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律师拟举报“全国法院办案标兵”：一个案子四处程序违法

        律师赵振凯正在着手举报陕西法院系统的标杆人物牛锐。

        牛锐是延安市中级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先后获得过“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人民满意公务员”称号。延安中院宣传称，牛锐所办案件无一超审限、无一不合格。

        赵振凯觉得牛锐名不副实，他的反驳很简单，直接拿出一个反例来。12月9日，他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我这案子在他手里就审了两年，最后他做出的一审判决被陕西高院裁定为程序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赵振凯所述案件为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他指出该案仅程序方面就有四处违法。其中之一是超期审理，该案在延安中院一审时间达四年左右，远超最长审限，“牛锐2012年5月起任此案主审法官，一直拖到今年1月25日才判决，6月25日送达判决。”更令人费解的是，牛锐还把超期审理造成的利息损失也判给赵振凯的当事方承担。”

        12月10日，牛锐向澎湃新闻表示，“这个案子已经发回重审了，最终结果没有出来。不管怎样，我们那个判决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律师：怎么能说是“无一超审限、不合格”？

        牛锐2012年获得“全国法院办案标兵”称号，2013年获得第三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延安中院在多篇宣传文章中称，牛锐“所办案件无一超审限、不合格，实现了胜败皆明、案结事了的办案目标”。

        这遭到了陕西树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振凯的质疑。他说，“我这案子在延安中院一审用了四年，在牛锐手里就审了两年，最后一审判决被陕西高院裁定为程序违法，发回重审。怎么能说是‘无一超审限、不合格’？”

        赵振凯所述案件为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据相关司法文书显示，2004年12月31日，延安市禾草沟煤矿与拓虎森签订了《延安市禾草沟煤矿二号井生产经营租赁合同》，约定由拓虎森租赁经营禾草沟煤矿二号井及所属资产，租赁期为五年，自2005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租赁费用每年20万元，按月缴纳。拓虎森负责安排煤矿30名正式职工的工作。

        合同签订后，禾草沟煤矿如约将矿井及资产交由拓虎森进行经营，但拓虎森却未如约履行义务，总共只交纳了租赁费30万元。截止2011年4月6日，还欠缴税款210.63万元。延安市国资委文件确认，拓虎森在租赁煤矿期间，共投入1156万余元。

        该合同于2009年12月31日到期终止，拓虎森却拒不交回矿井及所属资产。多次协商未果后，禾草沟煤矿将拓虎森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其按合同约定交回矿井及所属资产，并支付拖欠的租赁费70万元、税费210.63万元（截止2011年4月6日）。

        此案审理期间，拓虎森对禾草沟煤矿提起反诉。拓虎森认为，他承租后，在办齐各种手续刚进入生产的第53天，因延安另一煤矿发生矿难，全市煤矿在2006年4月29日都被勒令停产，自己投资无法得到回报。

        而禾草沟煤矿方面却以煤矿销售明细表等证据，证明拓虎森在承包二号矿期间的经营情况，称并非“仅生产了53天就被停产。”

        赵振凯认为，煤矿是高风险、高回报行业，订立租赁合同时双方对各种风险是明确知晓的，所谓“政策性关停”本质上属于商业风险，由此带来的后果不应由禾草沟煤矿承担，拓虎森不可能只享受利润而逃避风险。

        延安中院审理后于2014年1月25日作出判决，禾草沟煤矿支付拓虎森1156万余元，并承担该款自2006年4月29日至2014年3月10日期间的利息，以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准；拓虎森将所涉矿井归还禾草沟煤矿。

法官：这个案子不是我拿的最终意见

        对于前述判决，禾草沟煤矿不服，提起上诉。

        陕西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于11月19日作出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

        禾草沟煤矿委托的二审代理人赵振凯告诉澎湃新闻：“不说事实层面上存在的问题，就程序方面，本案就存在四大违法之处。所以我们上诉后，高院只查了程序问题就发回重审了。”

        赵振凯在代理意见中提出，延安中院在审理中，追加与本案无关的李玉全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李玉全在拓虎森之前租赁过涉事矿井，但合同未满就退出了，后来拓虎森才租赁。即使禾草沟煤矿和李玉全之间存在纠纷，那也与拓虎森无关，与本案无关。”

        此外，赵振凯阅卷后还发现，拓虎森在一审、二审时并未提交涉案双方的租赁合同，但延安中院在一审中居然受理了拓的反诉，“拓虎森不提交合同，就无法证明和禾草沟煤矿有关联，和本案有关联。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其反诉是错误的。”

        延安中院一审判决禾草沟煤矿向拓虎森支付1156万余元，赵振凯认为这违背了“不告不理”的民法原则，判决内容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澎湃新闻查阅拓虎森的反诉状发现，其反诉状中提出的诉求只有三项，而延安中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中确认的诉求却是七项。

        “我查遍案卷也没见到拓虎森增加反诉请求，也没见针对这些反诉请求的诉讼费缴纳凭证。”赵振凯说：“尤其是支付一千多万款项的判决内容，这既不是拓虎森的请求，也不是禾草沟煤矿的请求，于法无据。”

        让赵振凯更不理解的是，延安中院对于补偿款利息的判决，判决禾草沟煤矿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计算是从2006年4月29日至2014年3月10日，禾草沟煤矿是2010年提起的诉讼，延安中院把超期审理造成的利息损失也判给了我们，光利息就2500万元。”

        赵振凯介绍，最高法规定“四倍计息”的适用情形是针对借贷关系的，并不适用于本案，“原审判决不但判非所请，选择的法律依据也不适用于本案。”

        12月10日，澎湃新闻联系到该案主审法官牛锐，他表示，拓虎森在反诉状中没有要求一千多万的赔偿诉求，但是要求对涉案矿井的市值进行评估，以便补偿，法庭就按照国资委的相关鉴定作出了一千多万元的判决结果。牛锐说：“我个人认为，省院可能是基于认识的不同，认为人家没有要（一千多万赔偿）。”

        而对于“为何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且将超期审理造成的利息损失也判给禾草沟煤矿”的问题，牛锐表示，“我不是这个意见，但这个案子不是我一个人定，不是我拿的最终意见。”

        牛锐向澎湃新闻强调，“这个案子已经发回重审了，最终结果没有出来。不管咋样，我们那个判决没有任何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