩女很多。那是因为，剩女是城市现象，容易形成话题。剩女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元的。例如中国的入学制度是女性和男性同时入学，但女性发育比男性早，在中国的小学和初中，学习好的同学中，一定是女生比例高，城市中高学历的女性非常多。而中国传统男性喜欢找比自己学历低的女性。所以，越是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的女性，在城市越容易剩下。而这样一帮女性又无法跟落后地区找不到老婆的低学历男性对接。        还有一个问题，是丁克家庭（双职工但没孩子）。我们一直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不知这个群体有多大。事实上，丁克是一个游动概念，生不生孩子，人们的想法会变的。2008、2009年时，我们在上海做调查，发现很多80后、90后都说自己不生孩子，现在几年之后，不少人都生了。生育意愿会随着生活阅历改变。

        但我们还是在35—49岁的人群中，算了一下丁克家庭的数量。因为，在这个年龄段还不生孩子，已经不仅是意愿问题，还有生育能力的问题。中国有40万对未生育的夫妇，处于这一阶段。丁克比例肯定是在升高，但目前不构成非常大的政策问题。

上海的生育与养育

        复旦做了长三角的80后调查。我们直接问被访者,在“丁克”、“只生一个孩子”和“生两个孩子”中，最理想的选择是哪一个？在上海的80后调查对象中，2.4%的人认可丁克。但在这些人中，他们的家庭理想又与生育计划并不完全匹配，在认可丁克的人群中，只有87.5%说自己真的不生，也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丁克不错，却不一定去实施。还有超过半数的人（56.3%）认为生两个最理想，但其中只有73.4%的人决定生两个。如果再问男女偏好，你会发现，人们心目中最优的搭配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总的来说，整个80后群体的生育意愿很低，只有1.58-1.59。很多人觉得这跟中国总和生育率很接近。但要知道，日本和韩国花了很大力气想提高生育率，当他们的生育意愿达到2.5甚至3的时候，实际的生育率才只有1.6。我们的80后、90后最后能生多少，真的不知道。        另外，上海的80后女性有非常典型的抢婚抢育现象，集中在30—32岁，婚育比例骤然提升，之后开始下跌。男性婚育高峰集中出现在31岁。高学历的女性，有非常强的生育推迟和追赶的趋势，一旦追上之后，会马上生出来很多，而且她们的生育意愿相对强一些，生二胎的妈妈中，很多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再说养育的问题，按照我们的调查，上海1/3以上的80后夫妇都依靠自己的父母（即孩子的祖父母）作为孩子2岁前的主要照顾者，不少人直接说没有父母帮助我带孩子，我生都不愿意生，因为没有办法带。另外不到2/3要自己亲自带的人中，有80%希望父母来搭把手，感觉如果不帮忙，自己也很麻烦。也就是说，没有上一代帮助，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养育孩子，是成本非常高的事。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个政策问题。

        最后，我还要提出三个问题。一，我们花了半个世纪时间在熏陶人们，要为了国家优生优育，这是我们的国策，我在为国家做贡献，不能给社会增加负担。连我们计划生育的超生罚款都叫“社会抚养费”。但在今天，是否还需要用国家主义的外衣来包装生育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二、生育政策的背后需要什么？很多人会问，什么时候全面放开“二胎”，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一说到政策时间表，所有学者都很无助。但我想，放开是一个趋势。在放开的背后，我们还要做许多准备。我们的幼儿园越来越少，老师越来越少，真的出来许多孩子，怎么办？这些资源怎么配得上？这是需要考虑的，而不是单纯的放得开或放不开。

        三、在生育和养育中，性别角色到底怎么定位。例如，很多人都在抱怨中国的产假没有落到实处，对收入的替代水平不高，而所谓父亲产假制度还未成行，儿童照护制度之类的福利更是免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拿什么来奢谈性别角色在养育中的分工呢？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本文来自作者在10月26日“我们的城市”论坛上的分享，内容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