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张弛: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是如何降临的?

澎湃新闻特约记者 婧慧

2014-12-10 08:27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编者按】
       张弛,1982年生,浙江湖州人,2012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任教于浙江大学,主攻17-18世纪法国史,译有威廉·多伊尔所著《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和《牛津法国革命史》(北京师范大学即出),热拉尔·瓦尔特《罗伯斯庇尔传》(商务印书馆)。
       不久前,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的降临(1792年6月—9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中,他将研究触角深入连外国学者都少有涉及的法国革命中的“第一次恐怖统治”,乃至有网友将其誉为“年度最佳的法国史著作”。

       张弛曾于2009年8月至2010年7月在哈佛访学,师从法国革命史专家伊格内教授和著名新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教授。在此期间,他有幸旁听了达恩顿在哈佛首次开设的书籍史课程。课堂上,达恩顿真实再现了过去书籍“诞生”的一系列环节,这深深影响了他,从此阅读史料之于他就是一种触摸历史、感知过去的体验。
       作为优秀的世界史青年学者,张弛对国内世界史的研究前景充满信心,他认为任何国家对别国史的研究都有一个渐进缓慢的发展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他认为对于世界历史的研究不要紧盯着与国际对话,而是要发现历史研究中的乐趣。
       本访谈后还附有张弛推荐的2014年“年度史书”。
张弛        
       澎湃新闻:您最新出版的《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的降临(1792年6月—9月)》和法国史学大家勒费弗尔的名著《1789年》(Quatre-Vingt-Neuf: l’année de la Révolution,汉译本为《法国大革命的降临》)的书名有相似之处。请问如此命名是否意味着您在向这位前辈史学家致敬?
       张弛:敬意由来已久,但是致敬,却配不上。
       勒费弗尔是史学大师,法国革命这块研究领域,从来不乏大师级的人物。如勒之前的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同时代的马迪厄(Albert Mathiez),饶勒斯(Jean Jaurès),还有后来的孚雷(François Furet)。无论是在研究的开创性上,还是转折方面,这些人都起到过十分关键的作用。但与这些人相比,勒的特点很明显。他的研究要比奥拉尔更具厚度,又不像马迪厄和孚雷那样锋芒毕露,比起饶勒斯来,他对思想和观念的分析更见功力。我读他的书是一种享受,他能把叙述和分析,历史的断裂与延续、个人与时代,思想与现实,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在我看来,语境主义或历史主义这些现在比较时髦的方法论,说到底就是恰到好处。
       勒费弗尔靠自学成才。他的国家博士论文《法国革命期间诺尔省的农民》(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有一千多页,数百页的统计表格。这是他利用高中教书的业余时间,跑遍了弗兰德斯数百个村庄,花了二十年完成的。勒费弗尔说,这是他第一个蜜月。他平生还有两个蜜月:三十年代下乡做调查,是第二个蜜月,这成就了他那部 《1789年大恐慌》(La Grande Peur de 1789),能把谣言在一个个村庄间传播这件事写得那么有趣。到现在我都能记得自己当年读这本书时,甚至能体会到作者在翻检档案,有所发现时的那种兴奋愉悦。第三个蜜月是他80岁时,坐农民的板车,调查奥尔良地区的档案。
 
勒费弗尔:《1789年的大恐慌》,2014年新版,比亚尔与勒韦尔作序。        
       勒费弗尔到老都喜欢坐公交,坐板车,从不坐头等舱。他始终觉得,学者应当是清贫的。所以他对牛津大学的奢华很不能理解,这么好的条件怎么能做研究?勒费弗尔自己的生活也带有点苦行僧的味道,守时、简单、朴素。一张破藤椅,白天读《人道报》,晚上读《世界报》。书桌上放着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饶勒斯的照片,还有一尊罗伯斯庇尔的破胸像。他的生活就有点罗伯斯庇尔的味道,他觉得历史学家是不应该结婚的,结果那位既崇拜他,也怕他的索布尔(Albert Soboul),在结婚两个月后,才敢告诉他的老师。
       勒费弗尔的几部代表作,都有中译本。这里尤其要推荐顾良先生主译的《法国革命史》。这本书是我的入门读物,当时法语不好,对照着法文本、英译本,还有这本中译本看。这本译本不仅仅翻译得准确,我觉得甚至把勒费弗尔特有的那种精炼简洁都表现出来了。《泰晤士文学副刊》曾这样评论勒的著作:叙述毫无瑕疵,但不太生动。中译本体现得特别好。当然,首先要能读得进去。
       
       澎湃新闻:您的这本著作着眼于1792年6月到9月的法国大革命,而这段时间通常也被称为“第一次恐怖”,是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前奏和序曲。您能否简单介绍下您选择研究“第一次恐怖”的缘由?
       张弛:其实很偶然。勒费弗尔有套《索邦讲稿》(les Cours de Sorbonne)。从1789年革命一直讲到督政府,有六卷,大概是当年在索邦大学的讲课笔记,国内学界好像不太关注,或许是因为印数很少的缘故。我有一套,是油印本。
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国民公会》,卷一(索邦讲稿),1946年。        
       《索邦讲稿》中有一册就是“第一次恐怖统治”,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词。据我所知,这也是国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研究。当时我在哈佛,哈佛没有这套书,靠馆际互借,从伯克利借来。读了之后,觉得这一阶段的恐怖统治与1793年大为不同。于是就开始留意了。勒费弗尔的讲稿有一个特点,这是份不成型的研究,有些问题上是猜测,有些判断则比较大胆,所以能让你看到很多研究的空间。
       其实一旦留意,就有了问题,情况就不一样了,自然会对相关材料开始留心。而且,后来我又注意到了卡龙(Pierre Caron)编订的几册通信集,是第一次恐怖统治时期,由立法议会派到外省,执行紧急任务的特派员的信件。卡龙原来是法国国家档案馆的管理人员,写过《九月屠杀》(Les Massacres de Septembre),1792年9月初三天的事情,花了七百页,典型的法国人研究。大约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卡龙决定研究立法议会的特派员,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完成这个计划。在学界,关注这个题目的人很少,大约只有一个人做过专门研究。根据这些情况,我大约觉得第一次恐怖统治可做番研究。
       前几天,法国鲁昂大学的比亚尔教授(Michel Biard)来浙江大学访学。他是革命史权威伏维尔(Michel Vovelle)的学生,担任过《法国革命年鉴》主编。我送了两本给比亚尔。他说要给《法国革命年鉴》写个书评,另外还告诉我美国史家的塔克特(Timothy Tackett)明年要出一本与我同题的书,也是讲恐怖的诞生。这是个令人既兴奋,又有点忐忑的消息。我读过塔克特的所有论文和专著。在革命史学界,他的研究有“十年磨一剑”的美誉。
塔克特:《法国革命恐怖的降临》,哈佛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        
       澎湃新闻:1792年6月到9月,这段时间酝酿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同时法国持续近千年的君主制被废黜。我注意到书中提及这样一个现象:8月10日革命后,民众有着广泛的废黜君主制的呼声,却较少提及建立共和国。法国人为什么不用“共和国”这个词来描绘他们的新制度。
       张弛:这的确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奥拉尔、勒费弗尔等法国史家都说过这个问题。奥拉尔遍查了所有材料,发现仅有罗贝尔(Robert)支持建立共和国。但是罗贝尔这个人的材料不太可信,我觉得他更像是借共和之名,为自己拉选票。
       我想,当时的法国人对他们过去的看法很明确,要废黜君主制,而他们对未来的看法也很明确,即要建立一种真正能体现人民主权的体制,用国民公会代表巴巴鲁(Barbaroux)的话说,这种主权不能因为被代表就沉默了。他们要的是一种永远活跃着的人民主权,能不断地对现有的体制实行监督,能发表舆论,能审核所有法案,对宪法实行公投,能撤回不合格的代表。这也就是索布尔说的无套裤汉的民主观念。1792年8月10日革命后,这样的观念正在成型。他们要建的新体制,是能体现这种民众观念的体制。而这样的一种体制,无法用共和制来概括。因为历史上所有的共和国都不符合他们的想法。换句话说,“共和”这个词属于过去,而他们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体制,无先例可循。所以,他们不提共和国,这表明,他们是在创造历史,而不是重复历史。就这个问题,我请教过比亚尔。比亚尔在浙大讲座,就是有关革命前后的共和思想。他很赞同我的看法。
 
比亚尔新作:《不自由,毋宁死:1792-1795年代表之死》,2015年,封面是受刑前的丹东。        
       澎湃新闻:研究法国大革命,有一位人物从来不可能被忽略,他就是被称为“不可腐蚀者”(l’Incorruptible)的罗伯斯庇尔。您能否谈谈您眼中的罗伯斯庇尔?
       张弛:罗伯斯庇尔是个复杂的人物,从19世纪以来就如此。我去年翻译了本书,以前有节译本,《罗伯斯庇尔传》,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是法国人热拉尔(Gérard Walter),就19世纪人对罗的评价,写得很详细。
       关于这个人,我想谈一点。很多人都觉得,罗伯斯庇尔是抽象的理论家,好幻想,好原则,不切实际。我想,如果太把罗伯斯庇尔本人说的话当作历史本身,当作事实,那就会出现这样的看法。他的确有很多煽情的话,对社会的不平等,对财富的不平等,但是要放在具体的环境里看。
       我觉得罗伯斯庇尔恰恰是合格的政治家,审时度势,他很清楚,没有无套裤汉支持,救国委员会难以立足,更谈不上号令全国。他要做的就是拉拢无套裤汉。他的言论,以及当时救国委员会颁布的不少带有“社会民主”色彩的法令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罗伯斯庇尔很清醒,依靠无套裤汉,绝不等于被他们牵着走。所以,当更激进的平民领袖挑战救国委员会的时候,他毫不手软,把包括丹东在内的一干人等送上断头台。这是所谓的风月芽月危机。
       学界通常认为,热月政变的本质是资产阶级重新巩固自己统治,是对共和二年的背弃。但实际上这个过程从风月芽月就开始了。而且启动这个过程的正是罗伯斯庇尔。不过,打压了平民,救国委员会看似权力更稳,实则不然,它很快在热月政变中落败。对此,罗伯斯庇尔也是早有预见。
罗伯斯庇尔        
       澎湃新闻:您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一次恐怖”,而公众熟知则是1793年开始的雅各宾派恐怖。在您看来,“第一次恐怖”对雅各宾派恐怖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张弛:首先要澄清一点。第一次恐怖统治没有结束,只是缓和了。这两次恐怖统治严格来说只是革命恐怖统治的两个阶段。所以,我想更合适的问题,或许应该是第一次恐怖统治对此后的革命政治有何影响。
       我想可以说以下几点。首先,1793年恐怖的很多措施在这时期都已成型了,包括革命法庭、特派员、基本的恐怖法令,还有那种强调共和美德的激进的政治文化。只不过,第一次恐怖统治在广度和强度上比较有限。
       另外,诞生于第一次恐怖统治的共和国是分裂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分裂,巴黎与外省的分裂等等。我们知道,大概从1789年来,外省基本上唯巴黎马首是瞻,但在1792年之后情况不同了。这些分裂对共和二年的政治有直接的影响。要注意的是,分裂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源自启蒙的那种乐观主义、浪漫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情绪,受到了现实政治的强烈冲突。后期的很多政治分歧都与此有关。
       可以说,1792年是革命心态的转折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平民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且发挥了绝对性的作用。当然,革命一开始就有民众介入,比如攻占巴士底狱,但是在1792年之前,平民的力量从未对政府议会构成威胁。第一次恐怖统治却不同,民众不仅再度影响了革命的进程,而且他们构成一股革命的权力,与议会的正统权力并驾齐驱。这个情况不断激化,到了1793年5月底,革命的权力甚至威胁到了议会代表的人身安全,吉伦特派因此倒台。
       与平民的出现有关,第一次恐怖统治孕育了民主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这三种政治文化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而且也体现在社会经济层面,它们之间的交织互动,是理解共和二年恐怖主义的很重要的线索。
       
       澎湃新闻:对于恐怖统治的研究,历来似乎有两派学者争论不休。一派认为恐怖统治是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的结果,另一派则认为恐怖统治是政治理念的产物。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环境论”与“观念论”之争?
       张弛:环境论与观念论的论战由来已久,热月政变以后大概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本书的导言里,我有过简单介绍。大体上,形势论强调客观作用,认为恐怖统治是应对危机的非常手段,观念论则认为不管有没有外因作用,恐怖终归要产生的,这是革命根本观念所致。
       我看,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第一,尽管针锋相对,但是都把革命者看作是被动的,几乎完全忽视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比如,观念论实际上就是一种宿命论,不管革命怎么发展,遇到什么情况,恐怖一定会来的,所以和谁当政,谁在其中,毫无关系。实际上,很多恐怖法令在危机到来之前就已经颁布了。这说明,恐怖不能简单看作是对外界危机做出的反应。现在不少新的研究,都在强调革命者的所作所为对恐怖诞生的影响。比如法国学者葛尼菲(Patrice Gueniffey)有本《恐怖的手腕》(La Politique de la Terreur),他的观点是恐怖在1791年4月就出现了,当时的一些政治家想要通过颁布更激进的法令,来为自己博得声望,是利用恐怖,以达成政治目的的做法。所以,他把恐怖看成是一种政治工具,是一种手腕。
       但葛尼菲的书有明显的缺陷,太狭隘。他说的恐怖统治,就是一种专断的权力。但实际上恐怖统治是有多层面的,多阶段的,每个层次的恐怖完全不同,不可能只归结到一个原因上。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因为出于对贵族阴谋的担心和恐惧,简单地说,是总担心贵族或其他反革命势力搞破坏,因此要先发制人,这种恐怖是预防性的。第二,法国革命时期的战争是全民战争,军队极其庞大,为满足军队的供给,救国委员会采取了经济统制,要把一切人力物力统一起来,为战争服务,所以就有了限价令、全面征兵等各种措施。在这个层面上,恐怖统治即是这种国家主义的一个有力保障,即靠着恐怖这种强制手段,强迫社会服从国家号令,比如私藏钱财,有武器而不愿上报,这些行为都成了恐怖惩罚的对象。第三个层面的恐怖统治是为了维护救国委员会统治,这体现共和二年芽月风月,把丹东、埃贝尔一干人等送上了断头台,随后颁布牧月法令,救国委员会凌驾于国民公会之上。恐怖统治进一步强化,但已不是为了应付危难。
       这三个层次,既是恐怖统治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是三种不同性质的恐怖统治。第一种与心态有关,第二种与恢复国家权威有关,第三种则与专政统治有关。观念论的代表孚雷曾说,1793年3月是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但处死的人远没有1794年年初多,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恐怖和环境是没有关系的。他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注意到恐怖统治的多样性。
左:葛尼菲《恐怖的手腕》,2003年。右:比亚尔主编论文集《1793-1794年恐怖统治的诸种政治》,2008年。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您在研究恐怖统治和革命政府时,有不少与法国学者商榷、对话的内容。那么您的研究同以往学界对法国革命的认识有何不同?
       张弛:要说有对话,那还够不上格。只能说在某些小问题上,略有些心得体会罢了。
       我们以前常认为危机之下,往往会出现一个集权的革命政府,比如1793年的山岳派专政。1792年夏天的情况也很糟糕,内有贵族作乱,外有普军逼近,8月10日革命前国王还连连否决议会法案。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任何集权的迹象。相反,立法议会采取的措施是,越是危机,下放的权力越大,市镇享有的自由也越多。第一次恐怖时期,没有类似后来救国委员会这样的集权政府,这是一个最明显的区分。
       另外,我们都知道,托克维尔曾说,中央集权不是大革命的发明,而是旧制度的成就,换言之,中央集权的发展跨越了革命的断裂,从路易十四一直延续到拿破仑帝国。但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我注意到,1789-1792年实际上是国家力量被削弱了,政府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威,中央对地方的监管也不太有力。在本书中,我对这个现象做过分析。实际上,如果我们细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他的遗作《革命与帝国》(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会发现他的看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澎湃新闻:听法国史研究者评价,您是国内世界史学者中少数史料、理论功底俱佳的一位。而似乎您硕士期间还醉心于理论,对史料还不够重视。据说您穷尽史料,最初是因为知名新文化史家达恩顿教授的一节课。能否细说下具体的情形?
       张弛:这个问题觉得有些突然,我想需要澄清一下。首先,功底俱佳是过誉了,决不敢当,我只不过对两者都有浓厚的兴趣 。
       读史料的感觉令人难忘。史料好像是有魔力的,你打开它,马上就能听到两百多年前的人说的话,他们就像电影里人一样,突然活了,你似乎就到了国民公会的会场。一旦把史料合上,就恢复平静了,好像都没发生过。这种使死人复活带来的冲动,应当是极其强烈的。所以我很能理解法国史家罗什(Daniel Roche)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现了梅尼特拉的日记。
罗什主编《梅尼特拉日记》,罗伯特·达恩顿作序,1998年。        
       当然,理论的魅力也是难以抗拒。我说的“理论”应当做宽泛的理解,不只是某类成型了的解释框架,而是一切能道出我从未能意识到的东西。在一次访谈中,史家金兹伯格说,“我们在说的语言,并不是由我们这一代人发明的。那是一种有着若干层次的语言,嵌着一些非常古老的词汇。”这也是理论,它让我突然觉得,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突然陌生了,原来天天用的东西竟然有这样的厚度。
       说到达恩顿教授的课,那是他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开书籍史,我有幸旁听。你知道,他的书籍史有个特点,即是研究与书相关的那些人的历史,比如卖书的,买书的,运书的,读书的,痴迷于书的。他在第一堂课上,就亲身扮演了一个游走乡间的,收购破书的人,当然,是没有道具的,他也还穿着他那身笔挺的西装,接着他又表演了包括打浆、晾晒等环节在内的书的“诞生”过程。历史几乎就活了。历史不再只是那种被“环境论”,或者“观念论”说来说去的历史了,历史就成了它自己了。
        
左:美国著名书籍史家罗伯特·达恩顿。右:达恩顿的新书《工作中的书报检查官》,2014年9月。        
       其实,另一位哈佛的老师,对我影响也很深,他叫伊格内(Patrice Higonnet),他的课是关于18世纪法国史,包括大革命这段。一样的生动,不管是他对巴黎街头生活的描述,还是对罗伯斯庇尔的再现。他把罗伯斯庇尔每天的穿衣打扮,讲得清清楚楚。
       这些经历,让我觉得,观点只是观点,历史还是历史,了解再多的研究趋势、研究转向、研究动态,也不代表对历史本身有了解。最后我想说一句,我们从事的是知识领域的工作,不要简单地用学科的框架或是研究时段来框定自己的阅读与思考,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和那些史学大家有过接触,无论是达恩顿,还是比亚尔,或是英国的多伊尔,给我印象最深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学识,更是他们的那种好奇心,那种童心未泯的性格。要知道,八十岁的勒费弗尔依旧像个六岁的小孩一样,对历史和过去充满了好奇。
       
       附:张弛2014年读过的最佳历史书
       1,Arlette Jouanna, Le pouvoir absolu : naissance de l'imaginaire politique de la royauté, 2013 ; Le Prince Absolu: apogée et déclin de l’imaginaire monarchique, 2014.
       【简评】Juanna两部新作,回答了她导师Roland Mousnier的问题:为何17世纪的法国人想要一部宪法?她的答案比以往大多数人的回答更令人信服。
       2,Henri Fréville, L’intendance de Bretagne, 1689-1790 :essai sur l’histoire d'une intendance en Pays d'Etats au XVIII siècle, 1953, 3卷:Armand Rebillon, Les Etats de Bretagne de 1661 à 1789, leur organisation, l’évolution de leurs pouvoirs, leur administration financière, 1932.
       【简评】18世纪的外省三级会议是否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已无实权?这两部提供了有益的反思。
       3,Matthieu Lecoutre : Ivresse et ivrognerie dans la France moderne, 2011.
       【简评】这或许是近期有关旧制度研究中视角最独特的。
       4,M. S. Dupont-Bouchat, Willem Frijhoff, Robert Muchembled, Prophètes et sorciers dans les Pays-Bas XVIe-XVIIIe siècle, 1978.
       【简评】除了《共和六书》外,博丹曾写过《巫术的魔凭狂》。猎巫与绝对王权的确立之间确有联系。
       5,Pierre Mesnard. L'essor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au XVIe siècle, 1969.
       【简评】斯金纳推崇的经典之作,百科全书式的汇总。
       6,Jeremy Adelman, 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2013.
       【简评】2014年度美国经济史协会斯彭格勒奖得主。
       7,[美]埃德蒙•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简评】本年度读过的最好的中译本,爱不释手。
       8,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联经,2013年。
       【简评】在史学研究泛娱乐化、泛文化史化的大潮下,这类严肃之作少之又少。
       9,刘节:《刘节日记》,大象出版社,2009年。
       【简评】不管什么时候,先生都在读书。
       10,赵翼:《陔馀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
       【简评】“百年史学推瓯北”
       11,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东大,2011年第二版。
       【简评】陈寅恪先生曾复此书:作者知我。
       
       
责任编辑:钱冠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罗伯斯庇尔,勒费弗尔,奥拉尔,马迪厄,饶勒斯,达恩顿
热追问

继续阅读

评论(9)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