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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可以培养作家吗?看严歌苓就知道了

澎湃新闻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2014-11-27 17:35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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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下午,作家、编剧严歌苓正式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作为当年研究生班同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主持了入校仪式。在一些批评家看来,严歌苓的作品在小说写作上具有“教材性质”。

        
“跨越文化的思考与超越性别的书写”学术研讨会合影。  
研讨会现场。右一为严歌苓,右二为莫言。

    

        11月26日下午,作家严歌苓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聘书。担任驻校作家期间,严歌苓在北师大将拥有独立办公室可以进行写作与研究。同时也将面向学生举行写作的讲座与交流活动。入校仪式后举行了“跨越文化的思考与超越性别的书写”学术研讨会。

        严歌苓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与莫言、余华等是同班同学。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于2013年5月成立,莫言任中心主任,邀请了老朋友贾平凹、余华等担任驻校作家,而此次请回严歌苓,莫言自道是一个惊喜,因为即便做同学时,他在校园里遇到严歌苓的次数也不超过10次;而严歌苓则感慨,当年大家同学时还都是青年作家,如今都已成了老作家。

        电影《金陵十三钗》、《归来》的文学策划周晓枫透露,导演张艺谋常在背后感慨,合作过的作家中,严歌苓是最大气的一个。周晓枫表示,有些作品难以改编,是因为创作者过于高屋建瓴而没有血肉、没有呼吸,而严歌苓最难能可贵的是,她笔下的人物有特别丰富的感情含量,“从最简单的人物感情入手,看起来太ABC、太起点了,但这却是她在写作上的本分和坚持。”

文学能不能学?

        “严歌苓能来给写作专业的研究生讲课,确实是一个福音。她是真懂小说技术,我们是懵头懵脑地凭着感觉去写,她一定可以条理清晰地给大家进行写作技术方面的指导。”莫言在严歌苓入校受聘仪式时评价。

        在中国的50后作家中,严歌苓是最为系统接受写作训练的人之一。她198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获艺术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之作家研究生班。她的履历,对于“文学能不能学”看似是一个最好的回答:创作力旺盛到令莫言这样的诺奖得主都“自愧不如”,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出版,获数十个海内外文学大奖。同时,她也是美国电影编剧协会会员,来预定改编版权的导演络绎不绝,哪怕她的小说还只在创作中。以《归来》、《金陵十三钗》的文学策划周晓枫的话说,“很多人见到严歌苓就像是饿汉一样的围拢过来。”

        但严歌苓认为,学习写作有一定的门槛,“比如我当年考舞蹈,你必须得有舞蹈演员的天生条件,要有长腿,要有柔韧度,要有弹跳力,要有爆发力,这是基础。如果你没有这些基础,这个门根本就不要跨。”

        在具备了这样的“跨门”条件之后,则需要进行刻苦的训练,不辞辛苦,学习很多参照对象,才能成为可以登上舞台的舞蹈家。作家也是如此,具有写作才能的人,写作课程对其非常有益:“人是懒惰的,在学校里,有阅读的纪律,有讨论的环境,有不断写作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在不断写作的过程中改善自己,确立一种写的纪律和方式。在大量的阅读当中,一边写一边参考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使人少走弯路,摸索的时候不那么艰苦。”严歌苓总结。

        但她又进一步认为,写作课程能够解决写作中的基本问题,比如视角转换等技巧,减少一个写作者自我摸索的阶段,“但就像电影导演一样,最终能不能成为大导演,这是教不了的。”

        严歌苓表示,她很愿意与学生一起解决怎样写的问题,“怎样写是最有趣的东西,体现了你个人的文字风格,体现了你个人的审美情趣。在相互的讨论当中,可以有很多有趣的进展。我看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趁活着讲故事》,他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文学的思考和讨论,而校园正是能够提供这种滋养的场所,是文学知识和文学流行最快传播的地方。我能回到校园,和我的朋友们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做这件事,我感觉非常快乐。”

怎么学严歌苓

        在一些批评家看来,严歌苓的作品在小说写作上具有“教材性质”。如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严歌苓的作品技巧性非常强,不仅解决了中国小说最难解决的结构问题,且细节与语言之准确有力,足可推动叙事自己前进。“对广大的学习创意写作的人来说,严歌苓的小说是最生动的第一课。”陈晓明说。

        陈晓明尤其赞赏严歌苓小说中的动词使用,相比很多作家使用名词、形容词写小说,严歌苓则用的是动词,“严歌苓的动词不是局部使用,而是上升为情节结构的关键点,就几个关键的动词,就能够把整个作品的结构、人物的命运、情节的走向、情节的反转建立起来。”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认为,严歌苓的爱用、善用动词,与她对英语的领悟有关系,也对她跟影视叙事的领悟有关系。贺绍俊介绍,严歌苓的写作中体现了多重文化的叠加。在语言上,作为一个中英双语写作的作家,严歌苓将英语语言特点纳入汉语写作之中,使白话文与翻译体这两种原本不太融合的语言方式变得顺畅;另一方面,对多数中国作家,影视叙事是他们的弱项,但严歌苓却可以很好地将影视叙事和文学叙事结合起来,吸收彼此的优点。“这种多重文化的叠加是她的独到之处,也带来了她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多方面的,因此具有独有的价值。”

        除了写作技巧与多重文化身份,令在场作家、学者感慨的,是严歌苓的敬业。作家白烨介绍,在严歌苓出国之前,已经写了20多部长篇小说,“这个创作数量放在中国任何一个作家身上都是少有的。”严歌苓出国之后的创作,也与此类作家通常描述海外、留学生活的作品不同,在白烨看来,“给你的感觉是好像离开了,但作品又离我们更近了。她的作品不断介入中国当代文学生活到社会生活,这么强的介入,在海外作家中,除了严歌苓之外,确实找不到第二个。”

        而作家格非感慨自己阅读严歌苓作品时,疑惑她的创作题材为什么可以这么广泛。在一起去过西班牙与德国之后,与她进行了交流,才知道严歌苓为所有作品都进行大量调查:“她为了一个作品的写作会在一个村庄里住上很久;为了理解一个运动员或者体育项目,她会花很多精力去调查、查阅文献,或者是参与体育项目的过程,她会花很多精力。严歌苓的写作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最先进的一种写作方式。在大家的生活经历都差不多的环境下,调查走访将是未来写作的重要方向,严歌苓已经先走了一步。”

        《文学评论》编辑刘艳认为,近年来,国内很多作家写作过于依赖于新闻资料,但直接将新闻或现实用于小说,可能更是创作之弊病。“这种貌似深刻的写作,不管文笔多么洗练,内心的慌张还是可以感觉到了。严歌苓特别可贵的是她特别重视用亲身体验来写小说。为了写《妈阁是座城》,她真的去赌博,输掉了好多的钱。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最难学的作家

        但除了严歌苓好学的一些技巧、经验,陈晓明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严歌苓又是最难学的作家。“难学在于她的跨性别、跨文化。”

        陈晓明认为,二战对于欧洲作家,是一个书写的富矿,不管是理论上或创作上都有很大的探索,“包括苏联也有卓越的作品出现。”但在中国,有关二战的叙事,似乎就被“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类叙述所一统,几乎封闭了其他的书写。在当代文学中,逐渐出现各种作品去打开这种封闭,而“严歌苓的打开犹为独特和出色”。

        陈晓明以《小姨多鹤》为例,介绍严歌苓的历史视野,在一个流落中国的日本少女的命运中,嵌进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二战之后的历史命运。“她是在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背景下来书写女性的命运,将女性的命运和历史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尤其她的二十世纪并不是简单的编年史,也不是固定的历史套路,而是在历史变动的进程中,书写女性、人类命运。历史在不断地变异、不断地展开,并且和人物的命运镶嵌在一起。”

        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认为,《小姨多鹤》到现在仍是一部被低估的作品,至今很少有评论者进入小说的核心。他以严歌苓1994年的短篇小说《女房东》为例,证明严歌苓在当时的女性写作,仍然是与陈染、林白等一致,“借用男性的讲述方式和价值观,逆向讲一个故事。”但到《小姨多鹤》,却体现了作者跨文化的思考和超越性别的写作。孟繁华赞同陈晓明的观点,认为过去的战争文学中没有像《小姨多鹤》这样去思考战争的。“我们过去只讲正义战争、侵略战争、反侵略战争。只要命名为侵略战争的时候,可以血流成河,杀人如麻,对战争的狂热在我们的作品中得到了非常夸张的书写,一个最具体的或者极端的例子就是请战书像雪片般的飞向连队。在《敌后武功队》《烈火金刚》这样的二流的抗日战争作品里都能看到。对于二战我们之所以没有写出经典作品,就是因为我们的历史观、价值观是存在问题的。”

        孟繁华认为,所谓小说结构,更包含内在结构,即历史观与价值观,“有的是我们不能超越的,像战争的问题、国共两党内战的问题。这个历史观,如果谁想超越,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长篇小说里写二战的作品,几乎都是二流作品。”

        而《小姨多鹤》所处理的是一个战争的边缘问题,战争结束之后怎么办?多鹤作为二战遗留下来的日本少女,她经历了中国从二战结束之后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漫长历史过程,而她所经历的苦难远远多于中国人的苦难。而这个往往会隐含国家民族诉求或价值判断的故事,在严歌苓笔下能感动那么多人,是因为严歌苓的跨文化、超性别的意识。“严歌苓处理史观和价值观的问题,是特别值得当下的大陆作家去认真分析、理解和学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二战重新再写起,我们的内战再重新写起,‘文革’再重新写起的时候,可能就不会站在单一的意识形态或国家民族的立场上,而是用文学的方式去处理人、人际关系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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