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 “华夏”与“中国”：如何重建论述？

四、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大历史、大判断和大问题

        许先生的笔下，是一个大历史。

        “所谓‘大历史’，不能从单独的事件着眼，必须从各种现象的交互作用，观察整体的变化。”大历史要有大判断，非博览硕学之士，不能下大断语。我在这本贯穿上下的大历史著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许倬云先生那种“截断众流”的大判断。比如，要回答究竟“华夏 / 中国”为什么可以形成共同体，并且这个庞大的共同体为什么不至于分裂崩坏到不可收拾？可能有些学者会甲乙丙丁、一二三四，讲个没完，但许先生的回答相当明确干脆，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之外，我们不妨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各举一例——

        （一）社会方面：许先生认为，从三代经春秋战国，共同体的演变趋向，“乃是从属人的族群，转变为属地的地缘共同体。乡党邻里成为个人主要的归属”（第五章）。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秦汉统一时代，春秋战国的列国制度，可以成功转化为坚实的一统皇朝的原因。秦汉帝国以文官制度和市场经济两张大网，融合广大的疆域为一体，加上有儒家意识形态成为士大夫的价值观念，这是形成一个“华夏 / 中国”的背景之一（第五章）。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精英、大族、士绅“这一阶层是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对于地方的舆论和意识形态，当然更有强大的影响力”，而“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密切结合，又据有经济的优势，文化的精英成为实质的‘贵族’”。这个社会阶层的巨大存在对中国的影响是，一方面，郡县大族之间互相支持，有时足以抵制中央的力量，这是造成分裂之原因，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是使得中国始终有文化认同的力量之一，在分裂时代又起到重新整合之作用（十五章） 。

        （二）经济方面：许先生指出，中国能够维持相对统一和延续，不能仅考虑文化认同的因素，也要考虑经济联系的因素。“中国分久必合的观念，就靠经济的交换网，维持全国一盘棋的构想”，因而“没有完全破裂成欧洲一样的许多板块”（第七章）。他说，“中国的农业，长期具有小农经营和市场经济互相依附的特性。前者，造成了中国人口安土重迁的习性；后者，则是因为区域的交换，发展的经济网络，常常在政治分裂的状态时，维持经济整体性的继续存在，终于呈现‘分久必合’的现象。”（十五章）其中，他也特别重视道路与市场的网络，他说，不仅仅是秦汉贯通全国的驿道，大唐帝国的“道”与宋代王朝的“路”，严密的驿站系统，对于人员的流动与商品的贸易很有作用，这一原因也维系着“中国”本部的基本稳定（第八章）。

        （三）文化方面：许先生自有看法，对于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文化，他有一个相当概括的说法，“古代的中国从宗教信仰来说，大约可以有神祇和祖灵两个信仰方式。……在神祇部份和自然崇拜的部份，逐渐发展为阴阳五行的学说，而其哲学的领域则是道家的自然思想。在后者也就是祖灵崇拜的部份，儒家将商周封建体系的血缘组织观念，和祖灵崇拜结合为一，构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观念。儒家思想的旁支，则是将儒家理念落实于管理理论的所谓法家。儒、道两大系统，在秦汉时期，逐渐综合为庞大的思想体系。”（十五章）这个互相可以弥补，但又具有笼罩性，却不是宗教而是政治的庞大文化体系，铸成了汉唐“中国共同体”政治基础，也使得这个共同体在文化上有一个基本的价值系统。当然，这个价值系统在宋代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传统内变的主流思想尤其是儒家文化，在宋代提升蜕变转型，更成为后世“华夏 / 中国”的思想基础。许先生将宋代以后形成的儒家中国文化，与欧亚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了一个对比。他认为，欧洲在近世，经历宗教革命和民族国家兴起，普世教会从此解体；伊斯兰世界经过欧洲帝国主义冲击，各个教会只能管到自己的教徒，也失去了普世性。“倒是中国的儒家，并没有教会，也没有明显的组织，儒生是寄托在政权的体制内，朝代可以改变，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却是长久存在。”（第九章）

        这些大判断背后有大知识，大历史的宏观叙述底下，有很多个案微观研究的支持。不仅如此，杰出的历史著作除了给出这些大判断之外，还总会向读者提出一些进一步思索的新问题。许先生书中提出的一些议题，我以为相当重要，尽管现在未必能有最后的结论。比如，他指出秦汉以后，有的地区融入中国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有三个地区（即越南、朝鲜和日本），也在这个时期大量地接受中国文化，也接受中国的移民，却没有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第六章）。这是什么原因？许倬云先生推测，这是因为中国对这些地区，不是经由主干道、纵横交错、渗透各处，乃由海路进入、跳跃式的连接有关，并提出这可能是秦汉帝国（大陆为帝国中心）与罗马帝国（半岛为帝国中心）之差异。是否如此？想来还可以继续讨论，但至少这是一个有趣的思考方向。又比如，蒙元时代和满清王朝，这种非汉族政权的二元帝国结构，给“华夏 / 中国”带来的问题相当深刻和复杂，他认为，“这种两元的帝国结构，引发中国疆土究竟该如何界定的困难。辛亥革命，民国成立以后，经过满清皇帝的逊位诏书，确认将来全部的领土，转移为中华民国，这才是中国疆域延续满清帝国领土的法律根据。可是，日本人图谋侵略中国，还是屡次以满清为两元帝国的理由，曾致力在满洲和蒙古分别成立傀儡政权。”（十三章）是否真的如此？下面我还会继续讨论，“华夏 / 中国”即有关疆域、族群、认同的复杂问题，是否与这种二元帝国结构有关？现在的历史学者如何解说和评价这个二元帝国结构？这更是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是大问题，也是大难题。

五、华夏论述的难题：疆域、族群与文化

        让我们再回到历史。

        “华夏 / 中国”论述中，比宋代更困难的无疑是元、明、清三代。无论是日本学者本田实信等有关纳入世界史而不算中国史的“蒙古时代史”理论，还是美国新清史学者如罗友枝等反对汉化，强调满族认同和多元帝国理论，依托的都是蒙元与满清这两个改变中国史进程的异族王朝。如何处理这两个超越汉族王朝大帝国的历史，以及如何定位重新成为汉族王朝的明朝历史，对它们所造成“华夏 / 中国”论述的复杂性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确实是很麻烦的事情。

        尽管站在正统立场，许先生在理论上大体赞同“征服王朝”的说法，但是，作为一个同情“华夏 / 中国”的历史学者，他又不完全认蒙元与满清是两个“外族政权”。因此，他大体上秉持的历史认知，是蒙元与满清应当算“双重体制”，这一点似乎无可厚非。特别是，我能感到许倬云先生站在当世，对这数百年历史造成后来中国衰败的痛心疾首，也能够理解许倬云先生追溯“华夏 / 中国”历史形成过程中，对于满、蒙两个异族王朝的复杂态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书中，他把这段历史看成是佛家所谓“生成住坏”的“坏”阶段。这种感情与理性的冲突，对历史上天下帝国的光荣记忆和对于现实衰落国家的痛苦感受，使得这部书在“华夏 / 中国”论述中，呈现出了丰富而复杂的歧义性。

        仔细阅读许倬云先生有关元、明、清六七百年那几章叙述，也许，读者都能体会到，由于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深刻感受，许先生特别抨击蒙元和满清，说它们是“完全依仗暴力压制的统治形态”征服中国全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烙印”。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蒙元与满清两个王朝，改变了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状态，“这种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并不依赖传统中国皇权的‘合法性’，并不在乎中国传统对于‘天命’的解释”（十六章）。他甚至认为，由于蒙元和满清将种族分为不同等级，因此造成“族群分类的阶级社会”，又由于君主权威性的来源从“民心”与“天命”变成“暴力”，士大夫通过言论和廷议制衡皇权的可能被暴力所扼杀，造成人民无尊严、民族有等差，社会精英消沉，“君主权力无人可以挑战，也无人可以矫正”（十三章）。尽管夹在中间的明代恢复了汉族中国，“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天下国家的结束，肯定汉人民族与华夏文化的认同”（十一章），但他认为明朝并未回复传统文化中皇权需要“民心”与“天命”的传统，因为“明代本身的皇权，继承了蒙元的暴力性格，其专制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十六章），注入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造成的暴戾之气，使得“明代固然恢复了中国人自己统治的国家，却丧失了天下国家的包容气度，也没有消除征服王朝留下的专制统治。这一遗毒，到了满清时，另一征服王朝，又将中国沦为征服地”。由于士族与文化始终“在皇权掌握之下”，而“经典的意义永远保留在原典状态，不再有因时俱进的解释和开展……伦常纲纪的意义，对于统治者而说，乃是最有利于肯定忠君思想和伦理观念”。所以，在文化闭关自守的时代，比如清代所谓的“盛世”，也只是文化活力的消沉。有时候，许先生这种批判不免带有浓重的情感色彩，所以，也会看到许先生使用这样激烈的词句：“传统的‘天下国家’，应当是国家下面就是广土众民。现在，‘天下国家’剩了一个皇上和一群奴颜婢膝的官僚而已。”（十四章）

        这是有良心的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我相信，许先生无疑深感现实世界的刺激，他担心的是，在世界文明存在（Being）和变化（Becoming）之大潮中，中国如何自处？“西方的现代文明本身已经趋于老化，如何在双重迷失的情况下，致力重整原来的共同体，建构一个动态平衡的新系统，将是各地中国人都必须面临的难题。”（十六章）可是，回顾元明清这数百年“华夏 / 中国”的历史，却使得许先生感到中国既不再有汉唐时代的包容和闳放，也失去了儒家思想与知识阶层对皇权的严正批判精神，这使得中国“失去主动、积极的气魄”，因此对于近世历史不免批评颇为严厉。不过，作为历史学家的许先生当然也会观察历史的背面，当他论述“华夏 / 中国”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时候，他也客观地对蒙元和满清，加上夹在中间的明朝，作出同情的论述。毕竟，现在这个庞大的中国奠定于这六七百年，无论是疆域、族群及文化的扩大和多样，还是中国核心区域内同一性文明的整合，对于现在这个“华夏 / 中国”，元、明、清三个王朝都相当重要。

        因此，在讨论蒙元时代的时候，许先生指出蒙元时代出现的“族群同化”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移入中国，汉人移居东南亚进入印度洋，造成了族群混融，这些异族带来的宗教（如伊斯兰教、藏传佛教），他们使用的文字（如八思巴创造蒙文），各种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知识，“灌注于中国，使宋代中国原本已经相当精致的文化更为多姿多彩”（第十章）。在蒙元时代的杂糅与混融之后，明朝又一次恢复汉族王朝，与周边诸国也重回实质上的“列国争霸的国际秩序”，但是，明王朝的卫所驻屯、封建诸王、迁徙人口、扩大科举，虽然目的原本在通过改变地区性人口的结构，培养对君主忠诚的特权阶级，以保障皇权的稳固，但客观上再次凝聚了“中国本部”的文明同一性，特别是“汉族人口，不断移入西南，川、桂、黔、滇各处，开通道路，垦殖山地，也经过羁縻政策，让土司自治，然后改土归流，融入帝国版图”（十二章），也整合了这个国家内部行政管理的统一性。至于满清，则更是打破了“边墙”，先是与蒙古合作，征服漠北、漠西和准部，“青海大草原的蒙古部落，以及天山南北路的回部，也都成为满清的领土”，加上支持西藏达赖和班禅，建立王朝统治下的“神权统治体制”，收复明郑之后的台湾，对西南的改土归流，使得满清形成了更加庞大的“双重体制”的帝国。许先生指出，一部分汉土百姓“由帝国的政府统治，帝国的首都在北京”，一部分满清与蒙藏回人共同信仰喇嘛教，承德则“是帝国草原部分的首都”。正是在这六七百年间共同体的“扩张”、“收敛”再“扩张”的变化中，古代华夏渐渐成了近世中国。

        现在我们可以承认，无论是蒙古西征和回回东来，还是满族入关与大清建立，虽然是“以草原的力量进入中国”，但都给中国传统乡村秩序为基础的社会和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回回人和西洋人有关天文和地理的知识（包括了世界地图、西洋历法和地球仪），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更加广袤的世界；他们有关经商和贸易的经验，穿越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族群地域的观念，给原本以农为本的乡土中国，带来了国际性市场和更广大视野；蒙元与满清这两个异族王朝，多多少少冲击了中国社会结构，曾使得若干城市越来越发达，以至于形成与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相当不同的价值观念，也同时影响了小说和京剧等原本在乡村秩序中处于边缘的文艺形式的繁荣；各种不同族群与宗教的进入，又多多少少改变了传统中国同一的文化与思想；特别是，蒙元时代把中国带入欧亚一体的大世界，成为“早期全球化的前奏”；夹在中间的明王朝，又使得南北经济重心彻底逆转，带动了西南边远地区的开发，强化了中国核心区域的文化同一性。到了清代，台湾并入州县，西南改土归流，回部、西藏、蒙古等族群和区域纳入版图，使得“华夏 / 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疆域广阔、族群众多、文化复杂的大帝国。

        可是，恰恰是这一点让许先生非常警觉，因为这个不断变迁的历史给“华夏 / 中国”论述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他说，“这种两元的帝国结构，引发中国疆土究竟该如何界定的困难！”

六、不是结语：如何重建“华夏 / 中国”论述？

        确实是困难。无论在民族、疆域还是认同上，这个“华夏 /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很庞杂和包容，你可以称之为“天下帝国”，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共同体”。为了表达对于族群与文化的多元主义，也为了理解目前这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人们很容易追溯汉唐，觉得那个天苍苍野茫茫如穹盖般笼罩八方的天下帝国，就是“华夏 / 中国”的基础。许先生就曾用“天下国家”来说明汉唐中华帝国，也曾用“双重身份”、“双重体制”来描述异族征服王朝。在这种包容性的“华夏 / 中国”论述中，无论是北朝胡人君主、唐太宗，还是后来的蒙元与满清皇帝，都可以算是“华夏”的统治者，无论是北朝、契丹、金元，还是满清，都可以是“中国”。特别是许先生称之为“大成”的唐朝，它拥有广袤的疆域，而且这种天下帝国造成了在华胡人的汉化，这就是唐代中国的天下秩序（第八章）。

        但问题是，到了“宋”、“明”，这个天下帝国却从开放到收敛，从“包容四裔”的天下帝国，渐渐收缩成“严分华夷”的汉族国家。它重新成为容纳广袤四裔、统治各个族群的大帝国，却是在蒙元与满清两个所谓“征服王朝”。就是到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华夏 / 中国”仍不得不承袭大清王朝疆域、族群、文化方面的遗产。正如许先生所说，“在今天东亚的中国地区，长久以来并没有形成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也就是说，政治共同体是一个天下性的大结构，在这个‘天下’的下层，才有各种其他的区块。”（第一章）可麻烦的恰恰是，一方面，现代国家不能再是“天下帝国”，它不能不限定领土、族群与国民，汉唐时代那种“包容和弹性”的天下秩序只是光荣的历史记忆，而无法成为现代国际认可的准则；另一方面，悠久而荣耀的历史记忆，又使得现代中国历史学者，理性上虽然超越“华”、“夷”，追慕包容性的天下帝国，但感情上会不自觉地区别“内”、“外”，以汉族中国为“我者”来叙述“华夏 / 中国”。许先生在书中交错地使用“华夏”、“中国”、“中华”、“中国共同体”、“汉人中国”等词，有时候也使用“中国本部”这个名词，这让我们想到顾颉刚、傅斯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本部”这个概念的批判。且不说当年认定这一概念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疆土的阴谋，意味着十五省或十八省之外的满、回、藏、蒙等地区并不是“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就是历史叙述中，当学者使用这一概念时，立场也会不自觉地变成以汉族中国为中心，因而有了内与外、我与他，甚至华与夷。这一点似乎与“华夏 / 中国”论述中原本肯定兼容杂畜的文化、包容杂糅的族群和没有边界的疆土的观念，稍稍有一些冲突。特别是，讲汉族之外的异族“各自作为复杂的共同体，其中有相当大的部份是在中国共同体以外”，甚至把胡人“汉化”看成是“华夏 / 中国”开放秩序的海纳百川，则不免会让人误解为“以汉族中国为中心”与“华夏文化高于四裔”。

        “有的民族以自己的历史为耻，有的民族简直没有历史可言，有的民族则因为自己的历史核心空无一物而忧心”，哈罗德·伊萨克（Harold R. Issacs）在《族群》（Idols of the Tribe）一书中曾经如此说，接下来，他又说道，唯有犹太人之所以可以建立认同，因为他们靠的“只是历史，而且靠着历史才能得以存活至今” 。可是，“华夏 / 中国”的历史却不同，它不是缺乏历史，而是历史太多，它不是只有一个历史，而是拥有好多个彼此交错的历史。这个历史在给现在的历史学家出难题，使得历史学家一面为这个国族的历史经历太丰富而觉得难以处理，一面为这个现实国家的疆土太庞大而不知如何对历史加以论证。

        也许，这难题恰恰是中国史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