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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中,中国为何善待德侨?日本为何对犹太人手下留情?

澎湃新闻记者 徐萧
2014-12-04 16:4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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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与德国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一战后,就如何处置德侨问题,协约国不断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最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没能享有自主处置敌侨的权利,被迫遣送了在华部分德侨。而在二战中,中国的很多城市接纳了犹太难民。
        日前,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外侨与近代中国口岸城市”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浙江大学历史系魏兵兵博士和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健分别就一战在华德侨的被驱逐和二战在华犹太人的被接纳做了介绍。
 
上街庆祝一战胜利的中国民众。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都是参战国,最后都是战胜国。有趣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与德国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战中,中国除了向欧洲派遣了十余万华工帮助协约国修筑工事、清理道路和铁路、修建桥梁、抢救伤患等艰苦的战地后勤工作外,沟壕战之后,他们还从事挖壕沟的工作,最后有2万余人死在欧洲,但没有得到协约国的承认。除此之外,中国并未有实质的参战行为,即便一战中的日德战争在中国青岛展开,中国也只是一个旁观者。然而,在一战后,就如何处置德侨问题,协约国却不断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最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没能享有自主处置敌侨的权利,被迫遣送了在华部分德侨。这是除巴黎和会外,中国在一战后又一次“不败而败”的例证。

1917年8月12日,中国劳工在欧洲。

        中国一战后遣返德侨过程中,主要受来自英国的压力。中方在遣返过程中对德侨始终给予照顾和保护,并以各种理由让大量德侨继续留在中国,这成为1920至1930年代,德国与国民党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基础,甚至成为抗日战争初期,除苏联外仅有的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而在二战中,上海却成为遭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避难的天堂。除了上海,其实还有很多中国城市也接纳了犹太难民。 

一战后中国遣送德侨

        1917年8月14日,北洋军阀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并开始对德国在华的各项特殊权益进行了强制措施,如撤废德国驻兵权,收回天津、汉口德租界,暂停向德拨付庚子赔款,撤销德国领事裁判权等。与此同时,普通德侨及其经营的产业,北京政府则按照国际惯例,基本上采取宽大的保护性政策:德侨可自主决定去留,自愿离境者经政府批准并发给护照,由军警照指定路线护送出境。对于选择继续留在中国的德侨,经登记核准后,可在原居住地继续居住,其生命、私人财产仍受保护。而对于新申请入境的德国人,政府一般仍不拒绝。

        北京政府自称其处置德侨的办法乃是依据战时国际公法,并参照日本对德宣战后的措施而制定的,并表示在保护德侨的同时会严密监视他们的举动。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北京政府对德侨的监管十分松懈。当时,欧洲各交战国对境内敌侨都采取严格监视,并采取了看管政策。对于北京政府处置德侨的办法,其他协约国感到不满,其中英国是最为积极主张严厉处置德侨的国家。

        尽管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屡次施压,北京政府对拘禁德侨的态度仍然很消极,总是设法敷衍。这引起协约国方面的强烈不满,1918年10月30日,各协约国驻华公使代表各自政府,联合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责中国参战不力,并列举了12点注意事项,其中就包括纵容敌侨,如不“补救”,则会影响中国在战后和会中的地位和礼仪。此时大战结束指日可待,加之确实有协约国不愿看到中国参加和会,北京政府只得在11月10日表示对备忘录照办不怠。

        中国政府给出答复的第二天,德国就投降了,一战宣告结束。11月底,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了“取缔敌侨委员会”,负责处理德侨事务。这时,英国公使朱尔典又重新提出要遣送敌侨,而不是此前备忘录中的拘禁重要敌侨。尽管朱尔典一再催促,甚至准备承担三分之一的遣送费用,但北京政府却迟迟不明确表态,直到巴黎和会召开前夕才最终做出遣送敌侨的决定。“说是敌侨,由于奥匈帝国在华侨民甚少,其实基本上还是德侨,英国政府所针对的也主要是德国的在华利益。”魏兵兵说道。

        而中国政府之所以一再敷衍,不愿严厉对待德侨,在魏兵兵看来,除了国际公法方面的考虑外,更重要的或许是朝野对德侨的同情心理。北京政府在对德宣战前,两国关系其实比中国和各协约国要更为和睦,在华德国官商不像其他列强那样骄横,很多中国精英视德国为民族富强的榜样,所以当时北京政府对德宣战就曾遭遇到各界的激烈反对。而在宣战之后,两国也并没有直接交战,各级军政官员和社会人士同情德侨者为数甚多,甚至为德侨活动提供庇护和帮助。

        至于英国方面,主要目的并不是防止德侨在华从事不利于协约国的活动,而是要扫除德国人在中国的势力,尤其是商业势力。英国公使对于德侨处置态度的转变,直接原因也是英国侨民,尤其是商人群体的强烈要求,如果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的英国商会和“英商中国协会”在战后纷纷向朱尔典请求遣送德侨。

        最后,迫于英国为首的协约国的压力,北京政府只得遣送在华德侨。据魏兵兵计算,当时在中国约有德侨3420人,奥侨约380人,在1919年共计约有2200名敌侨从上海被遣送回国,其中绝大部分为德侨。但尽管如此,仍有1400人以上的德侨得以免遣,1919年9月15日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终止对德战争状态后,德国人于是开始陆续返回中国。

        中国作为战胜国,本应有自主处置敌侨的权利,但对德侨的处置实际上在决策和执行上都受到其他协约国的胁迫和干涉。以往我们只是将目光集中在巴黎和会上,实际上在中国本土,仍然上演着虽胜犹败的尴尬。

二战时中国城市接纳犹太难民

1937年到1940年间,有近3万犹太难民逃到了中国,其中绝大多数来到了上海,图为正在晾晒衣服的犹太妇女。

        尽管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德迅速再次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甚至在抗日战争初期,希特勒还曾试图扶持蒋介石政府,比如蒋介石手上能够和日寇对敌的只有那三十个德械师,而他的两个儿子也被分别送往苏联和德国军校学习,只是希特勒最后发现对方实在难堪大事,才转而与日本结盟。

        二战期间,就犹太难民问题,中国又与德国发生了联系。1937年到1940年间,有近3万犹太难民逃到了中国,其中绝大多数来到了上海。为什么上海会成为犹太难民的避风港,王健认为,主要是上海的特殊性:上海当时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工作证明等即可进入的大城市。“犹太难民之所以能够在上海生存下来,一是因为上海租界的开放性,一是上海没有反犹传统,上海市民对他们比较友好,另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上海有犹太社团和世界其他犹太救济组织的帮助。”王健解释道。

位于上海的犹太难民收容所中容纳200人的大房间。

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在领餐。

        但是,除了上海外,还有很多中国口岸城市也接纳了不少犹太难民,如天津、哈尔滨、青岛、威海、昆明、成都、香港、大连等,这是以往鲜为人知的。这些接纳犹太难民的口岸城市中,最为主要的是天津、青岛、哈尔滨和香港。

        在二战之前,天津也有犹太社区。到了二战期间,根据王健的观察,犹太难民主要通过两个路径来到天津。1940年7月以前,因为上海当时已经有太多难民,谋生比较困难,所以许多犹太人通过上海中转北上前往天津。而在直接进入上海变得越来越困难后,一些犹太难民通过苏联和“满洲国”来到日本人控制下的天津和青岛等地。根据《天津避难民问题报告》,1939年12月,已经有169名欧洲犹太难民申请者获准在天津居住,还有128名未定,而持许可证抵达的有56人。最后来到天津的犹太难民在200到300人间,他们虽然都参加了天津希伯来协会,但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欧洲犹太移民协会,并吸收了几乎所有为逃离纳粹暴力而来到天津的犹太人。

        青岛则接纳了100名左右犹太难民。1937到1939年间,青岛犹太社团派代表参加了3届由日本人举办的远东犹太人大会。除了青岛外,在山东地区,淄博、德州也有零星犹太难民。

        犹太难民在中国另外一个主要地区是哈尔滨、大连等东北口岸。据资料显示,1941年,大连有犹太人259名,其中无国籍人士有143人,王健认为,这些无国籍的犹太人很可能就是欧洲犹太难民。大连的犹太社团在哈尔滨犹太中央机构的领导下,利用自己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来自上海的犹太难民进入东北的入口。

        最后,香港也是接纳犹太难民的重要口岸。据1939年2月统计,约有2500名犹太人从上海来到香港,王健认为这个数字比较可靠,但这2500名犹太难民大多没有长留香港,原因是英国对德宣战后,开始驱赶德侨,尽管德籍犹太人已经不是德国人,但是也被作为德侨被驱赶。

        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年,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篇文章《绝大数中国人不知道的内幕》(或名为《以色列为什么对中国这么好》)中称,因为二战期间上海对犹太难民的接纳和帮助,使得以色列人心存感激,甚至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的市中心有一个纪念碑,上书“中国人,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恩!”的说法。但正如相关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当时中国的口岸城市,尤其是上海接纳犹太难民,相比于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日本人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可能要更多。

        1937年日寇侵占上海之后,对犹太难民来上海避难不加限制,后来又设了三处难民营,给犹太难民以多方援助。此后又多次顶住德国的压力,继续采取对犹亲善政策。甚至在1942年6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寻格上校专程来到上海,要求日本占领当局仿照纳粹做法“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而日本当局却拒绝了纳粹的要求。

        日本人究竟为何对犹太人手下留情?其一东亚地区不像欧美长期存在反犹主义,日本人对犹太人素无仇怨,且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犹太巨商希甫积极为日本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希甫共进午餐,希甫也成为获得天皇授勋的第一位外国人,日本人也由此对犹太人颇有好感;其二是上海犹太难民中有不少是俄国犹太人,一旦实施“最后解决”的话,力图保持和苏联不战状态的日本担心会因此触怒苏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日本政府内主张和美英保持媾和后路的部分官员与“犹太问题专家”们对欧美反犹势力宣传的“犹太威胁论”信以为真,误以为犹太人的确垄断了国际经济命脉、控制了美英等国的政治与外交,因此想通过对犹太难民的亲善来讨好美国的犹太力量,以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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