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忆战后回德犹太思想家：回来的流亡者具有非凡意义

        1930-1940年代，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驱逐和屠杀，损失和摧毁了德国不止一代智力群体。当战争结束，家园重建，反犹思想销匿，那些知识界的幸存者是否还愿意回家，或者以客人的身份是否还愿意回德国？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联邦德国初期犹太背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回归》（Philosophers And Sociologists of Jewish Background As Returnees in the Early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 Recollection）的这本文集中，回忆了1950年代回归德国的犹太裔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故事。该书英文版即将由剑桥政体出版社出版。

        在尤尔根·哈贝马斯看来，不能亲身经历犹太人流亡故事的他，即便说起这些流亡者，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延续”。他相信回来的流亡者对于下一代会有非凡的意义。“当他们回到曾把他们驱逐出境的家园，这些犹太移民便成为对他们下一代而言最有力的叙事者。”

回来的人和受限的学术影响力

        犹太人是作为哲学家的民族。长期以来，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被称为“德国的苏格拉底”，他在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和近代犹太史上举足轻重。在他之后，被迫辗转于世界各地的犹太民族似在映证他们真是最善于学习和灵活运用哲学的民族。“犹太人在摩西·门德尔松后还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哈贝马斯说，比如1928年在捍卫魏玛共和民主的法治基础时，从欧洲启蒙运动汲取思想基础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929年在瑞士的达沃斯，卡西尔与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还曾展开一场举世瞩目的辩论：究竟是新康德主义者对康德的知识论解读误解了康德，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读误解了康德？

        回到德国，这些犹太裔哲学家的命运也不大不相同。大多数移民在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头几年时便决定“回家”，尽管他们之中很少人收到“回家的邀请”。1949年到1953年之间，犹太裔哲学家如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赫尔穆特·库恩（Helmut Kuhn）、兰德曼 （Michael Landmann）、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和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纷纷从流亡之地回到德国法兰克福、埃朗根、慕尼黑、柏林、海德堡或哥廷根这些地方。

        由于犹太人身份，卡尔·洛维特于1930年代开始流亡，到过意大利、日本、美国，1950年代才返德国。他的著作之一《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批判现代的历史观，明确历史哲学与历史神学的关联。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进程的阐释反映了犹太教—基督教解释历史的普遍图式，因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用经济学语言包装的朝向终极目标前进的救赎史。他的另一部作品《从黑格尔到尼采》则反映了年轻时卡尔·洛维特对于“人”作为个体的研究兴趣。在哈贝马斯看来，卡尔·洛维特作品的实际影响力远远大于著作出版时的效应。而曾因父亲犹太裔身份被撤教职的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和马克斯·舍勒都是哲学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无论普莱斯纳的早期作品《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还是《笑与哭》，至今依然很有价值。但在当时，这些作品的影响力都被限制了。

        恩斯特·布洛赫于1949年回到莱比锡城，他算是一个特例。他在辗转流徙的一生中出版了大量著作，最有代表性的有《乌托邦的精神》、《主体——客体》、《希望的原理》等。著名出版人西格弗里德·温赛尔德（Siegfried Unseld）曾表示自己最崇拜的哲学家就是恩斯特·布洛赫。在学生运动中，这些著作会被卖地特别火热。“回顾过去，我们或许会说恩斯特·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但在学术圈内留下的痕迹还是太少。”

        另外，例如社会学家朱利叶斯·卡夫（Julius Kraft）、 Gottfried Salomon-Delatour和西尔伯曼（Alphons Silbermann），只有在1957年和1958年才恢复他们在法兰克福和科隆大学的教职。社会学家诺博特·伊里亚思（Norbert Elias）退休后才出版了平装版《文明的进程》。哲学家Ulrich Sonnemann长期以来被定义为学术圈的局外人。

        又比如，20世纪著名的犹太哲学家京特·安德斯是德国犹太儿童心理学奠基人威廉·施泰恩之子。早年师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并于1923年在胡塞尔门下获得现象学博士学位，1930年与汉娜·阿伦特结婚，并从事哲学人类学和艺术哲学研究。1933年全家与表兄瓦尔特·本雅明一起流亡法国。到了1950年，京特·安德斯已经完成了他在胡塞尔指导下的博士学位并回到维也纳，但依然没能够在以德语为主流语言的大学中立足。       

流亡之人的学术素养

        说起德国政治文化活动的进展，哈贝马斯回忆起两次讲座。一次于1956年同时在法兰克福和海德堡大学举办，是为了庆祝弗洛伊德百年诞辰。另一次是在1964年的夏季学期，赫伯特·马尔库塞在海德堡大学做了一场演讲。“我估计，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关联性可能超出了我的想象。”

        1956年，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和德国心理分析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邀请了来自美国、英国和瑞士精神分析方面的国际精英进行演讲。哈贝马斯形容为：“智慧就如同山洪暴发一般”。“为了理解观众的学术兴趣，你必须记得当时的精神分析学正处于科学的黄金时代，精神分析学更是国际上公认的阐述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键。从最广泛意义上来说，它解释了关于政治的问题。当然，智力的迸发并不是直接的。” 哈贝马斯分析说。

        也是在那次演讲活动中，哈贝马斯第一次见到马尔库塞。马尔库塞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犹太人家庭，接受过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指导。1934年，由于德国纳粹的反犹主义日益猖獗，马尔库塞流亡到美国。哈贝马斯表示，在“老”法兰克福学派看来，马尔库塞是一个在哲学研究中一直坚持传统科学标准的人。19世纪40年代初，他写了《理性与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与卡尔·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相似。“如果没有这样的科学素养，马尔库塞关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演讲在八年后就不会遇到来自像我一样的年轻一代的响应，然后产生至今仍在热烈讨论的历史影响。”

        八年后，在海德堡1964年的国际社会学大会上，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被接受情况悄然改变。赫伯特·马尔库塞和不少社会学家一致认为马克斯·韦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学的“经典作家”。会上其实还凸显了犹太移民之间的辩论，赫伯特·马尔库塞和雷恩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就有了意见分歧。不过，在1964年，马尔库塞的学术影响力渐渐打开。哈贝马斯回忆：“我记得1964年是学生运动的潜伏期。当时还没有人说‘资本主义’，首选术语是‘先进的工业社会’。”马尔库塞深受学生运动的影响，在出版于1964年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就指出，整个社会正在从兼具否定与肯定的“双面社会”变成只有肯定的“单面社会”，一切都在为既定现实进行辩护和论证。而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对现实持“绝对拒绝”的态度。

        由此，犹太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流亡之旅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学术热情和科学素养。“我们至少要清楚一件事：除了这个被‘丢弃的种族’，还有谁能在学术道德传统崩溃之际对那些黑暗有更感性、更深刻的理解？” 哈贝马斯问，“犹太人后代将从他们的父辈那学习如何从学术传统堕落中分辨那些值得继续学习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