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纽约大学美方校长：中国通识教育改革不能摸着石头过河

        11月18日下午，上海纽约大学美方校长杰弗里·雷蒙（Jeffrey Lehman）教授来到复旦大学，做了一场关于他在自己的大学如何构建通识教育的演说，被郑重地安排为“复旦通识大讲堂”第一讲。讲座后，雷蒙又和复旦大学的教授们小范围坐而论道，思想碰撞中看点颇多。

        雷蒙是那种非常照顾非英语母语听众的演说家，语速不紧不慢，条理清晰，层层细化。不到一小时的讲座从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出发，讲到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实施结构与具体课程内容，内容高度精炼且体系完备，可见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还不止一次地强调，今天说的这套通识教育是他个人的想法，乐见别人自有一套。

        他说，职业教育就像一束激光，明确、有力、实用却难免非常狭窄，好的职业教育在现代社会也许能满足学生未来10年的就业需要。然而世事多变，这种目的明确的教育对一个人的有用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衰减。立足于通识教育的本科教育，就算三言两语说不清具体的用处，却为学生整个人生做知性与德性的准备，对学生实现个人价值的帮助也不分职场内外，这种教育对人生具有全方位的、永不过期的价值。

        那么这位资深校长认为通识教育应该如何实施？正如雷蒙的演说风格所体现的高度系统性，他理想的大学通识教育尤其重视课程、知识间的结构关联和学习的整全性。他着重指出现在许多人误以为通识教育就是自由地选择课程，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自由”根本不是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这些都弄错了。“比选择更重要的是教育的要求和标准”应该要通过具有结构和次第等一系列规定性的学习，塑造人格，扩展心智，从而才有可能获得独立思考的“自由”。这套论述在西方，从十九世纪的纽曼第一次提出自由教育的大学之理想开始传承至今，几乎是西方精英大学中不言自明的常识。

美德

        至此，雷蒙对通识教育的表述简明精准还不见得有特异之处，那么接下来他说，世界一流本科教育培养学生的目标要素有三：知识（knowledge）、能力（skill）、美德（virtual）——“美德”作为现代大学教育的目标被堂而皇之地提出来，着实抓眼球。地道的美国人对于公开主张美德甚至宗教相关的教育问题通常会非常谨慎。雷蒙曾担任过康奈尔大学校长、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及终身教授，还是华盛顿执业律师，做过美国最高法院副大法官约翰·史蒂芬的书记员，当然深谙美国主流的多元主义信条和讲台上的雷区。在提倡多元文化和价值无涉的美国语境中讨论美德的培养，若不是带有一种化民成俗的精英使命感，恐怕不足以拿出勇气和智慧亮明自己的价值立场吧。不过雷蒙也了解中国文化，他大概心中有数，在中国的语境中一个教育家谈论这些内容不仅自然而然，而且我们还会饶有兴致地听。

        雷蒙的美德教育目标归结为一条就是“自我认同并被他人认可”，具体清单译成中文是：“将心比心的胸怀；谦虚谨慎的态度；慷慨大度的气魄；一往无前的勇气；真诚无私的情操；探索未知的渴望”。这些品格中正而突出包容性，从肯定自我出发到达与他人的和谐共处，既接续着西方纽曼以来的绅士教育理想，放在中国文化中来看也并不牵强。在其后的座谈中，雷蒙诚恳地说，对下一代的美德教育确实非常不易，可是现代社会如果学校不努力承担起这份责任，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他一面以美国式的修辞表示自己的清单和方案是他个人的信念，并不绝对，一面作为大学校长自信地实施着这套教育目标。

        至于美德的教学方式，陈词滥调的说教是没有指望的。他要求学生直接阅读经典而不是二手转述的教材。他提到一些学生上大学后对思想政治类课程怀有抵触情绪，因为从小到大同样名字的课程都上过好几遍了，但是在大学里若能采取读原典的方式，直接倾听那些伟大人物自己的言语将带来完全不同以往的触动。就美德教育目标而言，尤其重要的不是大道理，而是人格化的榜样，要通过承载着思想的语言去接近背后那个“人”。把握住了“人”，道理才不至于空泛或走向极端，这也是要求学生直面原典的道理。

中西

        雷蒙不仅主持设计了包括社会和文化基础、数学、科学、语言及英语写作5个方面的通识教育体系，还亲自担任了其中最主要的“全球视野下的社会与文化”课程教师。这门课所有学生必修，贯穿整个大学一年级，具有立体的教学结构：包括每周一次75分钟的课堂讲授，以及每周分小组研讨和分小组英语写作练习各两次。为此，学生每周课后大约要花16个小时来完成阅读、写作、预复习等功课。他说自己身体力行地把知识、能力和美德三方面的目标尽可能“化”在这门课里面。我们仔细浏览了课程的大纲，包括这些议题和相关文本：人类本性（亚当·斯密、荀子）；偏爱与兼爱（墨子、Susan Wolf）；绝对律令与功利主义（康德、边沁）；相对主义与普遍主义（James Rachels、Steven Pinker）；服从与抵抗（Stanley Milgram、Lawrence Blum）；家庭义务（《孝经》、Jane English）；比较优势与外部性的内化（大卫·李嘉图、Susan Wolf）；全球贫困；对地球和下一代的义务；动物权利；平等；性别；多种信仰体系；宗教与科学；个人财产；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对主义与全球主义；技术与劳工等。

        问题就来了，在通识教育的必修课上为什么这些议题比其他议题更重要？假定不懂康德，会不会影响一个学生成为心智健全的乃至伟大的人？雷蒙对此谦逊地说：“我不能说这些内容是必要的，但我敢说它们是有价值的。”话虽如此，从全体必修及学习强度可见，“全球视野下的社会与文化”是承载上海纽约大学通识教育理念与目标的关键课程。它的总体框架是西方的，内容浓缩了一个美国知识精英在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和历史文化方面的心得。雷蒙努力地兼顾中西，设法在一系列西方思想史上重大议题中掺入了一些中国内容作为对照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至于培育全球化视野下跨文化人才，从概念、议题到思想内涵都脱胎于美国的版本，或者说这种淡化民族文化归属性的姿态本身并不等于没有立场。在成为跨文化的全球领袖人才之前，人总是首先在一种文化中获得安身立命之本，相信雷蒙自己也不例外。

        值得称道的是，上海纽约大学的通识课程与复旦大学六个模块的通识教育都是依据一定的育人理念与目标而设计并细化落实。虽然现存的任何方案都不具有绝对性、永恒性，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偏颇，当今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中庸之道尚在探索途中，一所大学却不能因此规避对理念的深思熟虑和言说。仅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方式去建设，会导致通识教育在有了一定的非专业选修课之后失去方向和标准。在教育上若不能立言，大学这个组织将失去灵魂和感召力，立德树人的理想就难免在实践中松脱掉。

古今

        在整个讲座中，雷蒙始终注重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的知识与能力以及包容异文化的德性培养。从一流高等教育的定位出发，我们不仅要问，究竟是现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更大，还是历史上伟大经典与平庸作品之间的差异更大？前者在一般意义上拓宽人生实现的地理范围，后者则在崇高的意义上标识出人生价值镌刻进历史的深度，当然两者是相互关联互补的。最好的大学通识教育要让学生能够打开古典视野，体悟古今之辨，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中西之别。座谈时，雷蒙刚就坐就发问：“复旦通识教育的模块设计中更多的是古典还是现代的内容？”我们立刻意识到他其实很明白如何拿捏古今分寸是当今大学通识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好在这一点上复旦的设计向来是有考虑的，我们告诉雷蒙，用成规模、成体系的古典面向的通识课程来调理急功近利的“现代病”已渐渐渗入了复旦的精神。

        有了共同语言，接下来雷蒙讲的更令人叫绝。针对大一新生不容易适应“全球视野下的社会与文化”课程要求，对思想性原典读不进去的问题，他尝试安排了一个热身环节，居然让学生演习古希腊著名悲剧《安提戈涅》！不愧是法学家出身的雷蒙，这个戏剧承载了自然法与习俗法之争的重大张力，作为西方古典思想的火种，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古典悲剧中炽烈的艺术感染力对学生心灵的震撼可想而知。雷蒙自豪地说，他的试验很有收获，特别是中国学生因此变得自信、自强，还开始严肃地思考重大问题——虽然这种“打开方式”非常西化，却创造了通识教育得以有效施展的绝佳契机。

        雷蒙的讲座这样总结：“通识教育没有一个完美模型。每个学校都应该为自己的学生悉心打造最适合他们的教育方式，给予他们必要的知识、技能、美德，从而使他们能够经历有价值、有贡献的人生。”承认不完美，修辞立其诚，雷蒙作为校长堂堂地给出了他的一套理念与方案。这对于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建设达到多元的繁荣是十分务实且有益的启示。眼下许许多多开始建设通识教育的中国大学都会像政治家那样摸着石头过河先做起来，最缺的恰恰是像哲学家那样自觉自审、系统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