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公祭：国共两党曾同祭黄帝陵

        公祭，顾名思义，是社会公众对亡者的祭奠。民国政府视追悼会为“公祭”，规定有功德于社会国家者，在举行国葬、公葬或私葬的时候，可集众举行公祭，因而民国时期被称为“公祭”的活动非常之多。

        1913年3月23日，国民党人在上海湖南会馆为遇刺身亡的宋教仁举行公祭仪式，国民党要人纷纷出席。湖南会馆的墙壁上挂满了挽联，其中一则署名“国民党一份子”的挽联曰：“为国捐生真豪杰，此仇不报非丈夫。”不到一年，作为刺宋案嫌疑人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在天津暴病而亡，北洋政府在北京先农坛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礼堂上悬挂的挽联“不下千百”，北洋名流也大多出席。袁世凯本人虽没出席，但派梁士诒作为代表参与致祭。宋教仁和赵秉钧，一个是国民党要员，一个是北洋显宦，政治上对立，但死后均得享哀荣。

        于此可见，国家政权虽然为举办“公祭”活动设定了一个“有功德于社会国家”的门槛，但在民国这样一个缺乏权威重心的时代，究竟由谁来认定是否“有功德于社会国家”，本身便是一大问题。于是，只要身处相应的政治派别、社会团体，或曾参与过社会公益事业等，去世后都有可能享受到公祭待遇。1912年秋，上海救火联合会为因公殉职的会员夏书林举行公祭仪式，要求所有会员“一律制服”出席，而“体育部诸君”更得“一律戎服荷枪恭送”。1920年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老板简氏兄弟之母逝世，湖北义赈会、华侨联合会、粤侨商业联合会、国货维持会等十八团体，因“追念简母乐善好施，凡有公益事宜，莫不慨助巨款”，专门在上海报本堂设奠公祭。

        上述公祭活动都以个人为对象，而民国时期规模较大的个人公祭多为政治人物，其中国民党公祭孙中山尤为突出。1925年初，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公祭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国民党掌握政权的广州。公祭日中午十二时，广州“全市人民停止户内外一切工作，默静五分钟”。因为担心全城默哀时刻不能一致，还规定了三项默哀时间符号：“（一）默静准备符号：由电力公司于上午十一时五十七分先发电全市户内及街外电灯，放亮三分钟之久，其放亮时即为全市默静志哀准备符号；（二）默静起点符号：全市电灯放亮至正午十二时即行停息，其停息时即为全市默静志哀起点符号；（三）默静终了符号：全市电灯停息至十二时零五分钟即复行放亮，其复行放亮时即为全市默静志哀终了符号。”场内公祭仪式，则主要包括“肃立”、“奏哀乐”、“读遗嘱”、“读祭文”、“默哀”、“三鞠躬礼”、“演说”、“高呼口号”等项内容。

        在公祭孙中山的过程中，国民党通过宣读遗嘱、高呼口号和全城默哀等方式，为“国民革命”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在随后的五卅运动中，公祭在社会动员中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顾正红被枪杀后，上海各界纷纷开会公祭，而“五卅惨案”之所以会发生，也正是肇因于此：“青年学子寄同情于顾，公祭之日持旗帜结队游行”，被租界捕房“捕去数人”，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终致惨剧发生。此后，上海各界又在公共体育场为“五卅死难烈士”举行公祭，到会者达二十万人。显然，公祭已然成为民国时期进行社会动员的一大利器。

        通过“国民革命”，国民党终于掌握了全国政权。1929年6月1日，国民党为孙中山举行了奉安大典。在此之前，孙中山灵柩从北京奉移南京，“沿途致祭礼节”极其隆重。国民党要求灵车停靠各站属地之党政军警机关和各民众团体，“于灵车到达前集合，恭候致祭”，礼节包括“鸣礼炮”、“奏乐”、“献花圈”、“读祭文”和“行三鞠躬礼”。即便是“灵车经过不停之小站”，“该地党政军警各机关各民众团体”也要预先集合，等灵车经过时“行三鞠躬礼”。举行奉安大典时，蒋介石担任主祭，谭廷闿、胡汉民等担任陪祭。通过奉安大典，一方面确认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国民党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示了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紧逼，与抗日有关的群体公祭也日渐增多。“一·二八事变”结束后，国民政府在苏州公共体育场举行了“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到会军民共计约五万余人。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会代表居正担任主祭官，国民政府代表孔祥熙为陪祭官。主祭官、陪祭官入席时，会场中先是放礼炮九响，然后叩警钟，接着行礼如仪：“全体肃立”、“奏哀乐”、“唱党歌国歌”、“向国旗党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席宣读总理遗嘱”、“全体向抗日阵亡将士行三鞠躬礼”、“静默三分钟”、“下半旗志哀”、“主席致哀悼词”、“宣读祭文”、“高级长官致哀悼词”、“来宾演说”、“主席致答词”、“呼口号”。

        《申报》对整个公祭仪式进行了详细报道，并刊登了“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告全国民众书”。“告全国民众书”明确表示，“我忠勇之将士皆能深切认识此为民族求解放之战争，而勇于牺牲其可贵之生命也，此种重大牺牲之结果，一方使敌国增多崩溃之危险，使列强认识中华民族并非可以任人宰割者，一方唤起我全国民众之反抗精神”，并直接指出目前“抗日运动中最重要而有效之方法，厥为抵货”，“深望全国同胞，再接再厉，坚持到底”。可见，对“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的公祭活动，落脚点在于凝聚民心，一致抗日。

        1937年4月5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更是中华民族于大敌当前，利用公祭活动向世人展示中华儿女将联手抗敌的一次典范之举。参加公祭的国民党代表是张继、孙蔚如，共产党代表是林祖涵。这次公祭主要是宣读了三篇祭文，分别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祭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祭文”和“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祭文”，其中共产党方面的祭文由毛泽东撰写。三篇祭文的主旨均在于发扬民族精神，而这显然是在回应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所造成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1937年的同祭黄帝陵，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对外宣言，表明中华儿女已经在精神上做好了联手抗击日本全面侵华的准备。也因此，这次公祭活动长久以来都被后世传为佳话。

        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终于获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1946年7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了抗战胜利后的“首次七七纪念”，以追悼全国“死难军民”，与会者约两万人。蒋介石主祭，文武官员与祭者包括陈果夫、冯玉祥、戴季陶、白崇禧、陈诚、宋子文等。“献花后，恭读祭文，全体向死难军民灵位行三鞠躬礼，并静默志哀。”蒋介石致词表示，要求“全国同胞”，“用抗战精神建设新中国”。致词完毕，全场高呼“死难军民精神不死”、“完成建国使命”、“实行三民主义”、“中国万岁”和“蒋主席万岁”等口号。

        与此同时，杭州、北平、济南、重庆、长沙、台北、天津、上海等城市也纷纷举行隆重的公祭典礼。上海的公祭典礼在天蟾舞台举行，由上海市长吴国桢主持，与祭者有何应钦、宣铁吾、潘公展、杜月笙等，共两千多人。“九时半，奏哀乐，行礼如仪后，全场静默三分钟，继献花圈，大会宣读祭文，并向殉难烈士家属致送纪念品。”最后由吴国桢、何应钦分别致词，强调“凡我国民均应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前提，来促成统一团结”，“仍本以前奋斗精神”，“以达建国之目的”。

        就蒋介石等人的致词而言，国民党政权似乎只想通过公祭来勉励全国同胞，继续发扬抗战时期的奋斗精神，以致力于国家建设。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军队正对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对于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有着充分的信心，认为共产党军队很快就会被消灭，必须尽快着手准备建设国家。但是，战争的走势完全出乎国民党的预料，到1948年下半年，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共产党一方倾斜。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政权于1948年9月3日举行了“秋祭阵亡将士典礼”，蒋介石主祭，李宗仁、于右任等陪祭，何应钦、朱家骅、孙越崎、雷震、周至柔等三百余人参与致祭。

        此前一日，何应钦发表“告全国官兵书”，表示“今天的戡乱剿匪，本质上就是八年抗日民族战争的延续”，全国官兵“须振作精神，再接再励，以歼灭共匪的主力，来庆抗战胜利三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政权也纷纷举行纪念会，“致祭忠烈，展开劳军”。在上海的公祭会议上，吴国桢等国民党大员先后致词，“一致希望本抗战精神完成戡乱任务”。仅仅两年时间，国民党政权公祭抗日阵亡将士的目的，由继承抗战精神“以达建国之目的”，变成了“本抗战精神完成戡乱任务”。事实上，1948年的公祭抗日阵亡将士，成为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为抗日阵亡将士举行的最后一次公祭。

        整个民国时期，公祭与追悼会往往合二为一，主要指人们在公共空间为一个人或一群人举行的集体追悼、祭祀或纪念。这不仅体现在民国政府的认定中，也鲜明地体现在当时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中，追悼会与公祭总是联袂出现。公祭由于其公共性，常被各种党团组织当作社会动员的利器，也一度成为国民党向全国展示权威的舞台。在民国年间的抗日斗争中，公祭还屡屡成为国家政权发动民众、凝聚民心、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重要手段。总之，公祭天然具备的公共性，使其具有强大的政治潜能，因而在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写作参考了严昌洪、周吉平、鲁谆等学者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