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庆龄指定爱泼斯坦来写传记

【编者按】

        1992年，受宋庆龄生前委托，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又名：艾培）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宋庆龄一向低调，很多作家向她表示要为她写传，都被她拒绝了。但在临终，她却三次写信，要求爱泼斯坦，这位出生在波兰的知名记者、作家为她写传。这是为什么？

        最近，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爱泼斯坦与宋庆龄传记》，由爱泼斯坦的妻子黄浣碧口述，记录了爱泼斯坦与宋庆龄的友谊，以及他给宋庆龄写传十年的经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得授权选摘其中部分章节。

        熟悉宋庆龄的人都知道，宋庆龄是一个非常低调与谨慎的人，从来不事张扬。她喜欢写信，但从不在信中谈及机密与重要事情。在宋庆龄致友人的几乎每封信后，她都会习惯性地写上一句“阅后销毁”。她对自己的照片也总是很慎重地对待——一是不轻易拍照，二是未经她本人准许，绝不允许她的照片随便对外。

        1976年，宋庆龄回到上海期间，曾在自己淮海中路的寓所亲自销毁了大批私人信件与资料。

        她对自己的身后事，在生前早已做好安排。早在中山陵建造时，她就不参与意见，她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沾国父孙中山的光，没动过与国父合葬的念头，更不曾想过去惊动中山陵。那时她就打定了主意，百年之后，遵从当初与父母家人的商定，落葬在家族的墓地，永远陪伴着父母，与父母家人一道。

        以她的个性，她不会为自己树碑立传，且多年以来，海内外无数人试图说服她，要求为她写传，其中，不乏名人与大家，可是都被她一概拒绝。但是，在1975年5月，宋庆龄却正式向艾培提出，请他为自己写传。这似乎不像宋庆龄的作风，但这的确是事实。

话题的提起

        宋庆龄最早向艾培提出写传的事是在1975年5月28日。

        宋庆龄在给艾培的信中说：

        亲爱的朋友：

        读了你的短信很感欣慰。一些出版社负责人和作家曾和我联系，他们甚至还派代表到我这里来，劝我让他们来写我的传记。这些人我都拒绝会见，并向他们说明“我要自己写回忆录”，以此作挡箭牌。

        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我。

        等我们有时间，我会写信约你单独来谈谈。

        向你致以爱意。

        当时艾培并未表态，因为这是宋庆龄首次自己提及写传的意向，同时她在信中的语气似乎并不十分急迫，也没有要求艾培表态。

        宋庆龄第二次提及写传是1980年9月17日。那天，宋庆龄给艾培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她又旧话重提，请艾培为自己写传。她说：“无论如何，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记。因为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

        有趣的是，艾培接到信后因为匆忙，并没有将信全文通阅，而是只看了信的前半部分后，就急忙按照宋庆龄信中的要求去处理交办的事去了，压根没有看到关于写传的这部分内容，因此也就没有做出反应。等到他忙完了事情，准备写信向宋庆龄汇报事情处理结果时，重新把来信再回看一遍时，才看到了有关写传的这部分内容。

        艾培说，面对宋庆龄交给自己的重托，他此时的第一反应是受信任。他知道，几十年中，世界上无数比他知名的人一直要求为宋庆龄写传，但是都遭到拒绝。而此刻，宋庆龄却选择了自己，要求自己为她写传。他很感动，被宋庆龄对自己的友情和信任所深深地感动。当然他也明白，这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责任。他只觉得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艾培很认真、很慎重地经过考虑，写了一封长信，回复了宋庆龄。同时，把自己对如何写传的思考与计划一并做了汇报。1980年9月20日，艾培给宋庆龄写了回信，他向宋庆龄表示：“非常乐意做这件事，我会把我的能力和精力都无保留地投入其中。”

        宋庆龄于当月25日高兴地回信表示感谢。这是宋庆龄给艾培的关于写传的第三封信。在信里，宋庆龄完全同意艾培草拟的写作方案，同时表示：“我终于可以写信告诉你，我多么骄傲和高兴，因为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同意为我写传记了。所有的自传都免不了表现出自我中心，所以还是让我所信任的朋友来写我的传记。我现在过于疲乏，不能经常地坐下来回答问题，但我随时都准备解答你想要问的任何问题。”

 “我最信任的人”

        宋庆龄为什么会选中爱泼斯坦为自己写传？这是一个经常被人问及的话题。

        在1980年9月25日的信中，宋庆龄也毫不避讳，她坦率地向艾培披露了友人的质疑：“当然，在同志们中间关于谁来写我的传记有争执，但我根本不想讨论这件事。”

        用宋庆龄自己的回答是：“信任”。“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我。”

        的确，信任与了解，我认为是宋庆龄选中艾培为她写传的最主要的原因。

        艾培从23岁开始，曾与宋庆龄共同奋战了将近半个世纪。

        艾培与宋庆龄的结缘，始于斯诺。最早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虽然，那时两人没有见面，彼此只是通过文章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对彼此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倾向有了最初也是直观的印象。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8年的9月，是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关头，也正是在宋庆龄创办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的最初时期。那年，艾培23岁，他应宋庆龄之邀，担任了机构的中央委员，他是当时机构领导成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从此，艾培跟随宋庆龄，并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在她创办的机构里工作了一辈子，直至他走完人生的最后阶段。他是在宋庆龄领导的机构里从创建起就参加，并且工作时间最久的人。从1938至1981年，艾培与宋庆龄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共同经历过许多事——

        1938年9月18日，在广州，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而组织的声势浩大的大游行；

        1938年9月19日，陪同宋庆龄到广州码头迎接印度国大党派来的援华医疗队；

        1938年底来到香港，参加“保盟”，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编辑《保盟通讯》；

        1942年初，辗转到达重庆，继续担任“保盟”中央委员，为“保盟”的宣传工作出力；

        1944年，赴延安采访时，代表宋庆龄向毛泽东转达她的问候，征求如何更有效帮助延安的意见，并带回了毛泽东开给宋庆龄的所需援助的物品清单；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美国编辑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报告《孙夫人的报告》，努力为基金会筹款；

        1946年起，多次协助宋庆龄应对国外媒体的诽谤与中伤；

        1949年，当美国政府插手切断对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援助渠道时，积极筹备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

        1951年，重返中国，一起创办《中国建设》杂志，为办好《中国建设》杂志殚精竭虑半个世纪；

        1951年9月18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见证了宋庆龄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宋庆龄当场宣布将全部奖金10万卢布捐出，用于妇幼福利事业，并请艾培替她珍藏获奖仪式上的照片；

        1956年起，每逢孙中山诞辰纪念，即协助撰写纪念文章与发言；

        1978年，共同回顾机构发展，撰写会庆40周年纪念文章；

        1980年，为《人物》杂志拟写介绍宋庆龄的专题；

        1981年，为宋庆龄拟写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答词；

        几十年来关心和帮助共同的朋友……

        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如斯诺夫妇、格兰尼奇夫妇、有吉幸治、杨孟东、路易·艾黎、耿丽淑、马海德夫妇、米勒夫妇、斯特朗、史沫特莱、贝特兰、周恩来夫妇、廖梦醒和廖承志姐弟、邓文钊父子、陈乙明、陈翰笙，陈志昆一家等等。

        在几十年的交往过程中，宋庆龄十分了解艾培的为人与行事风格，特别是对艾培的文字功夫与写作能力，不仅熟知而且欣赏。她知道，艾培的写作态度很严谨，长期的新闻与编辑工作经历，培养了他追求真实与准确的习惯。况且，从他写作并出版的书籍名称就可以知道他所热衷与关注的话题：《人民之战》、《我访问了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西藏的转变》等等，她完全清楚艾培一向不关心鸡零狗碎的八卦小道消息，他绝不会为了迎合读者而附庸低级趣味。传记到他手里，绝不会写歪。

        宋庆龄与艾培对新闻、写作与阅读方面都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经常交流阅读心得以及国外最新出版的书刊和知名作家的信息。

        他们在对外宣传报道方面有着相同的观点，在坚持《中国建设》杂志独特的定位与风格的努力中，他们经常共同探讨与磋商。他们往往为了一篇重要的稿件，反复推敲和修改。宋庆龄也曾多次放手请艾培代拟文章、起草信函、修改润色。特别是他们在共同应对一些造谣诽谤的事件的过程中，曾无数次一起讨论与斟酌，宋庆龄对艾培的文笔、写作风格以及对事物的分析、描述和把握分寸的能力十分了解，完全放心。她也很明白，艾培完全熟悉和了解自己的想法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路与把握的尺度。

        早年，大约在1951年时，艾培为向海外推销与介绍《中国建设》杂志，曾为宋庆龄写过一份简介。当年的那份简介经过宋庆龄的亲自审阅与确定。

        后来，在回击与澄清海外各种书刊、文章中伤和诽谤宋庆龄的事件中，宋庆龄曾多次向艾培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具体细节，要求他据此为其代拟信函。如1946年9月，美国一刊物专栏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对宋庆龄进行了诽谤。宋庆龄写信给艾培与邱茉莉（艾培的夫人），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并商量如何回击。

        1970年代，为了澄清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的不实描写与内容，宋庆龄曾多次与艾培商讨如何应对。

        之后宋庆龄又针对希夫林的不实描写，请艾培写信更正。

        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他们一直保持通信的习惯，即使同在一个城市，也经常用信件沟通信息。

        特别是艾培曾应邀在1980年《人物》第三期写了《我所了解的宋庆龄》一文，事前征求过宋庆龄的意见，完稿后又交宋庆龄审阅，宋庆龄完全赞同，并补充了内容。所以宋庆龄对将自己的传记交给艾培写，心中完全有底，非常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