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在中国的腹背受敌:性的“医学化”与“病态化”批判

潘绥铭 黄盈盈

2014-12-05 19:5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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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医学化”?
       有国际学者指出,“医学化”是指这样一种趋势:医学通过它特有的思考方式、模式、隐喻、价值、机构和设置,对社会生活这个领域施加实际的或理论的重要影响。还有学者分析道,医学化的行为逻辑是:用医学的术语来定义一个问题,用医学的语言来描绘它,然后不仅用医学的框架来理解和解释它,还用医学的干预来治疗它。
       在笔者看来,这其实就是有人把医学强行越界,强加于人类生活的整体。这不仅是学术上的错误,也是社会中的“犯规”。
       大多数西方社会在医学标准支配了大部分日常生活以后,就已经被“医学化”了,甚至是被“过度医学化”了。这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不仅个人的,而且整个社会的判定标准,都几乎完全归顺并臣服于医学,而人们自己的经验、领悟与认知都被彻底地贬低与排斥。结果,人被变成一个客体、一个对象、一个被动的物。
       医学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健康”这个话语在20世纪末被推出并被热捧。可是,人究竟要成为什么样,才能算作“健康的”?是医学定义上的“无病”或者“不会得病”或者“有病也查不出来”,还是社会意义上的“良好状态”,还是作为人类永恒梦想的“幸福安康”?尤其是,“健康”究竟由谁来加以判定呢?医生说了算,还是“患者” 我行我素,还是双方互动与协商,还是符合社会规定即可?
       说到底,所谓的健康其实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符合社会对于“身体”与“生命”的硬性规定,只不过现在不是用习俗与法律来强求,而是用一整套医学的知识与话语来控制。虽然笔者从来也不否定医学中的自然科学的成分,也从不低估医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但是它一旦跨越了自己的学科界限,插手到人类的社会现象之中,那就是“医学化”,就成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
       在“医学化”的框架下,自从20世纪以来,性就一直是医学重点加以治疗和干预的一个范畴,而且被极其严重地问题化和污名化了。比如一提到性,不是“性障碍”(阳痿、早泄、性冷淡等)就是“性变态”,而“性权利”与“性快乐”则荡然无存。最新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性成瘾”,在宗教传统深厚的地方,这种所谓“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成为打击一切性的异端的思想武器。
       “医学化”的认知,必然带来医学的“矫正与治疗”,甚至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手段。比如对于同性恋、虐恋、恋物以及一切“性反常”或者“性偏离”的现象,都曾经被或者正在被“医治”,不仅是心理和药物的治疗,还常常被认为应该直接动手术。这样一来,手术刀就开始“移风易俗”了,甚至开始“改造中国”了。
       说到底,医学化其实就是社会试图通过医学的理解模式与治疗手段,来规范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与实践,尤其是要剿灭一切异端。
艾滋病时代:性的“病态化”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医学化”与“科学化”为特征的性学(sexology)虽然作为一股“热”在中国开始流行,但是性学本身并没有成为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在非医学界)。近几年来,另外一种社会力量却使得有关“性”的讨论更加主流化与合法化,这就是对于艾滋病的高度关注。官方和大众传媒都在鼓吹:中国已经进入了空前的艾滋病时代。
       所谓的艾滋病时代不仅是指艾滋病的增加,更是指随之而来的相关研究及其附带物正在爆炸式地增多。结果,当今中国呈现出一幅光怪陆离的风俗画:一方面“扫黄”铺天盖地,就连网上和手机里的“黄段子”都几乎无处藏身;可是另外一方面,只要披上预防艾滋病的“虎皮”,就几乎百无禁忌,连肛门性交这样的话题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宣讲。因此,与艾滋病有关的“性”研究(包括再度成为热点的性教育、生殖健康等)开始进入主流文化。
       这虽然也应该被视为一种进步,但是这种对于性研究的表面上的开放,实际上潜伏着把性推向反面的危机:人们要么不许说性,要么只能从负面来说性。或者说,这种艾滋病时代已经把性给“病态化”了,也就是:仅仅把各式各样的病患与性联系在一起,却闭口不谈性的权利与快乐。结果,中国的性革命,刚刚把“性道德”的紧箍咒撬松了一些,马上又掉进了““性健康”这个大瓮。
       在这个大瓮里,性被强行与“高危”联系在一起的,属于被控制的对象。某些道德家们与某些科学家们联手,以艾滋病来恫吓大众,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性的存在合理性,甚至抹煞其存在的现实,巴不得人人无性,六根清净。正因如此,某些社会势力才大肆鼓吹所谓“ABC式的性教育理念”(最好是禁欲,其次是忠诚,万不得已才使用安全套),试图把“洁身自好”的道德观念规定为进行性教育的前提。
       还有些性教育的项目虽然并不公然提倡禁欲,但它们的立论基础还是对性的否定与规训,而不是积极地建设正面的“性福”。例如,有的机构居然在宣传手册的首页就写上“婚前性行为会导致艾滋病”,好像艾滋病病毒是婚前之性自己生产出来的。
       结果,性,而不是“无保护的性”,在艾滋病时代重新被妖魔化了。或者说,传统道德借助艾滋病来达到规训“性”(尤其是青少年之性)的道德目的。因此,所谓的“性健康”被建构为性的唯一内容和绝对的判断标准。“性权利”与“性快乐”则刚刚摆脱了生殖的束缚,又被“性健康”所淹没。其实说白了,这种所谓的性健康其实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性的专制。
       这其实是古老的“因果报应”的性禁欲的思想武器在当代被变相地应用。其行为逻辑就是:只准说性的风险,不准提性的快乐;把风险说得越大,才越能吓阻任何越轨。其思维逻辑则是儒家古老的“防患于未然”的无限制的推理法,就是把本来只是在某一侧面上存在一定可能性的风险,无限扩大为百分之百的、必然的、无解的危害,根本不顾“事物的发展必须有必要条件加上充分条件”这一生活常识。
       尤其是,性的“病态化”故意把性的健康与快乐、性的安全与享受、性的自卫与发展,都绝对地对立起来,搞得两者似乎是黑白分明、不可调和、非此即彼、只取其一。
       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中国人两个都缺,尤其缺少二者的和谐。这才是中国性文化在21世纪中所遭遇的最大挑战,也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
老根何在?
       以上描述了性的“医学化”与“病态化”的种种现象,但是问题远不是如此简单。
       支撑着“医学化”的柱石是“生物化”的思维逻辑。它的大前提是:无论社会如何沧海桑田,人终究是一种生物;小前提是:生物的问题必定来自生物因素;其结论则必然是:生物学足以解释和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
       这种思维逻辑在历史上本来自有其道理。在人类认识自己的初级阶段中,为了避免无穷无尽的烦恼,人们只能把一切未知的与无解的问题,都归结为某种已知的却又高度简单化的根本来源。在原始时期是“万物有灵”,到后来演变为“生理本能”,其对立面则是“疾病”。君不见,直至今日的中国人,仍然常常把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人与事都用一个词来形容:“有病!”
       从19世纪开始,西方自然科学蒸蒸日上,又给“医学化”和“病态化”带来一根“擎天柱”——唯科学主义的推理逻辑。其大前提是:人是物质的;小前提则是:物质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结论就必然是:人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其实都是违背规律的“反常”。这就给“生物化”开拓了发展空间。于是,好事皆为“本能”,坏事都是“变态”。接着,这又推动了“医学化”与“病态化”的战车滚滚向前,于是一切所谓的治疗也就都变成了“纠偏”。
       看清楚这种一脉相承的逻辑之后,相信读者就不会再误认为笔者批判“医学化”与“病态化”就等于主张“有病不就医”或者抗拒一切治疗了。
       “医学化”与“病态化”的危害主要有下列几种。
       第一是“越界犯规”,就是无视人的社会属性,硬要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类的一切。这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决定论,诸如神经内分泌、脑电波与脑构造、基因等等,几乎每一项生物学与医学的进展,都曾经被拿来解释人类行为与社会文化。
       第二是构筑自己的学科霸权。这就必然会排斥异己,打压其他的理念与行为模式,直接阻碍多元平等社会的诞生与发展。
       第三则是建立与巩固医学对于人的专制统治,而且日甚一日地试图全面控制人们的理念、思维与日常生活。这就必然抑制主体的欲望表达,尤其是会阻止任何一种不一样的欲望表达。毫不夸张地说,“医学化”与“病态化”的极端结果,便是缔造出一个可能没有病患,但是也没有人性的“机器化”的社会。
       第四个危害是“治疗万能论”,在预防艾滋病领域中则演变为“唯干预论”。这纯粹是把人当成小白鼠,把自己视为“开大药方”的救世主,把“干预”扩张为“拯救”,把医学扭曲成“灭火器”,把预防艾滋病的善事偷换为“整肃性道德的最后一战”。
       但是笔者最后必须说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信奉“医学化”。反对“医学化”的人们,也并不仅仅是人文社会研究者,甚至不是他们首先开启的。是医学界中的有识之士首先提出了“从单一的生物模式转向生物、心理与社会相结合的新模式”的主张,而且征服了越来越多的医生的心。
       这也可以证明,“医学化”与“病态化”之所以荒谬之极,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违背了人文社会研究的立场与准则,更是因为它首先就背叛了医学的发展方向,造成了医学的故步自封甚至是“开倒车”。因此,首先揭竿而起的,恰恰是堡垒内部的“自己人”。
性在中国的腹背受敌
       以上所说的“医学化”与“病态化”,主要是从西方传入的,笔者批判得已经够狠了。
       可是在中国,在被西医“医学化”的同时,性,还不得不在传统文化的“天网”中拼杀出血路,甚至比对抗“医学化”还要艰苦卓绝。
       以中医某些理论为代表或者为旗号的那种宣扬“滋阴壮阳”(尤其是壮阳补肾)的“养生之道”宣称,只要充分“滋补”,就会身强体壮,而且浑浑噩噩,全然不必思考什么生存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因此可以把它称为“苟活化”。
       近年来,以“养生”为招牌的“身体产业”林林总总、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或者借助于这种“苟活化”的理念。其中不仅包括了对于身体的各种规训,更是渗透了上述“养生之道”。在五花八门的“气功”与“修炼”之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苟活化”的内核。
       这就是“延年益寿”的千年梦幻,就是以贬低精神上的价值意义来换取肉体的苟延残喘。同时,这更是两千年来的臣民社会的无奈产物,只不过被现今的“屁民”给消费化了。
       这种“苟活化”的首要管制目标就是性,而且对性形成严丝合缝的天罗地网。因为“苟活化”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大前提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小前提是“劳色伤身”;于是结论必然是“万恶淫为首”(不仅指性关系,也指性生活)。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仅仅在“传宗接代”这个唯一的意义上承认性的存在合理性,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把性生活视为长生不老的“克星”,因此才会生产出“房中术”那种“固精不泄”的种种性技巧。
       如此这般,直到21世纪的中国,至少根据笔者的定性调查资料来看,“惜命保精”仍然是部分男性逃避夫妻性爱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的基本动力之一,就连部分女性也因为相信所谓的“阴气不可外泄”而“甘为活寡”。
       如此这般,“性权利”从何而来?“性快乐”何以立足?性的多元选择与自主发展又从何谈起?
       当然,上述的性的“医学化”、“病态化”与“苟活化”,究竟有多大成分来自“西学东渐”,又有多少来自“老树新花”?这两者究竟是并驾齐驱,是分而治之,是相辅相成,还是相生相克?这些问题亟待研究。
       尤其是,“苟活化”与中医某些理念是什么样的关系?它究竟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内化的?其衍生物及其作用又有哪些?与“医学化”相比,,它仅仅是一种文化特质,还是生命哲学与社会精神的分野?这些,恐怕才是更值得为之殚精竭虑的本土问题。
       
       (本文摘自潘绥铭、黄盈盈著《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一书第七章《健康的性》。)    
责任编辑:周安安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性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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