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前人写的日记，或许才是真正的史书

        从元朝的郭畀到当代的余纯顺，他们在手书的日记中是怎样的形象？不久前在上图举办的“上图藏稿本日记展”中展出的60种稿本日记，不仅版本价值很高，更能照见历史。

        上海图书馆庋藏中文稿本日记文献，大致来源于线装古籍、私家档案和名人手稿，现发现的稿本日记约五百余种，是上图又一文献特藏。

从元迄今的名家日记

        上图所藏日记文献，从版本上进行分类，大致涵盖我国各种版本的形式。有枣梨刻本，石版、玻璃版影印本，铅字、电脑排印本，有用毛笔、钢笔等书写的稿本和誊抄本。有今存最早的稿本日记，元代郭畀的《郭髯手写日记》、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的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稿本。有为学界所瞩目的晚清清流张佩纶的《兰骈馆日记》，现代教育家、学者蒋维乔的皇皇八十一册《蒋维乔日记》。还有一类为稿本已不存世，而据稿本传抄的唯一留世抄稿本，有晚清邵友濂随崇厚、曾纪泽出使俄国所记《邵友濂日记》、影响几代人的《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考察长江航线所记的《长江日记》。

        从元朝的郭畀，到当代的余纯顺，他们中有朝廷达官、外交使臣、饱学大儒、文坛作者、探险平民、书画大家以及金石图籍鉴赏藏家等。他们通过日记文献这种形式为我们描述了从元迄今，他们对社会方方面面的观闻、感受和思考。形成了记事备忘日记，如郭畀的《郭髯手写日记》、张元济的《张元济日记》；游记探险日记，如安希范的《安希范游记》、余纯顺的《余纯顺日记》；校书编书藏书日记，如查慎行的《南斋日记》、吴骞的《吴兔床日谱》、张文虎的《舒艺室日记》、刘承幹的《求恕斋日记》；金石书画日记，如潘曾绶的《绂庭日记》、顾文彬的《过云楼日记》、李鸿裔的《靠苍阁日记》；学术考据日记，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萧穆的《敬孚日记》、沈曾植的《恪守庐日录》；文艺创作日记，如包天笑的《钏影楼日记》、阿英的《阿英日记》；星轺日记，如邵友濂的《邵友濂日记》；考察日记，如郑观应的《长江日记》、邓邦述的《庚戌巡行日记》；差事日记，如吴大澂的《北征日记》等。

        这些名家日记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这些不同种类的日记文献，而且还保存了大量的各类史料。如沈宝禾在《忍默恕退之斋日记》中记下了上海二十四家船商详细名单，以及各船行分布情况的上海航运史料。陶濬宣的《稷山读书楼日记》记有修整庭园、种植竹木花草的园林史料。盛宣怀在《补楼销假日记》里录有“淮军一营饷章”，让我们看到了淮军的薪水情况。沈曾桐在《百研斋日记》里细致地描述了婚丧嫁娶、祭灶祭祖等民俗资料。何兆瀛在《何兆瀛日记》里详载其平生嗜好，顾曲和赏析滩簧、昆曲、傀儡戏等，是有清一代戏曲史的第一手资料。

日记中的别有洞天

        人们对日记文献研究刚刚起步时，就意识到日记这一应用文献具有双重属性，一是由于日记是作者记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具有鲜明的个性，而这种个性的呈现具有文学属性；一是由于日记是作者记录自己每日经历的事情，具有明显的备忘，这种备忘均为实录，可备考证史实，也就是具有了史学属性。

        大部分的日记都是属于“排日记事”的日记，但作者依旧能用简练的文字、质朴的语言，在不经意中写出他们的个性和风范。郑观应的《长江日记》里记载了他坐船溯长江，沿途考察有关轮船招商局航运的事宜，如向外国船长了解轮船吨位构造，通过轮船招商局沿江各码头的工作人员调研当地的进出口货物，为我们呈现了航运先驱务实、敬业的形象。再有刘承幹的《求恕斋日记》，详细记下了他采办的各类图书的目录，以及全年所用的购书费用，为我们活脱脱地描述了鲁迅所说的“傻公子”。尽管他们不属于公认的文学家，但他们随手写来，不把它当作品来着意铺排，刻意雕琢，用洗练的文字，随意的几笔状物、写景、抒情、记事，其功力绝对不在文学家的宏文高唱之下。郑观应在《长江日记》清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二十八日写道：“自此始入巴峡，拓窗一望，左右石壁矗立，拔地参天，如颓败白垩粉垣，连络不断，真奇观也。”信手拈来的寥寥三十五字，可与文学名著《水经注》“山峡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缺处，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媲美。

        “排日记事”在六十家的日记里还为我们留下了不少诗篇。安希范在《安希范游记》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八月十二日至三十日游太湖时附有《秋游诗》十九首，万历三十一年九月初三至二十四日末附有《诗草》。查慎行《南斋日记》在每日下往往附有诗作，虽多已刊入《敬业堂诗集》，然前后排序时有不同，且文字也多异，更有多首诗未刊，如《题扇头画兔应四皇子教》、《京口蔡卓庵将军以小照索题》等。张廷济《清仪阁笔记》也记有多首诗，未入他道光二十八年自刊的《顺安诗草》。另还在日记里记有诗评和辑诗结集之事，如袁昶《渐西邨舍日记》就有可观的品评诗篇之言论，李鸿裔《靠苍阁日记》也时有提及有关清代诗文辑集之事。这是诗史研究不可不重视的资料。

        日记不仅能写出作者的个性和风范，也能写出带有文采的美文，还能记录下大量的文学资料，以及诗人作者的生活创作的写照。在这六十家日记作者中不乏文学家，如诗人查慎行、吴骞、何绍基、袁昶、沈曾植、林庚白，作家包天笑、阿英、傅彦长、丁玲、康嗣群等。他们的日记是我们研究这些文学家生平事迹、心路历程、文学创作的第一手资料。如包天笑的《钏影楼日记》，记有他撰写掌故的资讯来源，以及他创作小说的目录，为人们探究包氏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路径。这些作者还在日记里记下了他们的友朋往来的社交圈子，为我们拓展了提要钩玄文坛逸事的眼界。如《钏影楼日记》就让我们看到了毕倚虹、范烟桥等鸳鸯蝴蝶派文人生活、创作的状况。

        日记所记之事都是作者亲历亲为，往往会对历史事件过程作真实细致的记录。刘承幹《求恕斋日记》记盛宣怀出殡，“十时以盛杏荪出殡，至其家一拜。晤庄得之胞弟新之，略谈而出，至中华书局。沿途见马路上人山人海，万人空巷。至中华门口，拥挤不堪，竟不得入。其后幸遇一西捕，将闲人驱开，保与予与朱姬进去。万福以西捕不保，竟不得入。既入，内已有人满之患，遂将铁门下锁，至三层楼屋顶。待至二时半，盛杏荪出殡之仪仗陆续过，断断续续至四时半乃过完”。真实细致地记录了刘氏所见，可作为了解盛宣怀出殡情形的重要资料。

        日记具有其真实性，可以用它所记之事来考订史实。《于诲若先生日记墨迹》年代不详，起十月二十日，迄十一月十二日。但据日记所记：“午桥将游明陵，作十日宿，乃知罢官之乐也。”查端方罢官之事，发生于清宣统元年（1909）慈禧出殡时，因拍照惊扰裕隆皇后，而被罢官。可据此考订于氏的日记写作于宣统元年。

        日记还是作者内心世界的窗棂，清光绪十九年（1893）四月初四日，郑观应在《长江日记》里写到“是晚瀚涛袖出二十七日渝局所接沪局来电示余，恸悉老父已于本月十六日寿终。方寸如割，痛极，不觉眩晕”。后又泣谓：“以后公事请君代办，日记亦请代登。”可见郑氏当时的心境是何等的痛苦，已至无心记日记。接下的日记便由轮船招商局总局文案吴广霈续记。民国五年（1916）6月17日，刘承幹的本生母去世，刘氏便于此日起一改用朱印求恕斋十行笺，而用墨印求恕斋十行笺，以寄托对母亲的哀悼。他们在日记里用各自的方法表示了自己的哀思，也说明了日记文献是对人物生平、心灵研究的珍贵史料。

        内容保密、形式灵活、选材广泛、志感自由的日记，其真实性是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所以日记为史家研究历史所重视，是探赜史事、考订史实、补证史料的重要文献依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作者系上海图书馆研究人员，本文发表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