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长汀“非法买卖孩子”逻辑：自认不是拐卖，花钱避免绝后

        此前11月17日，央视新闻以《宁静小镇被曝买卖儿童成风》为题，报道了长汀县童坊镇非法买卖儿童事件。次日，长汀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报案件调查情况，严肃追究21名相关责任人责任，对非法买卖儿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更早之前的11月3日，在接到打拐志愿者的报警电话后，当地公安部门在11月5日晚将胡锋基的“非亲生”孙子予以“解救”，后与其他5名被“解救”的孩子一起暂时安置在长汀县福利院。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实地走访了解到，事发至今，涉案当事人对于自身参与“买卖孩子”遭处理一事，更多的是不理解和想不通；在长汀当地官方看来，当地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非法买卖孩子”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当地政府在法制宣传、工作监管上存在诸多问题。

 “给钱是象征意义的”

        “你要干什么？”

        连日来，打拐志愿者和记者的暗访与举报、警方的“解救”行动以及媒体的曝光，让童坊镇的一些住户面对外人时，显得异常警觉。

        有住户告诉澎湃新闻，事发之后，当地警方一度加大了排查“非亲生”子女的力度，这导致他们在疲于应付警方排查的同时，开始对媒体的曝光表达“不满”，认为报道“夸大事实，搞得我们童坊就像一个贩卖儿童窝点似的”。

        “是私下抱养，不是买卖，更不是拐卖。”31岁的徐佳（化名）自称已在网上看过很多遍关于“童坊买卖儿童”的视频，“是非对错我们分得清楚，如果真的是涉嫌拐卖儿童的，我举双手双脚赞成处理他们，可事实不是这样。”

        徐佳并不讳言自己曾参与过一次“私下抱养孩子”的经历。按照徐佳的说法，当地人在“私下抱养孩子”时，必须事先经过双方家庭尤其是孩子亲生父母的同意，而作为抱养方，一般多少会出一笔钱给予补偿，“但这笔钱更多是象征意义的，是出于补偿对方的一种心理，不是明码标价，更不是在卖孩子。”徐佳坚持认为这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一种“买卖”或“交易”，“我痛恨这个字眼，孩子不是商品，哪能随意买卖。”

        在徐佳印象中，当地“私下抱养孩子”的现象由来已久。徐佳说他从小就听大人们说起过，“小的时候也就是听听而已”。后来，大学毕业返乡创业的徐佳，惊奇地发现“小时候听过的事情依旧存在”，“一开始觉得不能接受，后来我专门了解过这种情况，现在我表示接受并理解他们。”

        “就比如未婚先孕的，因为各种原因孩子最终生了下来，这就面临着孩子怎么办和女方今后再婚的问题，在我们农村，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把孩子悄悄地送人，送去一个有条件抚养的家庭。”徐佳进一步解释，“送抱养”的事情在当地虽呈现出“半公开”的状态，但毕竟属于村民个人隐私，一般来说都由双方私底下完成，在秘而不宣的前提下，越少人知道越好，“退一步说，哪怕是后来人们都知道了，也绝对不会有人公开议论，因为大家都心照不宣，都能理解这事。”

        徐佳关于当地人“私下抱养孩子”的说法得到了童坊镇童坊村村委会一名负责人的认可。此次“非法买卖孩子”一事因涉及该村，该负责人现已被停职检查。

 “没有儿子，别人会说我们家断子绝孙”

        “我叫胡守春，古月胡，遵纪守法的守，春天的春，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自从“非亲生”儿子被带走后，40岁的胡守春说他如今只愿意这样做自我介绍。这个自称性格固执的男人至今不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做错了什么，但在看到父亲为此下跪的那一刻，“那一瞬间，我真觉得自己挺可悲的，挺无力的感觉。”

        胡守春是胡锋基唯一的儿子，这些年一直在童坊镇上经营洗车、电脑组装、室内装修等多种生意。其父胡锋基退休后，现在每月能领到2000多元的退休金，妻子在市里开美容店，月收入四五千元，而胡守春自己的生意“最少月入5000元”。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一家人个个都有收入，日子过得挺不赖，记忆中从没因经济上的原因发愁过。

        “可是农村里的事，有时候真的由不得你。”23岁那年，胡守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4年后，二女儿出生。按照当时的人口计生政策，胡守春的妻子选择做了节育手术。

        在最开始的那些年里，胡守春很知足于拥有两个女儿的家庭生活，在那时的他看来，“两个女儿乖巧懂事，相比男孩子能让人省心不少”。

        即便是现在，胡守春也从不认为自己以前的生活有何不妥，“两个女儿怎么了，不就是没有儿子吗？”

        可事实呢？胡守春说，在2009年之前，他不止一次听到来自周围村民的闲言碎语，“说实话，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农村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特别古板。”说到这里，胡守春垂下了头，“后来还是屈服了，毕竟我不是活我一个人，我得为我父亲着想，得考虑父亲的感受，父亲年龄越来越大了，我不能看着父亲带着遗憾走。”

        “在我们农村，无后是很不光彩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父亲本来就只有我一个儿子，我身后要没有儿子，别人真的会说我们家断子绝孙的。你想，这么狠的话说出来，就算我扛得住，我父亲扛得住吗？”那段时间，胡守春甚至偷偷带着妻子去医院做了手术，“当时已经想好再生一个的，但其实还是很担心以后再生了女孩咋办，幸好碰到一个朋友。”

        按照胡守春的说法，他的那位女性朋友当时正好去医院产检，“几个人坐下聊天才知道，她是未婚生子，孩子是没法见光的，知道我们想要一个男孩后，经过几次协商后她答应生下孩子后直接交给我们带，就算是我们自己的儿子了。”

        2009年，胡守春在替对方支付了住院生产费用及相关补偿费后，抱回家来一个“白胖小子”。

官方称主要原因还是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都说养儿防老，我现在连儿子都没有，你让我老了怎么办？”56岁的童家兴说这话的时候，牙齿咬得嘎嘣响，“好不容易又有了一个儿子，说没就没了。”

        2005年，童家兴唯一的儿子重病去世，遭此打击后，他大病一场，“后来还是我亲弟弟看我可怜，才把他自己的孩子过继给我。”

        据童家兴介绍，2007年，其弟媳在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后，随即将其中一个儿子“过继”给他。而整个“过继”仪式过程，则是在同村多位年长村民的共同见证下完成的。

        澎湃新闻此后在多次走访童坊镇部分临街店铺与村民后获知，当地人对于“花钱抱养孩子”或“兄弟之间过继孩子”等情况竟是大多表示了解且多持赞成态度，“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又没伤害到谁。”

        按照时间推算，童家兴是在拥有“儿子”8年之后才被人举报，而胡守春则是在6年后的同一天遭人举报。事实上，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两人曾先后表示，当地的不少村民早在几年前就知晓他们“私下抱养”和“过继”的情况。

        殊途同归。作为同村人，胡守春的“儿子”如今还呆在福利院里，等待着“目前尚没有具体时间表”的安排和去处，而童家兴靠“过继”得来的“儿子”则重新被送回其弟家中，原本拥有“儿子”的两人一瞬间又回到原点。

        胡守春说，当他跟着警方找到孩子生母家里的时候，对方的丈夫都气疯了，说他早就结扎了，哪来的孩子，可后来证明孩子的确是他老婆的，“你说，现在倒是找到了孩子的生母，可最后还不是害了人家，现在人家丈夫可能已经准备起诉离婚了。”

        “我个人极度痛恨拐卖孩子的可恶行为，可是对我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我真的不知作何评价。”童坊镇中心学校童力强（化名）老师告诉澎湃新闻。

        在长汀当地官方看来，当地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非法买卖孩子”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当地政府在法制宣传、工作监管上存在诸多问题，今后将加强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把打击非法买卖孩子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问题到最后，关键还是这些已经安置在福利院的孩子怎么办，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政府方面应该尽快想办法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案来。”长汀县委一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表示，“越早越好，对孩子的影响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