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民族国家！——印度的反民族主义知识传统

        2014年五月下旬，印度人民党（BJP）胜选二度上台，2001年在古吉拉特邦（Gujarat）发生族群屠杀惨剧时任首席部长的莫迪（Narendra Modi），当时放任地助长了暴力冲突，被认为是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政治人物，今天成为了印度的新总理。这意味著，被公认为以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为基地打造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工程又向前迈进一大步，种族与族群的分化与对立看来势将持续上升。

        

印度现任总理莫迪被认为较具宗教民族主义倾向。 东方IC 资料

        在上述语境下，印度思想家南迪（Ashis Nandy）1994年的名著《民族主义的不正当性：泰戈尔与自我的政治》（The Illegitimacy of Nationalism: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就有了强烈的当下意义。这本南迪写就于1994年的书告诉读者，二十世纪早期还处于殖民地状态的印度，就出现了泰戈尔的经典作《民族主义》（Nationalism , 1917），体现了质疑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思想，这条思路虽然终究没法挡住民族主义的恶性氾滥，但是却一直存活下来，成为珍贵的批判性思想资源。阅读南迪、重读泰戈尔不禁让人唏嘘，问题当然不仅局限于印度，在民族主义依然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与面对这股挥之不去的幽灵。

        泰戈尔在论述层面上直接重击民族主义，不留情面地告诫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美国、印度，特别是像日本这样正在兴起的国家，其危机不在于模仿西方，而在於轻易的接受了西方民族主义的动力，还把它当成是自己内在的生成；而南迪的分析指出泰戈尔之所以能够由衷地提出警讯，正是因为他一直在面对隐藏在心中的民族主义自我，只有透过打开躲在内心深处好些个秘密的自我，经过它们之间不断的搏斗，击败那个被民族国家所诱惑的自我，才可能在交战中超脱出来，清醒的面对民族主义的构成。因而，南迪的分析走入泰戈尔的小说世界，让世人能够具体的体会到民族主义一旦落实所造成的实际困境：《戈拉》（Gora, 1909）发现民族主义的自我防卫排他性，在日常生活中就直接对峙于印度文明宗教与文化包容的多样性；《家与世界》（Ghare-Baire, 1916）暴露民族主义运动如何瓦解了传统社群生活，呼唤出宗教暴力的魔鬼，家毁人亡，人与人间的互信与互助崩解；《四章》（Char Adhyay, 1934）透视所谓现代工业化巨变所带来的动荡，开始产生了组织化的暴力与民族主义挂钩的新形式。

        南迪认为，泰戈尔这三部小说，都是在与亲密的好友乌帕迪亚这个第一个现代印度教民族主义革命分子对话，泰戈尔之所以能体会好友复杂的心境，正是因为自己胸中藏有相通的地方：出身历史悠久的南亚文明，殖民地精英在面对英国统治时，总是希望能透过改革来找回尊严，但是在路径、方向上会有不同的看法；用南迪的话来说，乌帕迪亚是泰戈尔的叠影，后者最终选择了在当时看来不合时宜的道路。

        对泰戈尔而言，“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都是现代欧洲历史的产物。“现代”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对于欧洲自身历史的反动，特别是在进化论的世界观下，民族国家是一系列将人民组织起来的政治、经济机构的结合体，试图拋弃宗教神学的制约，以民族的自保与自利为前提，透过主权、理性与法治的科学之名，造成的是冲突与掠夺，这种现代全面转化的安排割除了更高层次社会生活的要求，在推翻时悬置了精神世界在宇宙中的位置，因此“现代”意识形态不具有普遍性。印度所在的南亚大陆有其自身的轨跡，也有它内在的问题（如种姓），它的解放不能透过借用别人的历史来完成，强加、内化欧洲的世界观将会走向自杀的毁灭道路。

        南迪自1970年代出道起，就深受泰戈尔与甘地的影响，这两位所谓的民族英雄对民族主义都有相当的警戒，他们在根本上认為印度数千年以来的文明不能也不应被化约、收缩到狭隘的民族概念，所以在他们操作民族的观念中，都带有自我批判的深刻内涵。甘地从来就将他所引领的自由运动当成是争取平等的普世性斗争的一部分，也指出欧洲的民族主义一旦武装化就成为帝国主义，而非暴力和平运动的基础正在於指向自身的反省，承担苦难是自由的前提。特别是在以宗教生活为根基的社会裡，将政治与信仰脱钩会是灾祸的源头，拔除了不断内省的实践，政治必将沦為党派利益的争夺。

        可以说，南迪是以特定的方式承继了泰戈尔与甘地对民族主义的警觉。

        南迪在1990年代以《民族主义的不正当性：泰戈尔与自我的政治》介入思想界的辩论，是有跡可循的。虽然族群冲突在南亚的历史中一直存在，但是直到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大规模暴力才出现在南亚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里。印度独立是以与巴基斯坦分裂所带来的灾难为建国的记忆，上千万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在死难中迁移。此后印度内部的族群冲突并没有结束，建国的第一代领导人甘地可以说是因为反对印巴分裂、反对族群与宗教暴力而遭刺杀，接下来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及其所带领的国大党也都或多或少承继著甘地路线，让操弄族群宗教民族主义的政党没有太大的空间。然而1950年代后随著都市化、中產阶级的逐渐扩大，“现代”“世俗化”生活所带来的自我的孤立、恐惧、失根感，在七八十年代后，成为政治势力操作冲突矛盾的土壤，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逐步抬头，以宗教作為政治动员的工具，将数千年来原本非组织化、多元、异质、零散而又广泛的民间宗教信仰，编造成新的泛印度宗教，称之为印度教（Hinduism），透过不同的组织形式相互呼应，在各个领域操作，特别是以伊斯兰教为对立面，建立“民族”认同，推动民族国家打造运动。

        1990年起，南迪与其他同仁组成研究团队，纪录、研究北方省分阿约提亚市（Ayodhya）正在发生的烧毁清真寺事件，一九九五年出版了极为重要的田野调查报告Creating A Nationality: The Ram janmabhumi Movement and Fear of the Self，以一九九Ｏ到一九九二年的运动为背景，拉出更为宽广的历史脉络，解释了宗教形式（如节庆的绕境行走）如何成为组织动员的手段：1990年十月，成立于1960年代、组织遍布各地与国际的右翼宗教组织VHP，发起了的第一波行动，搭配著1980年代成立的外围激进青年团体“印度青年民兵”（Bajrang Dal）所进行的破坏性动员。最后，在1992年12月，由1920年代成立至今的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组织RSS（一般翻译为“国民志愿服务团”）、1980年成立的印度人民党的暗中配合下，集结了来自全国二十万的极端印度教分子，在阿约提亚发起暴动，摧毁了Ram janmabhumi这个清真寺，焚烧了回民的住宅，造成大量伤亡，回民流离失所，由此一点爆发扩大成全国范围的族群冲突。

        正是在第一线观察体验到民族主义暴力的语境中，南迪写成了这本小书，试图通过重访泰戈尔来与年轻一代对话，语重心长的想要提醒人们南亚大陆早就存在着“小心民族国家！”的信念，不能因为民族主义在殖民地时期曾经发挥反帝的作用，就遮蔽民族国家的框架与形式──以种族、族群、宗教、语言为人群分类标准，透过现代国家统治范畴的扩张与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的共谋，从而包围底层人民的生活，从而可能带来的潜在政治祸害。

        整体而言，南迪长期的知识工作，是在泰戈尔与甘地思想的基础上，更有系统地寻找走出民族国家陷阱的出路。他认为民族国家是欧洲启蒙主义世界观下整体配套的组成，与现代、民主、科学、进步、理性、世俗、主权、资本主义、工业、机械文明等等观念所指涉的运作相互串联。简单的说，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世界观的政治形式，在天地万物相通的宇宙论裡，宗教、信仰所指向的精神世界，在上帝已死、以人为中心的现代世界观裡被边缘化时，民族国家几乎被置换为新的终极投射对象。要抵抗民族主义，必须从根本上质疑“现代”意识形态所编织的整体结构与各个相关范畴，不能再使用“现代”来丈量、排斥、贬抑“非现代”（non-modern）。所以在南迪的思想体系中，现代不再是历史分期概念，而是欧洲历史四个世纪中所形成的整套意识形态，逐渐推销到全球各地，为殖民地与战败的文明地区所内化。其中一个走出现代的枷锁的方式就是，要重新开放还活著的、非现代的资源、生活形式、思想内涵。南迪甚至提出，像南亚大陆这样的第三世界对于人类未来文明的贡献，正在于它保有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都极力清洗、扼杀的非现代生活方式，诸如成千上万的庙宇与神明，乃至于萨满与乩童、中医与民俗疗法等；当世界被抹平、同质化的同时，“现代”的整套知识体系、生活方式、世界观也正在快速的面临全面性的挑战与崩解，当初甘地以农村为本的反机械文明被斥为封建落后，而今天成为了环境生态运动的先驱。因此，处于不确定性年代时，如何保存不同文明的生机与一切的可能性，以提供人类未来更為宽广的选择，用南迪的话来说，捍卫无数自成体系的小文化（little cultures）能够继续存活的空间，就成了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