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图案亲历者：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不让他报警

        20日晚8点，闫峰安顿好和他住在一起的亲戚，出现在记者面前。

        他尽量耐心地接受询问，除非一些他极不愿再提起的细节，才会说：“这个，不想再回忆了。”

        他一直认为，配合媒体采访，是帮助呼格家人的一种方式，也是他在18年之后，对九泉之下的呼格，尚能尽到的兄弟情谊。

        但鲜为人知的是，作为那场意外事件的亲历者，他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急转而下。

        18年前，他和呼格因年纪相仿、境遇相似，成为“有钱一起花”的好兄弟。

        事发那晚，他们不想在食堂吃饭，去喝了几两酒，呼格酒后还给他买了泡泡糖“去味儿”。

        案发后，他和呼格曾被分别安排在两个房间问话。那一夜，他和呼格的恐惧感是同在的：他双脚发抖的同时，也清晰地听到呼格那里传来的异响，还曾见到他从未见过的面色发黑的呼格。

        多年之后，这些场景，闫峰还是能记得分明。

        呼格案发生后不久，闫峰离开了烟卷厂。那里曾是他的梦想，他觉得呼格大约也是这么想的：只要熬上几年，就能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也就有了“铁饭碗”。

        那时候，呼和浩特当地的媒体刊发了呼格案的报道，其中描述的许多细节，至今让闫峰耿耿于怀。“都是虚构的。”他强调。

        闫峰说，他的离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舆论压力大”。

        而后的这些年，闫峰的生活基本是在换工作中度过的。每一份零工，收入大多不理想，他最多干上两年就会换。如今，已近40岁的闫峰，依旧单身。

        闫峰并不讳言，他这些年过得不好。这也会加深他对呼格的思念，“经常就想，要是我当年拉住了呼格，不让他报警，也许我们现在都好好的，各自有家庭，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们还是无话不聊的朋友。”

审讯室里传来呼格的呻吟声

        澎湃新闻：你和呼格的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闫峰：有钱一起花。我俩是同一时间进厂的，他可能就比我小几天，那时候上班下班都在一起玩。

        澎湃新闻：那晚呼格为什么会去厕所？

        闫峰：我们那天要值班到晚上，就出去吃了饭，喝了点酒。回工厂时，我让呼格去买泡泡糖，我先回了厂区。

        大概十分钟的样子，他回来了，把泡泡糖给了我。没过一会儿，他又来找我，让我和他一起出去。我问他啥事，他也不肯说。

        一直走到毛纺厂女厕所那边，他才告诉我，他准备回家拿钥匙，听到有厕所里有女人的叫声，一定出事了。

        我胆子小，怕惹事，就跟他说别管了，但他一定要进去看看。

        这时候，正好有两个老太太来上厕所，没一会儿，她们也出来了。我就跟呼格说，看样子没事了，咱们回去吧。

        呼格说，里面一定出事了，让我和他一起进厕所。进去后，我喊了两嗓子，没人应，就拿出一个打火机照了一下，结果看见一个光着下半身的女尸，我们吓得跑了出去。

        澎湃新闻：然后警察就找到了你们？

        闫峰：不是的。呼格坚持要报案，他去岗亭时，警察一开始还不理他，后来才有警察过去。

        呼格让我回厂里给他请个假，我就回去把这事跟领导说了。再晚一点的时候，警察就过来找到了我，把我也带走了。

        澎湃新闻：你后来见到了呼格吗？

        闫峰：一开始没有，我们被关在不同的房间。一样的问题，警察问了我十几遍。我那时还能听到呼格的房间里传来他的呻吟声，还有桌椅剧烈挪动的声音。我想他肯定挨打了，我自己也紧张得双腿发抖。

        第二天早晨，一个警察带我去找领导签字，让我先回去，但要随传随到。

        开门的一瞬间，我看见呼格蹲在审讯室的暖气管前，双手伸到背后铐住，头上戴着摩托车头盔，脸很黑，就是那种不正常的黑，我从没见过他有这种脸色。

警察9年后再找上门，“案子闹错了？”

        澎湃新闻：再后来呢？

        闫峰：大概十来天后，我就看到了报纸。那上面说的很多都是假的，说什么警察将目光扫向我们两个人，当时我们进了警局就一直被分开，怎么可能同时扫到我们两个人？

        我跟身边的人解释，报纸上是瞎写的，但没人相信。

        澎湃新闻：你认为是呼格杀的人吗？

        闫峰：2005年之前，我也有点摇摆。因为都说他自己都招供了，警察也说有血型鉴定什么的，那时候我还是很相信警察的，总觉得他们不会乱抓人，肯定是有证据的。

        但2005年，我看到赵志红的案子后，就觉得他们办错了。那么接近的时间，一样的地点，一样的情节，哪来那么巧的事？

        澎湃新闻：警察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

        闫峰：差不多也就是赵志红案出来的时候，市局的人联系到我，又把我叫去问了一些情况。

        当时他们还问我“这次把你叫来，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我就说，你们是不是案子闹错了。

        他们也没回答，就让我先回去，还说这事先不要向外说。

如果可以重来……

        澎湃新闻：你还留在烟卷厂工作吗？

        闫峰：1996年5月份，也就是案发一个多月后吧，我就离开了。那时报纸登了这事，还写了我的名字，身边的人看到我就说这事，我觉得压力很大，就辞职了。

        澎湃新闻：现在做什么？

        闫峰：到处打零工，收入不高，最多能干到两年就会换。有时想想，呼格这件事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澎湃新闻：转折点？

        闫峰：我经常就在想，如果没有这件事，我和呼格应该都已经有了各自的家庭。不说能有多大的富贵，日子至少应该还凑活。哎……

        如果可以重来，我那天一定会拉住呼格，不让他进厕所，不让他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