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

        编者按：12月6日是朱东润先生118周年诞辰，由朱东润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负责编撰的《朱东润文存》也于近日由上海古籍出版出版，文存收录学术论文和诗文，凡八十万字，其中三分之二为首次结集，首次发表内容超过十五万字。

        《朱东润文存》代自序选用的是首度发表的《遗远集叙录》，《遗远集叙录》共有近五万字，原稿无写作时间，据首句“七十五年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知约写于1970年或1971年。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师自感年老，简单叙述自己生平经历后，对一生除翻译小说、授课讲义外的论著32种（部分为论文）分别作出叙录，用楚辞“将以遗兮远者”之意命篇，希望给后世以交待，是很难得的自述学案。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录《遗远集叙录》其中一部分发表。

《楚辞》“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七十五年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血压偏高，血管供应也不正常，因此想把七十五年的陈迹留些下来。可是我有什么成就呢？没有，只有些断简残篇，对于远人没有什么用处；但这是我仅有的东西，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什么了。集的本义是杂，绘画羣鸟驻水之形，因此把这些篇幅凑合一处，于本义也相合。此外信手涂鸦，任其灰飞烬灭，希望后人不必东收西拾，灾祸梨枣。

        我生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六日，在江苏泰兴县城内苏家巷老宅。宅内朝南一排六间，是伯父住宅；西三间六架梁堂屋，据说是明代的建筑。东三间五架梁，分两部份，靠西两间为灶屋，靠东一间为走路。朝北一排五间是父亲住宅；西三间四架梁堂屋，东二间三架梁灶屋。宅东有些房子，由伯父出租；宅西也有几间，早由父亲典出，后来在大哥当家时卖出。伯父读过一些书，但是始终没有挣得一名秀才。父亲石庵公没有力量读书，在一家茶叶店当店员，后来茶叶店歇业了，由于没有重行就业的机会，只有依靠典卖生活。在我出世的那一年，父亲已经四十一岁了，生活非常萧条，我记得灶间和靠灶间的卧室，多少还有些家具，堂屋西首两间空荡荡地，和被大水冲过一样。

        我兄弟四人，大哥世淦字丽生，比我大十九岁，布店店员，在父亲失业后，是家庭生活的主要负责者，但是他的收入也很微薄。二哥世溶比我大十一岁，在我四岁那年去世。三哥世潆字闰生，布店学徒，在将近满师的那一年被解雇了，一九〇六年从军，一九一一年参加革命，在南京牺牲。

        由于生活困难，在我幼年的时候，母亲经常带我到舅舅家寄食，所以我对于舅家的感情最深，特别是对于我的二舅母，她把母亲当姊妹看待，对我也和对自己的子女一样。

        六岁那一年——实际还不足五岁，我就学私塾，在苏家巷西首的一所破庙内，老师也姓朱，是同族的兄长，但是私塾终归是私塾，经过三年的私塾生活，我感到很苦恼。到九岁那一年，泰兴县初办小学，当时称为蒙学堂，我入学后编入丙班，当年提升乙班。次年即一九〇五年县立高等小学招生，蒙学堂甲班生全部调出，作为预备生，乙班生入选者两人，我亦在内。这一年，父亲由于贫病交迫，在三月间去世了。由于父亲去世，我在学校免费膳宿，因此大哥的工资维持家庭，还能勉强应付。这一年十月间，由于乡村人民对于学校的憎恨，捣毁学校。次年，三哥从军，我改入幼幼小学甲班，仍是初级小学。一九〇七年考入高等小学，这时我是正式生了。

        在这一年夏天，由于族兄季鹰的主张，我到上海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投考。当时大哥无力应付这个局面，但是季鹰兄的意思希望我到考场协助他的胞侄遗生，所以一力怂恿，面许支援。不料考场座位相去辽远，无法照应。因此遗生落第，我录取高等小学二年级。季鹰兄为形势所迫，勉强维持我一个高等小学毕业的局面，声称不再资助了。这一年是一九一〇年，虚年十五岁。

        面临着失学的形势，学农既没有田地，学商也当不成学徒，秋后开学，我彷徨无主了。幸得南洋公学校长唐蔚芝先生想起上年小学国文大会，我曾经录取第一名，有心关切，其子谋伯兄约我来沪升学，学杂费由唐校长代付。因此我才能升入中学。读完中学二年后，还是无法应付膳费，终于退学，同学陈通伯兄介绍至文明书局担任校对。次年，同学郑东启兄介绍至商务印书馆担任《小说月报》助理编辑。由于能力不及，试用两月后解雇，我面临着失业的危险。

        在这一年，社会上正掀起一股勤工俭学的热潮，提倡出国参加劳动，即以劳动收入，维持学膳。我参加了留英俭学会，一九一三年出国。可是到了伦敦以后，才知道英国工厂和法国不同，不接受外国劳工，这才想起翻译书籍寄回中国，倚靠稿费维持学业的办法。我在英国进了私立伦敦西南学院。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寄出稿件，必须通过中国驻英公使馆；寄来稿费，又因邮程阻隔，遥遥无期，到一九一六年被迫回国，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

        一九一七年，同学陈柱担任广西省立第二中学校长，他约我去教书，从此直到今天，我担任了教师工作。这一年由母亲和大哥作主，订婚。一九一九年，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当年结婚。在南通师范前后十年，中间曾在南通中学兼课，前后三次。

        一九二九年四月，由陈通伯介绍，到武汉大学担任特约讲师。此后一直在大学工作，最初是教外语，后来由该校文学院长闻一多的安排，准备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一年秋后开课，三二年改中文系教授。从此，我常在中文系。在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史记》。四二年调重庆中央大学，于前授诸课外，授《诗经》。四七年调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四九年调江南大学，授文学概论。五一年调齐鲁大学历史系，授传记研究、《史》《汉》研究。是年秋调沪江大学中文系，授文字学、工具书使用法。五二年调复旦大学，至今十有余年，先后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史传文学、传记文学、宋元文学史、《左传》、《文心雕龙》。

        在中等学校工作的当中，开始对于学术的探讨。既入大学，一边由于工作的需要，一边由于益友任戆忱、李剑农、谭戒甫、李雁晴等的协助，我的探讨稍能深入，虽然限于自己的天资，无所成就，但是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没有放过一个进修的机会，没有浪费一些有用的时间。我的业余嗜好，只有书法，因为由大小篆入手，在文字训诂方面，给我很大的帮助。至于我早年对于外文的学习，在我的深入探讨中，始终起了改错的作用。

        在写作方面，我在十七岁就曾为牺牲了的三哥写过一篇小传，刊登上海《民主报》。留英时，译《欧洲新闻事业述要》，连载上海《申报》；译讬尔斯泰及其他诸家小说，刊登上海《小说时报》，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中等学校工作时，写过英语教学法多篇，连载《英文杂志》。从今天看，这一切都是徒费纸笔，除了偶然还能提醒自己的过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在大学工作中，编过《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易稿三次，在开明书店、中华书局先后出版。此外编过《宋元文学史讲稿》、《诗经传笺讲稿》、《左传讲稿》、《史记讲稿》、《文心雕龙讲稿》、《传记文学讲稿》、《工具书使用法讲稿》，这些都是临时讲授用的，现在概不收录。

《张居正大传》

        一九四三年作，开明书店出版，一九五七年湖北人民出版社重版。

        一九四〇年高等学校计划发表，大学中文系设传记研究，当时武汉大学在这个项目下开设韩柳文研究，这里正见到当时大学行政当局对于传记的认识。

        对于我，这是一种刺激和鼓励。首先我发愤研读古代的几部史书，《史记考索》、《后汉书考索》都是这种鼓励的成果。其次我发愿研读古代的传记著作，对于残篇断简作了大量的辑佚工作。又其次我遍读当时学校图书馆所藏的英文的和英译的传记文学。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对于传记文学有一些相当的认识。

        但是对于传记文学的认识，不等于对传记文学的写作，具备应有的了解，因此决心开始传记文学的写作。

        要写传记文学，首先要找一个有一定意义的传主。是当代的传主吧？这样最有意义，作品可以获得第一手史料的价值，但是如张孝若作《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时所获得的资料的人能有几个呢？林纾就因为没有这样的资料而只能写成一本不甚高明的小说《金陵秋》。现代的中国的伟大人物是有的，但是有了伟大人物而没有保存资料的习惯，更没有提供资料的家属和社会，要想写出一个伟大人物的传记，依然是不可能的。

        其次，传主如果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物，那吗在写作的当中，作者更可以从资料探索的方面，提出他的认识，使读者对于传主作出一定的评价。在这一方面传记的写作便算有了几分的贡献。

        在无法选定现代或近代的传主的当中，我选定了张居正。第一因为关于居正的为人，《明史》、《明纪》、《明史记事本末》、《明会要》、《明史稿》、《皇明经世文编》、《张文忠公全集》、《病榻谰言》（查《丛书集成初编》有明高拱撰《病榻遗言》，未知是否即此书）等，已经大体具备了他的资料。其次他是一个具有问题的人物，在他当权的时候，有人把他比作伊尹、周公；及至失败以后，更有人把他比作王莽、朱温。其实他不是伊尹、周公，也不是王莽、朱温。他倚仗慈圣太后，依仗沟通内外的秉笔太监冯保，辅佐十岁的神宗皇帝，总揽大权，终于把一个岌岌不可终日的明代皇室安定下来，为明代延长了七十二年的命运。他总揽大权，以六科控制六部，以内阁控制六科，在他独当大政的当中，他所掌握的政权，实际上就是神宗皇帝的政权，这就在他和神宗之间种下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及至居正身死，夺官夺谥，封第宅，抄家产，儿子张敬修自杀。其结果真正是忠于乃国，祸于乃家，而不能谅解居正的人，不但当时有，后代有，甚至现代也有。

        我写的这本书，从史料讲，只能算是第二手的资料。从人格分析讲，我对于居正，对于居正所伺候的三位人物：李太后、冯保、神宗皇帝，乃至居正的前任严嵩、徐阶、高拱都作了详尽的分析。我对于杨博、陆树声、朱衡、蕲辅、王崇古、殷正茂、张佳胤、戚继光也没有忽略。这些人确是帝王将相，但是我所看到的只是他们对于中国的关系。倘使大家记得一九四三年正是日寇深入中国，在侵占了东北四省，更占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而后，他的魔掌准备一举打通平汉铁道、粤汉铁道，席卷广西、贵州，从而把整个中国扼杀在四川、云南和西北，那么对于内安中国、外攘强寇的张居正和他的时代，必然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我在卷末曾经说起：“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底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底祖先的时候，总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民族自由而奋斗，为民族发展而努力，乃至为民族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国民族的儿女！”

        在写这最后的一节时，我看到《天香阁笔记》所载的明末的支援死守江阴阎应元典史的泰兴朱三公子，这一位后来不知所终；我也看到辛亥九月十八日在南京起义失败后在小营牺牲的三哥。这是一条光明的路、伟大的路、可歌可泣的路。千千万万的人在这条路上走过，缔造了我们的伟大、庄严、光辉灿烂的中国。

《陆游传》

        一九六〇年中华书店出版。

        在《张居正大传》完成的时候，本来准备写一本《于谦大传》，又准备为明末诸王和当时抗清诸人写一本规模较大的作品，全面铺开，描绘当时的民族斗争，目的只有一个，用传记形式的作品唤起人民反抗异族侵略的斗志。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接下便是解放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以后，百废待兴，出版事业还不是第一步，因此因循下来。五十年代的中期，我担任宋元文学史的讲授，这才想起《陆游传》的写作。本来打算称为《陆游大传》，由于出版家对于大传的名称，感觉不很习惯，我因为这本书只有十七万字，实际上也不大，因此迁就了他们的主张。

        陆游是南宋初年的一位作家，通常称为爱国诗人，但是一般人都没有举出他的事迹，那么他是不是一个空头文学家呢？这样的人我们看得还少么，用不到再在十二世纪找一个事例。其次，通常认为他接近韩侘胄，这是《宋史·奸臣传》的一个人物，如若韩侘胄确实是一个奸臣，那么接近韩侘胄的人物也就大略可知，我们还得向他学习什么？其三，陆游的《南唐书》是一部有名的作品，那么对于他的品题就得有个斟酌，是一位寻常的诗人呢，还是一位渊博的作家？这一些问题都搁在我们面前，因此陆游便成为一位有意义的传主。这是我写作《陆游传》的动机。

        动机是有的，准备多少也有一些，但是时间确实是迫促得很。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各方面都在跃进。青年们迫使老教师跃进的热忱是惊人的。要求在一年内写出十万字、二十万字、三十万字、四十万字，最后是五十万字才能搞定。但是这只是业余工作，他还得学习，还得上课，还得担负行政工作，还得参加社会工作。——那是我参加上海工商检查团工作，规定上午六时上班，下午六时下班，称为六进六出。——因此这五十万字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

        幸亏《剑南诗稿》是一部编年的作品，只要我们留心阅读，对于陆游一生的经历，便可以得到一个大概。他的《渭南文集》是分体的，对于他的文词，确实需要一番探讨功夫，但是有了《剑南诗稿》作为依据，我们也还可以得一个大概。《书愤》的“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不是对仗的文采，而是经历的实指。他四十岁的那一年，在镇江府通判任内，参与张浚北伐的大计，楼船夜雪有事实可据；四十八岁的那一年，在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任内，直接担负宣抚使王炎的重要幕僚官，在南郑周围数百里以内，亲身经历大散关之役，与女真前哨接触，数日不举火食，铁马秋风，我们从诗句内，都可以得到具体的指示。

        陆游和韩侘胄是有接触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他们的接触，只是由于有了共同的抵抗女真，收复失地的立场。韩侘胄曾经和赵汝愚、朱熹对立，甚至搞庆元党禁，和当时的清议对立，但是在一二〇〇年京镗身死以后，他摆脱了这批死党的牵掣，逐步靠拢抗金的阵线，起用叶适、邱崈、辛弃疾，甚至朱熹的女婿、大弟子黄幹，也和他接近了，我们能以此责备陆游吗？韩侘胄的失败，一面由于他自己的志大才疏，一面也由于吴曦的叛变，使他不但不能收西陲夹击之効，而且还增加了侧身西顾之忧，加以宁宗的昏愦，杨皇后、史弥远的积极叛国，终于酿成宋人所称的“飞头和戎”的惨祸。把韩侘胄列入《奸臣传》这是元人脱脱的庸妄无知，而八百载以来把陆游看成是一个空言爱国的诗人，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谬误。

        这本书是和《陆游研究》、《陆游选集》两书同时写定，因此在写作中有相互的关系，这是必须提出的。

《李方舟传》

        一九六九年作，未付刊。

        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叙文学家底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父野老、痴男怨女底生活，都是传叙文学底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底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惟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于传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象样的人，都有独特的价值。我想一千六百年以前的范晔既然能替陈留老父、汉滨二老作传，那么在今天为一位家庭妇女作传，应当也是可能的事。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十九世纪末年以来，中国人受到满清王朝的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妇女们除了政权、神权、族权以外，还要受到夫权的压迫。从二十世纪开始直到全国解放为止，没有一天不在压迫之中，北洋军阀、反动派、汉奸，日寇，甚至高丽棒子、地痞流氓、土匪小走狗，没有一个不在鱼肉人民，老百姓只能在夹缝中生活。因为他们不知道依靠组织，也不知道进行组织，他们的力量是微弱的，他们的生存是侥幸的。经过半个世纪的压迫、剥削和宰割，偶然还能生存的，不是依靠他们的能力而只是依靠他们的徼幸。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了，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把反动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掀翻了，但是他们却带来了阶级的烙印，时代的烙印。这是他们的创伤。正是这个情况使他们不同于过去，因为他们被解放了；也使他们不同于现代，因为他们还有创伤。所以对于他们，应当给以热忱的鼓励而不应当给以无情的打击。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本书叙述一位家庭妇女，她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经过了一些怎样的艰苦和怎样的奋斗，及至进入新社会以后，她受到怎样的鼓舞，又怎样地为了社会的前进而努力。这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处在不平凡的时代，就有着不平凡的遭遇。时代的潮流，正在波滚涛翻地前进，她在奋勉前进的当中，会得到怎样的结果，这是我们为她担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