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学院成立于德国形象谷底期，为让德国在全球重建信任”

        12月7日至8日，第九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在厦门举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代表共2000多人出席大会，大会成立了孔子学院院长学院。

        据介绍，作为“孔子学院总部南方基地”的孔子学院院长学院设在厦大翔安校区西南部，占地34公顷，将为全球数百所孔子学院提供师资培训、为汉学家来华研究提供支持。该学院可以同时承担800-1000人的培训和生活，计划每年轮训3600人次的孔子学院院长或骨干教师。

        提到孔子学院，多数人都会想到在华运营较为成功的德国歌德学院。日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歌德学院中国分院院长彼得·安德思（Peter Anders）。安德思分享了他在歌德学院的工作经验，并对孔子学院提出了一些建议。

        澎湃新闻：歌德学院是一个怎样的机构？ 你如何定义歌德学院？

        安德思：歌德学院是独立的机构，不接受第三方委托做事情。其中，三分之二的资金来自德国纳税人，三分之一来自语言培训费用和其他基金会或合作伙伴的资助。歌德学院是一个平台，是一个实验场，提供一个空间，让不同背景、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合作，进行创作与讨论。德国有一个说法叫作“游戏场”，这个词可以很好地形容歌德学院的实质，这既是一个实体场所，也是一个精神上开放的空间，鼓励大家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另外，歌德学院是一个持续叙事的媒介，它一直在讲述故事。歌德学院希望对文化领域、精神层面的变化做出反应。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孔子学院和歌德学院的异同？

        安德思：我经常被问到孔子学院和歌德学院的对比。对我来讲，这两个机构是无法对比的。和歌德学院同等级别的是中国文化中心，它归中国文化部管，歌德学院在中国的对口单位也是文化部。孔子学院对口的单位是汉办，汉办只是教育部下面的一个独立机构。

        在德国，一共有十四家歌德学院。但在中国大陆只有一家官方的歌德学院。中国政府告诉我们，在中国只能设一家外国文化机构，因为中国在德国那边只有一家文化中心（在柏林）。如果作比较，我们当然也希望像孔子学院在德国一样，在中国建立很多歌德学院。这两个机构是不能真正比较的，他们的背景不同。

        另外，孔子学院更多的是一个语言学院。尽管名字都叫学院，但背后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最重要的区别是两者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不同，歌德学院并不是展示德国的橱窗。它的工作是建立网络、建立联系，和合作伙伴共同寻找话题、实现项目。因此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和合作伙共同寻找重点话题，工作方式是以内容和对方的需求为导向的。

        在我的印象中，孔子学院更多的是提供给当地一些文化活动，比如烹饪课、书法课等等。歌德学院做的所有项目是互动性很强的，要和中国合作，而不是单方面带来和展示些什么。

        澎湃新闻：歌德学院肯定也要展示国家的形象，如何解释歌德学院不受政治影响？

        安德思：二战之后德国在全世界的形象跌倒谷底，歌德学院在那个时候建院，目标是让德国在全世界重建信任。我们非常努力地去保卫自由——艺术的自由、媒体和言论的自由。基于二战中的教训——专制制度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解决这一问题。那时歌德学院的使命即是让民众重新相信德国。所以我们尽力避免政治对我们施加影响。

        澎湃新闻：孔子学院和歌德学院的任务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对孔子学院有何建议？

        安德思：我真诚地讲，孔子学院面临来自德国和美国的信任危机，他们认为孔子学院是宣传工具。这种质疑既然产生了，就要面对。德国人比较喜欢批评，这是因为德国有过纳粹的历史，所以非常看重言论自由。

        我的建议是：面对批评不要害怕，而要正视。这种批评在西方是大家容易接受的，我也理解中国的历史语境造成他们对批评的态度。但其实可以更积极地面对。建议举办一些公共活动，就“孔子学院的角色和作用”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澎湃新闻：歌德学院和外交部是怎样的关系？

        安德思：歌德学院和外交部有一个框架协议，在这一协议下罗列了一些要去完成的目标，以此获得外交部的经费。目标中包括促进文化合作、促进德语语言在外国的推广等。全世界共有160家歌德学院，这些学院被划分到了11个地区。这些地区将从总部获得经费，并在一个区域之内下划到各个学院。歌德学院在各个区域也可以建立新的学院，但需要通过德国外交部的批准。歌德学院和外交部有一个框架协议，在这一协议下罗列了一些要去完成的目标，以此获得外交部的经费。目标中包括促进文化合作、促进德语语言在外国的推广等。       

        澎湃新闻：如何实现让大家重新相信德国的这个目标？

        安德思：进行文化交流，并且一定要以对话的方式进行合作，我们不想以傲慢的的形式告诉别人该如何做，而是要以对话的方式开展工作。

        举个例子，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话剧《非常高兴》在德国上演，这一话剧从始至终是由德国人和中国人共同创作的。

        另外，我们还组织翻译资助项目，和中国专家共同选择一些之前未出版的人文社科类图书进行翻译。此外，我们经常举办论坛，前段时间探讨的主题是“公用性/公共领域”，这一活动是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大以及清华合作举办的。活动上该探讨什么话题，该请哪些专家参与，都是我们共同商量后决定的。

        澎湃新闻：通过歌德学院展示怎样的德国？

        安德思：有一些关键词，比如透明性、对话性，在歌德学院的形象手册会有一些这样纲领性的文字。去年为了庆祝建院25周年，还想出了一个口号：“连。知。信。”——即通过联系加强了解从而建立信任。

        澎湃新闻：歌德学院遇到过哪些批评，如何应对？

        安德思：我们也有来自政界的批评，说我们太“左”，好在我们是独立的，不会让政界干预我们的工作。也有艺术家会来信抱怨为什么有的项目不邀请他参与，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立的顾问团，这个顾问团由一些资深的专家组成，给予我们公正的建议。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文化的商业化？

        安德思：中国文化商业化氛围太浓厚了。德国的文化体制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有歌德学院，还有其他很多独立的文化机构立。中国文化基础设施很好，但内容投入少，德国在内容方面也有很大的投入，中国文化事业主要靠私人资助，做一点具体的事情，需要在经济上自负盈亏。但德国不是这样的。

        在中国，当然有国家支持的文化活动，比如国家大剧院的戏剧节。在中国国家对文化项目的支持，基本是一次性的。在德国则是长期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