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腾讯前副总裁吴军:技术比帝王将相更决定人类历史

澎湃新闻记者 周哲

2014-12-16 09:3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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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博士。

       对于每一个试图了解信息技术行业的中文读者来说,当他们请行内人推荐一本了解行业的入门书时,基本上答案都会是:《浪潮之巅》。
       在《浪潮之巅》的第一版前言中,吴军用这样的文字阐释了那些科技巨头公司的命运:
       “近一百年来,总有一些公司很幸运地、有意无意地站在技术革命的浪尖之上。一旦处在了那个位置,即使不做任何事,也可以随着波浪顺顺当当地向前漂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十几年到几十年间,它们代表着科技的浪潮,直到下一波浪潮的来临。”
       吴军在此书中细数了那些幸运地矗立在“浪潮之巅”的公司,从曾经的AT&T到今日的Google。吴军感慨:“对于一个弄潮的年轻人来讲,最幸运的莫过于赶上一波大潮。”
       而吴军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幸运儿。
       在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吴军在清华当了三年讲师。那是1993年,清华电子系的硕士毕业后依然可以留校任教。但吴军显然不满足于此,1996年起,吴军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于2002年获得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后,同年加入了正在崛起的Google。此时的Google刚刚获取网页排名专利,实现了盈利,正迎来第一个扩张期。于是,“Google最早的中国员工”,也就成为了吴军众多富有神秘感的头衔之一。在Google十年,吴军最赫然的战绩,是成为了Google中日韩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设计者。
       2010年,吴军以副总裁身份加盟腾讯,主管腾讯搜索——soso的开发。然而,尽管此前他曾经盛赞腾讯为web2.0的代表,但这位带着光环的空降高管却似乎并未在腾讯证明自己。两年之后,腾讯组织架构变化,soso地位骤降,吴军离职重回硅谷。有腾讯soso员工表示,吴军在离职前的内部邮件中称:“soso需要境界”。
       境界是吴军喜欢的表达。在他的英文个人主页上,兴趣一栏被简单地表述为摄影、哲学、古典音乐。然而在中文个人主页上,他用了很长的一段话来表达自己对这些人类文明精华的热爱,并在最后加了一句:“由于生命有限,很多不重要的事只好不做了。”
       作为工程师的吴军,近年来又撰写了一部他眼中的人类文明史——《文明之光》。在吴军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正是一部文明克服野蛮、技术创造福祉的进步史。就像每一个旨在不断解决问题的工程师那样,吴军在面对历史时同样自信地宣称:“经过历史的涤荡,王侯将相其实剩不下什么影响。”“真正影响到我们的,是那些文明的成果。”“对于人类遇到的问题,最终我们发现答案比问题更多。”
       这种自信已经罕见于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和那些“职业思想家”们,他们更多时候在哀叹人类的不可救药和历史的循环。一位矗立时代潮头的技术工作者,他的乐观来自何处?他又如何看待这个信息时代的可能走向?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吴军博士(这似乎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头衔)。
       
       澎湃新闻:你在《文明之光》的前言里提到,人类总是为王侯将相的故事津津乐道,这本身说明人类还是太年轻,崇尚权力。而你认为人类的进步终究依靠的不是权力而是文明的力量。你这种几近于进步史观的坚强信心来自于何处?
       吴军:首先,我相信人性中有一个向善的力量,这会促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文明。虽然现在我们周遭还有很多不完美的事物,但与过去的历史相比,人类总体来说是进步的。人确实会目光狭窄,会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择手段,比如说以牺牲生存环境来换取短期的物质快乐,但总体来说,人是有向善向上的内在力量的。
       其次,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是促进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政治与军事因素在短时间内会产生很大影响,但放到历史长河中,作用其实不是那么大。例如,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这固然是中国发展历史上一件让人极为惋惜的事,但120年过去,今天再对比中国与日本的发展又如何呢?两年前中国GDP超过日本,再加上日元贬值的因素,日本的GDP也就是中国的60%左右吧。曾经有一个历史时期,日本人说为了东亚富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你去抵御西方人。这些政治行为短期来看或许是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放在历史长河里,意义其实并不大。
       日本真正对世界做出的贡献,反而是像方便面、各种小家电这样的小发明,以及在基础科学上取得的进步。这些东西即使再放120年,对于人类也还是有用的。所以我在《文明之光》里不断强调:不要光去关注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那些贡献,更要关注科技的力量。而且技术进步往往不是一个人的贡献,比如互联网,我们甚至找不到具体的发明人,它是很多个人的共同贡献。

       澎湃新闻:但技术进步也往往会对人类既有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组织带来震荡,因此人们往往认为技术进步本身是工具性的进步,并不能直接带来人类的总体幸福。比如转基因和核电技术都引起了广泛争议,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涉及到复杂技术的公共决策中,科学家和政治家各自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吴军:人的很多恐惧来源于他对事物的不了解。比如核电,人对于它的恐惧更多来源于原子弹的威力。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三次核事故中,只有切尔诺贝利这一座造成了大量人的死亡。事实上,这不是核本身带来的问题,而和前苏联的管理体制有关——它是以人为本,其中有很多急功近利的做法。核电站一般有个罩以确保安全,但切尔诺贝利没有。现有的新一代核电站,差不多到一千年以上才会有一次事故。一千年中,车祸死的人都不知道比这个多多少。对于新技术,你要理性地分析,才不会盲目地赞同和反对。
       而转基因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一技术是否对人体有害,目前还很难完全下结论。科学常常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过程。转基因应该接受各方面的评估,允许它被证伪,这本身就是重要的科学态度。而且即使无害,技术革命本身可能会带来一些重要的社会变化。比如一百年前,欧洲人和美国人的体重差不多,但由于美国大量使用转基因技术,食品变得非常便宜。因此美国没有挨饿的人,可是低收入人群中出现了大量肥胖人群。你并不能说这是转基因的后果,但任何一个新技术都应该有配套的社会措施,去关注到这些可能出现的社会后果。
       在公共决策中,科学家的责任和义务是提供客观的证据,第一不该根据自己赞同的意见去提供证据,第二不应该根据领导的意志去提供证据。而且,公众需要明白科学家只是一个职业,很多时候并不能意味着他就是权威,他也会倾向于给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结论。比如三峡问题,在清华的学者里,搞水利的教授倾向于可以建,搞核能的倾向于不能建,因为国家经费就这么多,建了三峡就不能建核电站了。
       政治家则希望能够看到完全公正客观的数据,并通过抛开利益集团的利益、权衡各方面的利害关系来做决策。这一过程应该尽量透明。这样不仅公正,而且有利于长远发展。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现在要投一万亿刺激半导体行业,很多半导体企业对此喜忧参半,甚至忧的感觉更多。因为各个省肯定都会去向中央要条件要优惠,这样就会形成三十几个半导体厂商的竞争。而正常的市场行为则应该是自由竞争后逐渐形成秩序,比如华为手机芯片现在做得很好,它有可能通过十年的发展形成一个三星那样的企业。人为干预会让一个本来应该成为世界性的企业,最后却处处受限,只成为了一个地区性的企业。

       澎湃新闻:您在谷歌长期工作过,也做过腾讯的副总裁。可否请您对比下两国在科技产业政策上决策方式的不同?
       吴军:中国政府的负担比较大,它要负责去制定很多产业发展计划。对比中国和美国,中国官员很多都是理工科出身,自身有很强的专业知识;而美国官员很多都是律师,本身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他们往往都是用常识来判断对错是非。相对来说,他们的权力也比较小,很多事情交给了大公司来做。而中国的各级政府做了很多美国私营企业在做的事情,他们做得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们自身有很强的专业知识。但总体来说,我在经济上的观点偏向于自由派,我认为人为决策的事情未必一定会得到想要的结果。

       澎湃新闻:《数学之美》中提到的各类算法引人入胜,在一个大数据的时代,算法的诱导是否会让人的行为趋于一致?在个人隐私的保护上,欧盟现在在提倡“被遗忘权”,即人的网络行为应该定期从服务器被删除,您是否同意人应该拥有这一权利?
       吴军:人的行为趋向于一致是很难的。坦率来讲,今天只要是用智能手机的人,你的隐私都已经极大地暴露了,你交出去的数据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得多。在人的进化过程中,人的很多变化既然要发生,你不应对此感到害怕。就好像人类的祖先身上有很厚的体毛,但经过进化,我们现在穿上了衣服一样。搜索引擎已经在改变人类,美国一些科学家通过CT扫描,发现现在的人负责深层思考的脑沟变浅了,负责浅层思考和快速获取信息的脑沟变深了,说明人的脑功能已经发生变化。
       欧盟对于“被遗忘权”的倡导,根植于它的文化传统。就像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建高铁,是因为他想要保护小城镇自治的传统,而不是要建成几个互相之间频繁来往的大都市。谷歌企业级服务邮箱每隔三年就要强制将资料从服务器上删除,包括搜索日志隔一段时间也会从服务器上删除。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工作企业很早就已经在做了,甚至不用立法。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阿桑奇和斯诺登?互联网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易于受到监控吗?
       吴军:
东德有很多手工拆信的人,他们用蒸汽熨斗把信熨一遍,在胶水软化后读取人们的信件。所以监控并不是互联网出现后才有的情况,相反我觉得人类文明是在不断进步的。美国的做法与人类历史上的真正暴君,其实根本无法相比。

       澎湃新闻:在社交网络上似乎有一个现象,中国的社交网络上大家更关注政治话题,而国外的社交网络上大家谈的更多是小圈子里的生活。
       吴军:这是中美两国的制度所造成的一个差别,美国人关心身边的事情超过国家大事,因为它国家的建立是自下而上的,它先是有各个州,后有国家。英美有很强的地方自治的特色,英国封给贵族领地,然后贵族又分给骑士们。他们只关心地方上的事情,所以他们至今的社交网络也就是个人的小圈子。
       中国强调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北京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谈起国际大事都头头是道。而自家电梯坏了,几个邻居一起凑个钱来修这件事,反而做不好,往往只停留在抱怨和抗议,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是很强调个人作为公民的责任与义务。
责任编辑:谢秉强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数学之美,文明之光,浪潮之巅,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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