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走出去|未来中国外交需注重周边人脉工程

        2014年习近平的中国外交初现端倪，作为学者，我们的研究也刚刚开始，接下来对习近平的中国外交的研究，我们需要注重哪几个方面的问题呢？

        第一需要注重的就是周边人脉工程建设。

        2013年10月的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来一个主要的抓手，就是人脉工程建设，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文章是讲周边的人脉工程。外交是靠人，生意也是靠人去做的。周边外交是以经贸为抓手，人文为依托。没有人文为依托的话，怎么去搞这种合作？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熟悉的政府执政党官员不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跟他们的合作项目还能不能推进？缅甸就是一个例子，今后这种例子越来越多。这个就要靠长期的人脉工程。美国的盟国为什么不管哪个党上台，都得靠着美国？人脉工程的实施是中国今后要花大力气去解决的。

        第二是周边安全机制的建设。

        我们讨论经济比较多，但是不要忘记安全是我们的短板。在周边要什么样的安全机制，就是要根据新的安全挑战，也要根据亚洲的安全文化以及国家之间安全关系的现状，来设计一些功能化的、问题导向的安全合作机制。

        这个有很多可以做。我们现在讲的亚洲的安全架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涵盖一切的东西。它应该是一系列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安全安排来处理这个地区的安全事务，这些安排整体烘托了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更多的研究和思考。

        第三个是地区经贸合作的新机制。

        我们知道地区经济合作从贸易开始到金融，现在到互联互通，以后有没有可能还有一种新的平台？我们必须要提出一些新的设想来，就是中国跟周边国家的这些经贸合作要走出新的路子，这个新的平台是什么东西？根据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要考虑有不同的合作的平台。

        第四个就是“一带一路”的谋划。

        “一带一路”的基本的构想已经出来了，但是我觉得细节很多，问题很多，包括经贸合作的规划、基础设施的建设、金融和融资的保证，还有相关国家政治社会风险的规避等等。在这个方面，今后要做更加具体、更加精细化的分析。

        第五个是周边外交的轻重缓急。

        周边的国家几十个，“一带一路”也是几十个国家，那么哪些国家重点是经济合作，哪些国家是安全合作，哪些国家是首先改善政治关系。这个恐怕还是要有一个轻重缓急的考虑，不可能面面俱到。现在提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早期收获，到底早期收获在什么地方？其实安全合作也可以有早期收获。

        第六个方面，周边国家的反应。

        我们的周边外交大手笔出来以后，周边国家怎么看？他们有什么样的担心，有什么样的需求？我就在想，我们不应该仅仅在中国开这样的讨论会，我们应该沿着周边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开过去，真正的要了解那个国家，必须要实地去做调研。9月份外交部让我带一个专家小组到南太平洋访问，也是为G20做访问，我们到了新西兰，十几位大使跟我们座谈，我们就讲你们现在对中国怎么看，你们有什么担心的，对中国有什么期待，他们听了感觉很期待，好像还是第一次中国来这么问他们，以前觉得中国并没有把小国家放在眼里，现在来听他的意见。

        以后除了我们关起门来讨论以外，要更多地走出去。陆上走出去，海上走出来，周边国家的反应，只要我们感觉心诚，然后资源的投入足够大，对方是非常欢迎的。

        这次在北京开香山论坛（编注：香山论坛是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主办的“国际安全合作与亚太地区安全”论坛，从2006年起每隔两年在北京举办一次。2014年11月20日至22日，来自47个国家的国防部或武装部队代表团，4个国际组织代表和中外专家学者约300人在北京出席了第五届香山论坛。），这是我们第一次把香山论坛提到这样的高度，这样一搞美国自己很紧张，美国自己不派像样的官方代表团，也让盟友不要派，日本、澳大利亚都没有来，韩国也没有什么高级别的代表团，但是来的十几位国防部长都是中国周边这些国家的。像马来西亚它的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双首长都来了，那它就是支持。不光是这样，这些中亚的国防部长一个一个发言里面感谢中国的支持，听了心里就感觉不一样，一方面你看到美国在那里给你捣蛋，给你拆台，再看看那些小兄弟们在那里帮你撑台，你就感觉到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机遇，就是我们的资源。但是一定要考虑它们的关切，考虑它们的需要。

        最后一个，周边外交的国内依托，包括国内资源的投入，国内横向、纵向的协调以及机制的支撑。

        应该讲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成立了国安会等等，实际上，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召开以后，接着又有相关的会议在召开，等于就是抓落实。

        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长远的问题，不光是中央各部委，而且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且还有地方跟地方的相互协调。这方面对我们来讲可能在体制创新、体制的调整方面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总体上我感觉中国的周边外交最后能不能成功，就决定了中国能不能真正的实现崛起，因为我们不是靠同盟、结盟崛起。我们的周边，第一首先把周边打造成我们发展的新平台，其次周边要聚集利益融合的新格局、新形态，第三应该是合作的新格局，最后在这个地区形成我们安全的新屏障和战略的新意图，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应该讲我们的崛起就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本文是作者在“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阅。会议由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