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国仕途折戟：历经三省份任职，半年前卷入落马流言

       11月28日下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查询，朱明国也成为十八大后第57名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

        曾历经海南、重庆、广东三个省份任职的朱明国长期从事政法和纪检工作。

        在广东任职时，他曾因妥善处置“乌坎事件”广受好评，但也因为有瑕疵的“三打两建”受到非议。

        虽然朱明国早在半年前就已经深陷落马传言，但此次被查仍然显得十分突然——11月28日当天，他还出现在当地官媒报道中。

历任三省份，多管辖政法纪检工作

        朱明国1957年5月生于当时属于广东管辖的海南五指山，1975年10月入党，1974年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培训部三年制培训班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副总警监。现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政协主席。

        1974年，朱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广东省保亭县畅好公社毛招小学的教师，那时他年仅17岁。

        “文革”结束前，他成为了保亭县畅好公社保国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这份工作一直延续到了“文革”结束之后的1978年。1980年，23岁的朱明国成为畅好公社党委副书记，此后又升任党委书记。

        1982年，少年得志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朱明国进入中山大学法律系干部专修科学习，进一步充实自己作为领导干部的能力。

        两年后的1984年，朱明国从干部专修科结业，出任保亭县委常委，同年旋即转任当时广东省海南自治州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州直机关党委书记。

        在此期间，朱明国赴中央党校培训部三年制培训班学习。1988年海南设省，当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朱明国任海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1993年至1994年，朱明国出任海南省文昌县委书记，官至副厅级。1995年朱明国又兼任文昌县县长，当年2月，被明确为正厅级干部。1995年文昌县改成文昌市之后，朱明国同样担任文昌市委书记兼市长。当年9月至次年7月，朱明国第二次进入中央党校，参加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8年至2001年，朱明国任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省委政法委书记，自此以后，朱明国主要从事政法和纪检相关工作。2001年，朱明国调任重庆，担任重庆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次年又兼任重庆市委政法委书记，期间获得副总警监警衔。

        2006年，朱明国重回广东任职，在省纪委书记任上工作了5年，任内由省委常委晋升为省委副书记。2011年湖北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平调至广东担任省纪委书记后，朱明国出任新成立的广东省社工委主任，后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

        2013年，朱明国的仕途到达了顶峰，这一年他当选广东省政协主席，步入正部级行列，同年11月，他不再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常委职务。

 “乌坎事件”和“三打两建”

        作为一名在广东成长，又长期在广东工作的干部，朱明国的“政绩”中让人记忆深刻的包括查处茂名腐败窝案、“乌坎事件”，以及“三打两建”等。

        朱明国担任广东省纪委书记期间，曾查办过多起贪腐大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茂名市委原书记罗荫国案。

        2011年2月，罗荫国被查，揭开了当地买官卖官的贪腐窝案。事后广东省纪委披露，该案一共涉及县处级及以上官员242人，包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倪俊雄，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英，原副市长陈亚春等人。立案查处61人，其中省管干部19人、县处级以下干部42人，有20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2010年10月，朱明国曾率团赴新加坡学习反腐倡廉经验，并结合广东省实际，撰写《新加坡为什么能做到廉洁高效》一文。文中写道，“吏治腐败是危害最大的腐败。要提高公务员队伍准入门槛，重点审查道德修养、财务状况和社会关系等。”

        朱明国仕途中的“高光时刻”是“乌坎事件”。2011年9月21日上午，乌坎村400多名村民因土地问题、财务问题、选举问题对村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上访，事态此后几经反复和变化。12月20日，时任省委副书记的朱明国率领省工作组来到乌坎处理危机。

        《南方日报》的报道称，朱明国来到乌坎村，就拿起扩音器向村民高声喊话，宣布乌坎村的老百姓主要诉求是合理的，个别干部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问题。同时他还承诺保证反映问题的村民的安全。

        一位乌坎村村民告诉澎湃新闻，朱明国一到村里，首先化解了当地官民对峙的局面，而且愿意和村民沟通，使得事态很快平息。此后，朱明国还两度回访乌坎，促成了当地多项民生工程。对于这位省里来的高官，村民们的评价普遍是正面的。

        而在从纪检系统重回政法系统工作后，朱明国曾是“三打两建”行动的重要推手。2012年初，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开始“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专项行动，朱明国是该行动领导小组组长。

        一位曾在省“三打办”挂职的干部杨旭（化名）告诉澎湃新闻，“三打两建”出发点很好，“原本老百姓拍手称快，但5月份以后就开始慢慢打过头了，三打变成‘乱打’、‘滥打’，民怨反而上来了。”

        杨旭举例，原先每年全省相关刑事案件只有10来万起，但2012年7、8月份报上的数字就超过30万，存在数字造假的嫌疑。“粤东地区有小卖部卖无商标的产品，还有农村的家庭作坊没有牌证，一下就三千、五千地罚，就为了多报数字、案件，搞得人家店都不敢开了。”

        杨旭认为，问题出在不合理的数字考核和排名机制：“朱明国错就错在考核定坏了。”杨旭回忆，当时“三打两建”直接考核市委书记、市长，一旦排在倒数三名，市委书记、市长就要亲自向朱明国汇报，连续三次排名倒数还要免职。

        “这太狠了。打击犯罪要依法，不能运动式地打。”杨旭说，经过实地调研反思，这一风潮在8月份得到遏止。“8月份后就不提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了，考核也要如实考核，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出就从严处理，讲话也都一再强调一定要依法依规得打。”

        在杨旭眼中，在工作组人员配备上，由不懂法的人给案件把关，最为可怕。据广东省司法系统人士介绍，“三打两建”也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由于行政执法人员对构成刑事犯罪的标准不清，证据采集存在瑕疵，当年检察系统存疑或相对不起诉案件量猛增。

        惠州美籍商人胡伟星被控涉黑案就是一个例子。今年2月，此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而早在2012年11月，惠州市公安局就已向检方移送该案。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庭审时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共有21名被告人指控遭到惠州警方的刑讯逼供，被迫在讯问笔录上签字。被告指控的刑讯逼供行为包括了反铐悬吊、用白蜡杆从反铐的手脚部穿过，再架起来的“烤全羊”、电击生殖器等等。

        杨旭认为，“三打两建”中存在的瑕疵，也促成了此后全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

半年前曾卷入落马流言

        曾因“乌坎事件”备受好评，又因“三打两建”受到非议的朱明国，在半年前深度卷入“落马”流言。

        今年3月至6月，朱明国有长达3个月的时间未曾公开露面，当时就有传闻称朱明国被调查。

        其间，朱明国的秘书曾独家回应澎湃新闻称，朱明国之所以久未公开露面，是因为在北京参加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省部级干部高级研修班（第4期），培训时长3个月。

        此后，《羊城晚报》在6月9日发表文章，称6月7日朱明国在北京参加了中央党校的结业典礼，正式结束了他为期三个多月的学习。

        此后，朱明国频频在媒体上露面。11月25日至27日，广东省委召开省领导专题学习讨论会，广东电视台的画面显示，朱明国出现在会议现场。

        11月28日早上出版的《南方日报》上，相关报道也提及省政协主席曾在会议上发言。就在同一天，朱明国被通报落马。

        一位接近广东省政协的人士透露，直至28日中午，政协方面仍未得知朱明国已经被查的消息。

        与已经落马的广州市市委原书记万庆良一样，朱明国也是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公开信息显示，他在171名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数排在第14名，如果再去掉已经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递补中央委员的马建堂、王作安、毛万春3人，朱明国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第11名。

        朱明国也成为李春城、王永春、万庆良、陈川平、潘逸阳之后第6名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