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都市人的育儿焦虑：要不要听婆婆的？

【编者按】

        这是在10月26日“我们的城市”论坛-“拿什么养育你，我的孩子”上分享的第二则内容。

        再说一下“我们的城市”。这是上海一群高校老师自发形成的城市问题讨论组，不定期在季风书园对所有市民开讲。每期确定一个主题，之前讨论过的话题，包括交通、环境、邻避现象等。实际上，有形可循的城市问题有许多，比如交通、污水以及广场舞；但有些不着形迹的方面，也深刻影响着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育儿的困扰就是其中之一。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就为我们分享了都市人育儿焦虑的一方面。这些分享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所身处的环境。

        我自己这几年来的研究方向，偏向于性别和家庭，育儿不是最主要的。但实际上，每一次做家庭的研究，在具体实践里所谈的问题，都会跟生孩子、育儿有关。这里，我把2005—2007年之间做的研究报告，跟大家分享一下。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这个结论依然成立。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严重了。

        2010年5月，媒体报道了一件事：白领热考“家长执照”。似乎非得拿一个家长执照，才是合格的家长，不拿就很有问题。

        “家长执照”是商业机构+传媒+专家的典型运作案例。尽管这表面是简单的商业事件，但其背后却有非常强烈的一种理念做支撑——今天，人们对“科学育儿”这个概念的接受程度极高，或者说，“科学育儿”几乎成为现在育儿理念的主流。

        “家长执照”暗示着，人们不会随着有孩子这一过程自然会做父母，需要接受科学知识的培训，才会知道如何做父母,才能成为父母，成为合格的、优秀的父母。

        我跟我妈聊“家长执照”这个事的时候，她觉得很奇怪，做妈要什么执照，我们当年不就这么把你们生下来，养大了，我们这么养，有什么不好吗？而在我们的生育过程中，如果有公公婆婆在旁边带孩子，我们经常会批评他们不够科学。好像有一套很科学的东西，可以作为育儿的准则。

“科学育儿”的外衣

        200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一个质性研究。我们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科学育儿”，到底是什么？我们想问，既然依靠科学，解决了育儿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为何还会看到那么多女性为此焦虑和困惑？背后是什么原因？

        质性研究采取的是目的性抽样的方法。其逻辑是，找出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典型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我们的样本为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23位女性，学历分布为2位专科、7位本科、14位硕士或以上。提高调查对象的学历水平，意味着我们寻找的女性更接近精英女性概念，她们在面对职业和生育时，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也有更多机会“科学育儿”。

        从访谈结果看，我们发现科学育儿并没有拯救高知女性，她们在生育过程中长期处于一种焦虑和烦躁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与“科学”紧密相关。

        需要补充的是，科学育儿在城乡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我个人做城市家庭研究，比较偏向城市。尽管农村有类似问题，但农村体现的方式是不同的。

        那么，什么叫“科学育儿”？我们发现有很多学者对此有专门的界定，比如有学者提出，在健康和优生观念方面，进行胎教和选择最佳受孕时间，代表一种更理性、更科学的优生行为。这也是新一代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新特征，有利于优生优教，提高人口素质。这是专业人士的说法。

        但是，如果你去查什么叫“科学育儿”，反倒会发现，这样一个人人都谈的话题没有定义。比如，胎教怎样是科学的，受孕怎样是科学的，喂养怎样是科学的？“科学育儿”，简单说就是用科学知识指导育儿实践。但什么是科学知识？这样的概念，内涵外延其实都不明确。

        从被访者的话语看，我们发现，科学育儿中的科学知识主要是指专业机构人员的话语、专家的指导和书本（部分网站）上的科学知识。具体内容各有千秋。更进一步说，具体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件科学的外衣。

        那么，究竟是谁把它呈现出来，科学的外衣是怎么做的，就变得很重要。到底哪些东西一定是科学的，我们不能达成共识。但以什么机构来发布，以书面还是口头传播，谁来发布，这些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在研究“科学育儿”时非常明显的感受。

        在访谈中间，我们就遇到类似的故事。乐乐妈妈是一位有研究生学历的母亲，而乐乐的奶奶是一位只有小学学历的农村女性。乐乐妈妈觉得自己的婆婆特别不会科学育儿，很多时候有自己的想法。而乐乐奶奶已经带过7个孩子——虽然自己没有那么多孩子，但帮别人家带过孩子；这几年出生的孙子，老大老二老三，是乐乐奶奶带，其他亲戚的很多孩子，都是她在带，所以她有自己的经验心得。乐乐奶奶带乐乐时，发现乐乐常流鼻血。老人注意到，乐乐每天都吃鲳鳊鱼，按照她的经验，一样东西不管多好，如果吃多了，都会有问题。婆婆跟媳妇说，每天吃鲳鳊鱼，可能是导致流鼻血很重要的原因。乐乐妈妈完全不认可，说这话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科学依据说，鲳鳊鱼里蕴含着各种丰富营养，所以需要每天吃。乐乐妈妈拿出自己专门在网上查的资料，给婆婆看，说，瞧这是科学的。乐乐奶奶不能直接反对，也开始搜索各种书本知识，有一天终于在书本上找到依据，书上说，如果鲳鳊鱼吃得太多，会导致某种元素富含量，进而导致流鼻血。乐乐奶奶拿着这本书跟乐乐妈妈讲，瞧，书本上这么说，这时，乐乐妈妈认可这是科学知识。从此家里开始减少吃鲳鳊鱼的次数，小孙子的鼻血自然就没有了。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到底吃鲳鳊鱼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取决于谁讲这个话。同样的内容从乐乐奶奶嘴里说出来，就是“村姑之见”，不值得采信；而在书本上出现，就马上成为科学知识，得到了重视。

        对很多年轻的父母来说，即使“科学育儿”很难做到，但只要医生说对孩子好，做母亲的就一定会坚持。这里还有一个左侧睡的故事。有一位妈妈听医生说，左侧睡是好的。但她左侧睡不着，整个孕期都为此焦虑不已。她说：“医生说只能朝左侧睡，我就一直朝左侧睡，于是就很累。能够朝右侧睡一下，或者平躺一下，觉得特别放松。但过了一会儿，为了考虑孩子需要，还是朝左侧睡。其实那个姿势我很难受，但也就那么坚持下来了。” 当问到如果右侧睡会对孩子造成什么伤害或问题的时候，她的回答是不知道！

        这时，我们发现，一件很“科学”的事情，却给人们造成很大的困扰和焦虑，它不是来解决你问题的，是给你制造麻烦的。

        我有两个孩子。老大在国内生，老二在美国出生。我特别喜欢吃水果，在中国生孩子时，医生不允许我吃很多水果，生怕得孕期综合症，认为生育期间需要控制。我到美国以后，狂吃水果，我问医生，吃那么多水果，会不会有问题。医生讲，如果你喜欢吃，说明你体内孩子也需要，我们这边会帮你监测，有问题就告诉你，没问题就吃。

        那么左侧睡右侧睡呢？我问美国的医生，他说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然，你睡不着，你孩子休息不好。我还问他，用微波炉有没有辐射的问题。美国医生问，你会钻到微波炉里面去吗？我说不会。他说：“那有什么问题？”在美国，是买不到孕妇防辐射服的。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都是以科学面貌出现，但各自主张的做法都不同。

        在很多访谈中，参与者在强调自己是用科学方式育儿的时候，常常不知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这种态度与科学知识本身所要求的怀疑和探索的精神是相去甚远的。

        我访谈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的女性时，她说：“我那时真是没知识，现在人家怀孕都看那么多书，还上网查资料，咨询别人。我那时候还不能上网。知识特别少，都是听老人的灌输。她说不能洗就是不能洗，她说得喝鸡汤就得喝鸡汤。……好像有一段时间我挺忙的，都没什么奶水了，就吃那什么鲫鱼汤，那东西据说可以发奶。其实那样发出来的奶也没什么营养的，但还是发的，喝了好多好多的汤，很痛苦的。那时候还是挺没知识的，也不知道看书”奶都发出来了，看书发出来的奶，会比没看书所发出来的奶，更有营养吗？

        这类故事很多。你会发现，在“科学育儿”理念的教导下，这种恐慌非常厉害。尤其在两代人带同一个孩子的时候，老年人的育儿经验，不仅没有成为一种资源，反而成为了育儿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大部分的年轻访谈者都不信任老人的育儿方式，理由是“太过传统，不够科学”。媒体也大肆渲染隔代育儿的弊病。

        是不是按照科学的方式，真能解决所有育儿问题，让人们很愉快地做父母？从我们的访谈来看，一个具有共性的现象是，科学知识造成了很多女性在生育期的心理焦虑。

        人们之所以很焦虑，和“科学育儿”的两个要素紧密相关，其一是“科学育儿”衡量标准的简单化和数据化；其二是“科学育儿”过程中的自相矛盾和缺乏对个体差异的灵活性。

简单化、数据化

        除了上面的故事之外，一些部门会发布各种数据。这些数据把衡量孩子健康的标准简单化了。上海推行“儿童保健卡”，几乎每个孩子在0-6岁之间，都要定期到医院去测量身高、体重、头围、胸围，看数据合不合规。通过比照一系列数据，医生会判断孩子是否健康成长，如果没有达标，医生会反复提醒家长，孩子不够健康，需要进一步加强“科学育儿”。

        我和邻居生孩子的时间先后差不多。邻居这家人老公一米八几，老婆一米七；而我一米六都不到，我先生一米七五。我们两家父母个体差异这么大，怎么可能生出来的孩子长度一样，都能达标呢？她的孩子每次去检查，身高都达标，我们的孩子每次身高都不达标。医生会告诉我们，孩子现在处于不标准的状态，具体指标在什么位置。

        要达到标准额度，还是挺难的。就算身高达到标准，体重还是不行；而体重超过这个指标，则可能过重；头太长，你会担心是不是智障。反正好多标准，总有不达标的项目。用这个衡量，中国的孩子个个都有问题。

        在医院的检查中，这样的数据标准更多，包括一天吃多少、拉多少、睡多少等等，孩子去检查，总有一两项会不符合要求，于是家长就很焦虑，去买各种补钙的、补脑的、调理肠胃的中西药给孩子吃。

        而在美国时，我所经历的过程是，美国的医生会给你一个图表，让你做检测，但不会告诉你跟标准差多少。医生总是告诉你，在正常区间里。他只有在觉得检测值很特殊，可能存在问题时，才会告诉你。

        所以，中国为了1%的唐氏综合症，把99%都削平了，这就是我们的“科学育儿”。在上海，孩子出生以后，家长会得到《0—3岁婴幼儿教育方案》，告诉家长每个月的孩子应该有什么表征，家长对照这个表格，又开始恐慌。

        比如，发展到7—9个月时，男孩身高应多高，有个指标。邻居生的是女孩，我们家是男孩。邻居这家的妈妈一米七几，所以邻居家女孩子比我们家男孩子高。但这个标准不考虑基因等问题，就告诉你身高要达到多少、体重要达到多少、感知到什么程度、语言能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情感表达到什么程度，都一一框死了。拿这个框你家孩子，你家孩子无论如何都有一点小问题。所以你焦虑吗？很焦虑的。我们从开始怀孕，就听到各种恐吓，就开始焦虑。这是打着什么名义？“科学育儿”。

        当我们走到这一步时，我们就问，科学育儿还是不是科学育儿？科学育儿的本质是什么？

        除了结果的简单化和标准化，当科学育儿在过程中提出具体指导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不同的“科学育儿”理念可能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

        举个例子：到底要不要胎教？如果通过google搜索“胎教知识”，可以获得2,550,000条结果，不仅有各种胎教知识，还有一些胎教音乐；但如果搜索“胎教危害”，有2,540,000条结果，只比“胎教知识”少一万条而已，数字很接近。关于胎教危害的这些资讯，告诉你胎教问题很大，会损伤婴儿听力、造成孩子性格孤僻等。有关胎教的争论一直不断，胎教究竟是否有用或者是否需要一直处于争议中，但这种争议依然披着科学的外衣，只是不同专家发出不同声音。而对年轻的父母来说，如何判断“是科学”就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科学育儿本身是为了解决育儿的困惑，结果到后面，它没有解决你的困惑，反而给你增加了很多困惑。

        我自己有个亲身经历的故事。生老大的时候，我在上海的医院，我婆婆跟我讲，要裹蜡烛包。医院说，不能裹蜡烛包。为什么？因为小朋友要自由地成长。当时我也找到相关科学书籍证明了这一点。我跟我婆婆讲，要听医生的，我婆婆字都不认识，最后是听医生的，不裹蜡烛包。

        我生老二，是在美国哈佛大学下属医院，全美排名第一的妇产科医院，我生完孩子后，医生给我一个被单，和我讲，给孩子裹一裹。医生还教我怎么裹。我一看，那不是我婆婆的蜡烛包吗？我就问，为什么要裹，不是要叫孩子自由活动嘛？医生跟我讲，小朋友在子宫里到后期被紧紧地包裹住，这是他最安全的环境。当他出生，到了新的地方来，要注意一下，不要让环境立马改变，让孩子依然处在过渡期，等待他一点一点自己挣脱包裹，等到包裹怎么也捆不住他时，说明他适应环境了。我说，不是自由成长吗？裹住了，就不能自由成长了。医生跟我讲，你会游泳吗，如果不会游泳。把你扔到游泳池，你的动作是怎样？我说，是乱抓。他说是的，那不叫自由运动，那叫惊恐地乱抓。

        在美国医生科学育儿的指导下，我们家的老二用医院提供的大方巾包起了蜡烛包。到今天为止，我依然不知道蜡烛包对孩子来说究竟是好是坏，不包蜡烛包的老大和包了蜡烛包的老二都成长得很好。

        蜡烛包到底科学不科学，你相信哪一个？这就说明，一种说法以什么面孔出现，变得很重要。在育儿的各个阶段，很多资讯让我们焦虑，但毫无道理。我们迷信科学，走到科学的反面，不相信自己的亲身感受，开始出现很多问题。

        除了自相矛盾，科学还有一个问题是，它总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像医学发展到现在，总有疾病治愈不了。可是，科学育儿的论断给年轻父母的感觉却是，只要按照科学的方法做，一切育儿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当人们发现自己遇到的情况和书本讲的不同时，育儿的焦虑就更甚了。

“科学主义”

        信奉科学到迷信的程度，这是我们认为的“科学主义”，即把科学教条化了，没有真正带着科学精神探索，没有在具体语境中审视这种情况。任何学者做研究，都有一个具体语境，即外界环境如何。美国跟中国情况不一样，美国做出的某个结论，到中国不见得成立。这里面有前提假设、自变量、控制变量。非专业出身的人一看这些研究，就把问题极端化了。比如有人说，妈妈越时髦，孩子越自信。这有什么关系？里面有很多前提假设，很可能是中间第三个变量在影响它，但我们不管，拿来就用，所以走到科学主义的反面。

        费孝通非常重视本土知识。在他的书里说，“我自己在抗战时，疏散在昆明乡下，初生的孩子，整天啼哭不定，找不到医生，只有请教房东老太太。她一听哭声就知道牙根上生了‘假牙’，是一种寄生菌，吃奶时就会发痛，不吃奶又饿。她不慌不忙地要我们用咸菜和蓝青布去擦孩子的嘴腔。一两天果然好了。这种地方有这种病，每个孩子都发生，也因之，每个母亲都知道怎样治，那是最有效的经验。只要环境不变，没有新的细菌侵入，这套不必讲学理的应付方法，总是有效的。既有效也就不必问理由了。”当地很多孩子有病，用一些他们的土方法，我们不知道起作用的东西是什么，也不知道生效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它管用，很管用。

        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家庭矛盾是这么来的，婆婆讲的很多东西有道理，但有时环境变了。比如，婆婆说月子期间不能洗澡，我认为不是特别有道理，因为以前洗澡没有空调。可是，我婆婆说，月子期间不能吃硬的东西，我觉得有道理。因为生孩子时骨架特别疏松，对牙齿有影响，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有空调，可以改变温度，但没有东西能让孕期的牙齿不受影响。

        当人们把科学与经验对立，走到科学背面的时候，家庭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第一，否定上一辈育儿的权威性，老人的经验变得不重要。因为无法说明为什么有效，也不能拿出数据或实验证明有效，那些宝贵的经验常常被视作“不科学”的做法。拥有这些经验的人不仅得不到重视和尊重，反倒成了在育儿过程中是被提防、被监督、被批评的对象。整个社会否定老人的价值。好像人一老就没用了，即使他们累积那么多经验。于是很多家庭矛盾就出现了。

        第二，母亲个体经验不被重视。很多母亲有直觉，有很多经验，但母职的正当性被科学剥夺了，变得医疗化了。在科学育儿的语境中，孩子的任何问题都是“养育不当”，其承担者都是“母亲”。而母亲的个体经验和感觉在育儿中又是不重要的。母亲觉得自己的孩子生长得好是没有用的，必须通过那些指标的考验，只有“科学”能判断孩子的状况。

        第三，对经验的不信任和对科学的迷信，导致整个育儿过程过度医疗化。现在过度医疗化的问题非常严重，比如小朋友有点胆小，就说是不是有可能有心理疾病，稍微有点咳嗽感冒就送医院了。在强调用科学育儿来保障孩子健康的今天，孩子进医院的次数却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多。

        过度医疗化，加上老一辈的经验都被抛弃。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育儿焦虑加剧。在这个过程，科学精神不是探索性的，不尊重个体经验，而变为对科学教条主义的迷信，这就从科学育儿走向科学主义。

        我们回到最大的主题，“从科学育儿到育儿的科学主义”。这样的话题是需要反思的，因为它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实打实地造成很多影响。这几年，人们的育儿焦虑非常普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里无法全部说完，但科学育儿走向育儿的科学主义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本文来自作者在10月26日“我们的城市”论坛上的分享，并参考作者所撰《科学育儿的悖论》一文，对案例说明做了补充。内容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