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路线图：当2014遇见埃博拉（下）

采样

        最终将埃博拉曝露出来的，是嗝。3月14日，M.S.F日内瓦办事处接到一份来自几内亚的疫情报告，并立即转给流行病专家范赫普医生（Michel Van Herp）。范赫普打开报告，一个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半数的病患打嗝。虽然难以解释其原因，但作为埃博拉的顶级专家，范赫普很清楚——埃博拉病人打嗝。“肯定是出血热的一种”，范赫普回复日内瓦方面说，“但可能比拉沙热更严重。我认为是埃博拉。”随即，他通知M.S.F.总部，并准备前往非洲。

        当天晚上，根据范赫普的推断，M.S.F.启动了应对措施。已经抵达塞拉利昂的一支医疗队改道前往几内亚。医疗队原本是去处理拉沙热的，所以配有基本器材和保护设施，足够应付一时。另外一支队伍则在布鲁塞尔集结，准备飞往几内亚。此外，还必须采集血样，送往有条件的实验室进行检测。M.S.F. 为此雇佣了专业的物流公司来运作。很快，一架专机由科纳克里飞往盖凯杜。在那里，专家们采集患者的血液样本，按严格的操作规程打包保存——使用3层高吸收性的保护材料。这次行动有个特别的代号“UN 2814”，意指“感染物，危害人类”。专机返回科纳克里后，血样被送上当天飞往巴黎的法航红眼航班（这也是最快捷的方式）。

        就在航班起飞的同时，埃博拉悄然抵达科纳克里——一位与森林区有关系的商人感染了病毒。八九天后，这位商人携带的病毒又感染了5个人，一个月内，这个数字达到47。

        在巴黎，血样先被送往巴斯德研究所，但那里的实验室出现了技术故障，又不得不送往250英里外的里昂。里昂实验室严阵以待，伺样品送达，连夜进行检测。3月20日凌晨2点，技术人员得出第一个结论：病毒为线状病毒，表示非拉沙热。到傍晚7点，最糟糕的被证实了：埃博拉检测呈阳性。里昂实验室立即知会M.S.F.，M.S.F.再通知在疫区的医疗队伍和几内亚政府。3月22日，实验室再次传出坏消息——样本中的病毒为扎伊尔型，亦即埃博拉病毒中最凶狠的一款。

围捕

        国际社会迅速采取联合行动，恐惧、效率和激情，撑起了这一行动。埃博拉凶猛，一经确认，很快在公众中引发惊恐，迫使各国各组织加速布防。此外，埃博拉爆发于险远，十分罕见，它在一干“病毒猎手”（如M.S.F.的范赫普医生）心里唤起的激情，不亚于罕见天象之于天文爱好者。得知消息的下一分钟，“猎手”们已经在路上。

        从科学的角度看，埃博拉相当有趣：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病毒急于传播，在宿主身上制造出便于自身传播的条件。埃博拉只能通过体液传播，一旦进入人体，它会激发体内各项机制，增加体液分泌。另一方面，埃博拉传染性天然“不足”。它不能通过空气传染，也不能在水里存活。患者只有在发病以后才会传染别人，而通常，他们很快就死了，病毒根本没机会找到新的宿主。但几内亚不一样，在这里，埃博拉病毒的存活率显著提高。在几内亚，葬礼是件私密的事，亲友会以手轻触逝者，这样一来，汗水、泪水和其他体液很容易交织，令病毒得以传播。

        联合行动势如风火。在M.S.F. 全球动员一周后，60名专家抵达疫区，更多的人则在赶往疫区的路上。新发和危险病原体实验室网络（EDPL）在慕尼黑吹响集结号，欧洲各大实验室组成名副其实的“全明星”队伍，连同他们的实验室器材一起，飞赴非洲。疾控中心（C.D.C.）则赶制一套计算机程序，以便追踪疫情；程序编好，还要翻成法语，以便几内亚使用。C.D.C.也有几十人，由皮埃尔罗林医生（Pierre Rollin，顶级埃博拉专家）牵头，于3月30日抵达几内亚。另有约3000套生化防护服运抵疫区。此外，通过世卫组织和红十字会，各国专家和志愿者源源不断地奔赴非洲。

        在世卫组织和M.S.F.的协助下，几内亚卫生部开通了“115”埃博拉热线——一通电话打进来，卫生部就会派出一位调查医生；假如这位医生也认为是埃博拉，M.S.F.会派遣全副武装的医疗队，前往收治并隔离疑似病例。与此同时，警钟在几内亚全国敲响。很快，人们就都知道埃博拉可怕了——高传染性，高致死率，无药可治。显然，这些信息是过于夸张了，背后的逻辑是——想要得到公众的配合，就不能让他们心存侥幸。

        与此同时，勾画病毒传播路径的工作也在艰难的展开。你必须研究每一个病例，追溯到他们感染的最初，在这一个个分散的点中找到关联。假如出现一个孤立的点——一个看似与其他病人无关的病例——它并不意味着真实的孤立，而只表示你的工作没有做好，你尚未掌握疫情的全部。

恐惧

        4月中旬，在几内亚卫生部埃博拉监控办公室。巴查利医生（Abdourahammane Batchyli）的工作就是接听115热线，电话响个不停，激动不安的人们不断诉说他们对局势的研判。一个富拉族人断言，“埃博拉是个骗局——我们怎么会得埃博拉呢？分明是总统孔戴（来自对立的马林凯族）为竞选连任编出来的。”还有人说，病毒是总统放出来的生化武器，用于灭绝基西部落。更有人自称接获神谕，说神降祸于几内亚人，是因为他们杀了一条白蛇，应向神祭祀7头牛，做为化解。

        一开始，巴查利不以为意。关于疫情，总有些人冥顽不信，但大部分人是信的。至于他们怎么解释病毒的根源，这并不重要。至于他们是否理性思考，这也不重要——谁敢说自己是全然理性的呢？和不识字的村民一样，受教育的人也会害怕，也会犯傻。巴查利自己也怕。

        事实上，恐惧蔓延到全世界：4月1日，沙特停止向几内亚和利比里亚发放签证，意味着几内亚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将无法到麦加朝圣。4月4日，一架从科纳克里起飞的法航客机，在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后遭到隔离，原因只是因为有人在厕所里吐了。阿联酋航空取消所有飞往几内亚的航班。矿业公司紧急撤离外国员工……

        在科纳克里，电台反复推送的消毒水广告，号称“预防埃博拉”。巴查利甚至还看到过这样一则报道：“黄衣叛军袭击几内亚，旋即消失”——面对突如其来的、身着黄色防护服的境外大军，这是当地一位记者的理解。

        电话接得多了，巴查利开始有些不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在埃博拉爆发的背后，有境外势力的黑手操纵。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几内亚本没有埃博拉，自从来了一窝蜂的白人，大家就开始谈病毒而色变了。这些外国人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开着车子长驱直入，不由分说就把人从村子里带走、隔离。而村民们甚至还闹不清为什么要隔离。

        也有明白的，但却不想配合——反正无药可治，又何必收治呢？没有人——政府、医院，或是媒体——告诉他们，死亡率是会变的，如果护理得当，病人是可能活下来的（M.S.F.在康纳克里有间埃博拉救治中心，那里的病患一半都痊愈了）。

        对村民们来说，隔离中心即恐怖，它用白色防水布罩着，外面拉一道橙色的隔离栏，通向那里的都是不归路——亲人们进去了，就不会再出来。你看不到帐篷里发生的事情——只能看到戴着面罩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为了避免损坏防护服，工作人员的动作十分小心，从远处看，就像科幻片里的机器人，格外诡异。这些动作僵硬的陌生人进入你的家，把你的母亲或是兄弟带走，没人告诉你帐篷里会发生什么，你只能自己想象。不久，一种说法在村里不胫而走——他们摘走我们的器官；他们割掉我们的手和脚。

        收治隔离病人的工作一方面有序地进行，另一方面也在酝酿新的无序。几内亚人吓坏了，既因为那个叫埃博拉的病毒，也因为突如其来的外国人。恐惧像病毒一样蔓延，巴查利医生察觉到了，但他无从预知后果。没人可以预知——在森林区和首都圈，人们开始拒斥医护工作者，就好像拒斥死亡的使者——他们东躲西藏，不承认染病；他们跑回老家，在亲人的环绕中备感安全——如果那些穿防护服的怪人跟来，他们就躲到床底下，而亲人们会用石头把那些人轰走。

        恐惧的杀伤力不会马上显现。在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一个月之后，埃博拉疫情似乎得到了控制——感染病例不再上升，接着，开始下降，再下降。到5月初，首都顿卡医院埃博拉诊治中心曙光乍现——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新增病例。过了一周，还是没有。医生们都松了一口气，在那之前，他们穿着防护服在酷暑中连轴转，随时面对死亡，随时可能被传染。有些医生甚至开始考虑凯旋之后的庆祝。

        又一周，零新增病例。诊治中心的拍子更慢了，有几个疑似病例，但检测出来都不是。放松渐渐变成无聊，医生们开始找事情做——开列物资清单、统计库存，清洁、消毒隔离帐篷，等等。

        又一周，无埃博拉。5月底，更多的好消息传来。几内亚卫生部代表在防治协调例会上宣布，最后一名与埃博拉患者有身体接触的人没染病——在21天的观察里，此人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也就是说，不会再有其他人受感染了。

        盖凯杜的医务人员在电话里得知了这一消息。在当地的诊治中心，还有几个患者。此外，医生们还在两个村子跟踪病患接触者——在163人患病119人死亡的劫数之后，这些工作都不算什么。森林区的医护人员同样认为，胜利近在咫尺。

        于是，总统宣布“疫情暂时得到了控制”。外国医疗队和志愿者开始撤离几内亚。在顿卡医院，大家忙着交接事宜，院方准备从外国专家那里接管埃博拉诊治中心。至此，至5月底，几内亚共出现248个埃博拉病例，其中171例死亡。不会再有新增患者，疫情最糟糕的部分已经过去。

        科纳克里的医疗系统松弛下来，仿佛劫后余生。但一切只是幻觉。很快，医生们就会发现，病人一直有，他们只是不肯就医罢了。他们把自己、也把埃博拉藏起来，直到再也藏不住。

        5月27日，科纳克里的诊治中心来一位新病患——一个月以来的首位。6月2日，又来了5位。3日，又2位。病人不全是当地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远的逾百英里。而在森林区，5月29日至6月1日短短几天，新增埃博拉病患15例，统计曲线陡然拔高。

        2014年以前，最致命的埃博拉疫情造成280人死亡。而2014年，当笔者写作此文时，西部非洲已有1427人死于埃博拉，2615人确诊患病。疫情从几内亚传播至塞拉利昂、利比里亚。8月初，世卫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卫生紧急事件”。

        在梅里安多，老人们说村里已经死了40个人。猎人们不再捕猎。村子完全被隔离和放逐了，外面的摩的（Moto-taxis）不敢进来，邻村人也不肯跟他们做生意。今时今日，梅里安多人更担心的是饥饿，而不是埃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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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Hell In The Hot Zone”，刊于10月号的Vanity Fair。许子善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