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访谈︱鲁西奇:学问须于不疑处有疑

澎湃新闻记者 罗希

2014-12-05 17:15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编者按】
       七八年前还在北京游荡,听说武汉大学的鲁西奇教授要调到厦门大学历史系去了。听闻这个消息,自然为母校得一良师而高兴。没想到后来有机会在厦大认识鲁先生,头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在历史系的读书会上,那天晚上讨论的是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后来对鲁老师有稍多一点的了解,感佩之余不由得心生敬意。在厦门期间一直想去拜访他一次,但终究没有登门,一来担心打扰他,二来自己的状态也不很好。
       惭愧得很,鲁先生的书我读得不多(这应该也是我不敢造访的一个原因)。初次读到《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收入《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文,叹赏之余却又无从置喙。这不能说是一篇十分成熟的论文,但我觉得无疑是一篇充满了ideas的大文章,元气淋漓。这回重读,仍然欢喜。
       前不久去信约鲁先生做个小访谈,结果两个小时后就收到他的回复和答案。但有些回答显然过于简洁了,就另外约他电话做个补充性的访谈,同时借机向他请教别的问题。虽然隔了七八年没有联系,但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依然熟悉,就像小时候很喜欢吃的麻糍粿,绵柔,温暖,所谓亲切大概就是这种味道吧。这一通电话给我带来的愉悦恐怕超乎他的想象。
       对于我的问题,鲁老师的回答条理清晰,基本上直录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在电话里解释“学问须于不疑处有疑”对他的影响时,他把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写戴震的那段话几乎完整地背了下来。这距他初次读到该书时,已有三十多年了,确然可证印象之深、影响之大。
       鲁先生是一心扑在学问上的勤学苦学之徒,低调到他的不少老同学最近才从澎湃新闻得知他在厦大教书,致电问候让他“有些不习惯”。西方学术界有句老话,学者最大的荣誉是姓名能出现在其他学人著作的脚注里,而不是媒体头条上。毋庸置疑,鲁西奇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鲁西奇,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澎湃新闻:您正在读什么书?(可以不止一本,不限体裁)
       鲁西奇:正在读印度学者室利•阿罗频多的《薄伽梵歌论》,徐梵澄先生的译本。读得很吃力,坚持着,快啃完了。
       澎湃新闻:您最喜欢(或对您影响最大)的历史书?为什么?
       鲁西奇: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学问须于不疑处有疑”一语,对我的学术路径影响很大。
       (澎湃新闻:那能否稍微展开谈一谈?)
       《清代学术概论》里面讲到戴震的故事。戴震在私塾念《大学章句》时问他的老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老师说这是朱子说的啊。戴震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
       梁任公解释说,这个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接着,梁任公总结道,“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
       大概是80年代前期大二下学期读到的,一直记得读到最后这句话时非常激动。那时候读到这个话是颠覆性的,因为当时我们面对的“圣”是马克思、毛主席啊,“哲”是大大小小的思想导师,那时候还充满了对父祖辈、对导师的敬畏。也就是从这里开始,通过读书,我慢慢形成了对社会的看法。不仅仅是做学问,同时也一直以质疑的态度去看待现实世界。这对我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对于我是非常有意义的。
       (澎湃新闻:我了解到您和陈勤奋合作过一本王国维传。王国维对您应该影响也不小吧?)
       王国维学术本身对我的影响,最主要的还是实证方法。从阅读王国维开始,我逐渐关注地下出土的材料,也关注历史与田野调查的方法。也是受王国维的启发,把二重证据慢慢扩展为三重证据,乃至多重证据。这是后来跟华南学者接触来往,受他们影响的一个契机。但这个契机的根源在于从二重证据法走出去。
       要说王国维对我个人的影响,在性情方面,是立足于怀疑,或者说是一种对人的能力的不信任的悲观,这对我影响很大,我一直没有从这里面彻底地走出来。
       澎湃新闻:您最得意(或印象最深)的论文是哪篇?为什么?
       鲁西奇:最得意的,如果是说我个人的论文的话,没有。我自己满意的文章有几篇(不多,三四篇吧),但让我感觉得意的,一篇都没有。
       印象最深的,如果只举一篇的话,那是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1980年代初,我念本科时,曾有机会听吴先生演讲这篇论文的内容,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曾多次读这篇论文,对我把目光放开到世界历史范围内,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澎湃新闻:那能否说一两篇您比较满意的论文?)
       我想想……那就说两篇吧。一篇是《释“蛮”》,发表在《文史》上,我觉得还过得去。一篇是《“层累、汇聚地造成的”先秦越国历史——关于越国历史叙述的史源学分析》,发表在《历史人类学学刊》上。其实我自己满意的论文真的不多,这倒不是谦虚。这只是朝前走的一个准备。
       澎湃新闻:您最喜欢(或尊敬)的历史老师是?
       鲁西奇:已经过世的武汉大学石泉先生与李涵先生。他们是我的授业老师。他们不仅引导我进入历史研究领域,教会我谋生的方式,更让我学会了做人,以及怎样做一个老师。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石泉、李涵夫妇
       (澎湃新闻:在武大二十多年,对您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
       应该说,我的学术风格、研究底子和基本信念这三个方面,都是武大历史系培养的结果,如果说影响,可以说是根本性的。知识的积累、学术基本方向的奠定、方法的摸索都是在武大完成的。我自己开始独力地做学问,大概2001年前后可以划一个界线。之前呢,是继承老一辈的学术路向和研究方法,以学习为主;之后我开始自己摸索,逐渐走出武汉大学学术的影响,更多地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
       要说武大的影响的话,首先最基本的当然是受到历史地理方面的基本训练,是跟石泉老师学的。第二块呢,自然是中古史方面的训练,主要是汉魏六朝,综合了武大历史系中古史研究的传统。另外一块是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吴先生非常有蛊惑力,他的演讲、他的文章都特别好,促使我把眼光超出中国的范围,这也是很重要的。在武大,我还跟哲学系的老师来往,跟西哲、中哲的一些老师,都有比较多的交流,有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选择历史学作为职业?
       鲁西奇:我进武汉大学读历史系,是我的中学班主任丁劲松老师做的主,他最喜欢历史,还喜欢珞珈山。后来继续读研究生,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彭雨新先生(走了20年了)建议的。我一直是一个好学生,听老师的话,一步步地,就把历史研究与教学,作为自己职业了。似乎不曾有过选择。
       澎湃新闻:在您去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当中,最喜欢哪里?
       鲁西奇:甘南,拉卜椤寺。这个我不陈述理由。你慢慢熟悉了就会理解。
       澎湃新闻:如果让您选择,您最向往历史上哪个时代?为什么?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那是个思想的时代。战国晚期就不那么向往了,我不可能在那个时代活下来。
       澎湃新闻:要是您有机会和三位历史学家(无论在世与否)共餐,您会选择谁?为什么?
       鲁西奇:还是在世的吧。不在世的先生,过几年我再去和他们一起吃饭吧。
       李伯重先生。我想和他聊聊社会科学方法与人文学方法。
       萧凤霞老师,好几年不曾听她讲人类学了。
       刘家和先生,快有十年不见刘先生了,很想念刘先生。
       澎湃新闻:您有什么珍藏的历史读物吗?搜集跟历史有关的物品吗?
       我收了一点汉代画像砖石的拓本,以及明清水利碑石的拓本,不多。
       澎湃新闻:对于希望以史学研究为职志的青年学子,您有什么建言?
       鲁西奇:如果可能,最好放弃这个想法。如果不能放弃,那就好好下功夫吧。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鲁西奇,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清代学术概论,王国维,悲观,石泉,李涵,拉卜楞寺

相关推荐

评论(53)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