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仍没有摆脱学徒状态吗？

  

        近日，汇聚中国当代132位人文社科学人访谈的《中国当代学人访谈录》（分为历史学、哲学、文学、经济学4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沪出版发行。以本书出版为契机，11月27日下午，由上海市社联《学术月刊》杂志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当代学术话语体系建设论坛在上海市社联大楼召开，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兴康介绍了本书的出版概况，著名学者吴晓明、高瑞泉、陈尚君、傅杰、李天纲、汪涌豪、夏中义、孙向晨、郜元宝、章清等人文社科学者就西方学术话语对中国学术建设的影响，中国当代学术如何获得自我主张等问题进行了对话。

“访谈展现学人治学理路”

        自1999年6月起，《学术月刊》开设“中青年专家网页”（2006年更名为“中青年专家访谈”，2014年又更名为“学人访谈录”）栏目，以“论文力作加访谈”的形式，每期呈现一名中国中青年专家的学术成果并访谈各自的学术传承、学术成绩和未来规划，15年来，这个栏目已经汇聚了200余位学人的访谈，涵盖历史、哲学、文学、经济乃至政治、社会等主要人文社科领域。本次出版的《当代中国学人访谈录》收录了2003年7月到2013年12月这段时间的132位学人的访谈，如比较文学学者戴锦华、思想史学者许纪霖、科学史学者江晓原、古典哲学专家邓晓芒、经济学学者林毅夫等。

        《学术月刊》总编辑金福林介绍说，“这些访谈不是针对学人的某个学术问题，而是对其学术道路的总结和展望。”而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认为，“这类的学人访谈很多刊物都做过，但是很少有像《学术月刊》这样坚持下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套书能够反映中国当代学者在各自领域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引入与建设，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百年里，从“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启蒙，从建国后的徘徊到改革开放后的再出发，中国学术同中国国家现代化一样，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时至今日，当代中国的学术生态以及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内在进境应该如何评估，而面对全球学术，中国的学术体系应该如何建设，成为每个学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吴晓明看来，要建设所谓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当务之急是摆脱学术上的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张。吴晓明认为，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处于西方学术话语的桎梏之下，是一种学徒状态。他以黑格尔对拿破仑评价——“他想把法兰西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注定失败”——为例，来说明把西方学术话语移植到中国也是行不通的，而是要求中国学术深入到中国的现实中去。基于这种考虑，他提出人文学科教学一定要讲汉语。高瑞泉也认为，“纯粹以西方的学术标准来规范中国学人，一味要求与西方接轨，是不能令中国学人满意的。”

        之所以有建设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诉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认为，这与全球政治生态中，中国地位的凸显以及由此而生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诉求是互为表里的，“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近百年来，中国学人看到了中国学术传统被轻弃、被否定的情况。”在汪涌豪看来，西方的学术应该引入、值得引入，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别人的文化乃至于自己文化的理解。但是，他更加强调的是，在学术领域，应该摒弃对西方学术的盲目追捧，同时也要注意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所带有的“前见”（预设的前提）。汪涌豪认为，当代西方学者受限于语言能力和文化的疏远和隔阂，已经远远不像沙畹、斯坦因那一辈对于中国文化内涵和中国典籍熟悉了，“他们中很多人的中国研究说错误千出都不为过，却因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被引为权威，这是很可悲的。”

        但是，章清则对于百年来中国学术的推进过程持高度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当今不断谈及的“中国话语”、“中国经验”这类表述，只是在学术研究的外延和边缘层面，“而且里面有一种理直气壮和自傲的情绪，就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自然是中国人才了解，我们理应比别人做得更好。这种情绪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他提示道，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问题当成一种“话语”的争夺，就可以看到中国学术整体建设和西方仍然是有相当的差距。章清以美国作为比较对象，认为中国开展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如图书馆、学科储备人才、培养学生的投入和他们所能获得的条件等方面，和他们相比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当然，章清也同意确实存在中西之间的差异，海外中国学研究也基本上是一种外国史，美国、日本、欧洲的汉学在自身的学术脉络中存在着自己的话语系统和符号系统。“但中国同样如此，我们看美国，看日本，也有自己的传统和脉络。海外中国学研究存在着西方中心论，但我们的中国中心论可能比他们还厉害，两种情况都需要检讨和反省。”章清提醒道。

        不管持何种意见，面对学术上全球化，中国人文社会学科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应该作出如何反应，采取何种态度，显然是一个持久和绕不过去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