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的写作生活：不看电视，喜欢重读，最爱莎士比亚

        编者按：今年12月28日是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1933-2004）逝世10周年纪念日，12月8日，美国HBO电视台播出了纪录片《关于苏珊·桑塔格》(Regarding Susan Sontag)向观众提供了关于这位主人公生活的大量细节：她的早慧、旅行、疾病与恋人们（特别是恋人们）。

        该片导演南希·凯茨(Nancy Kates)并没有直面桑塔格的理念乃至它们的价值，而是把讨论转向其他线索：桑塔格是个没出柜的双性恋、她伤了很多人的心、是个自由主义的破坏分子、自恋狂、名人、被摄影镜头捕捉的对象、犹太人与癌症幸存者。这是一部充满八卦的桑塔格纪录片。

        此外，多部和苏珊·桑塔格有关的著作中文版都将在今年陆续出版，除了已经上架的美国传记作家乔纳森·科特的《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译林出版社也将出版一本《桑塔格谈话录》。这本《苏珊·桑塔格谈话录》里的许多访谈涉及到了桑塔格的自传问题以及桑塔格的作品里对其生活的再现程度。经译林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刊载《苏珊·桑塔格谈话录》中的一篇对话《我是如何写作的》，对话完成于1981年3月的纽约。文中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我根本不重读我已经出版的东西”

        温迪·莱塞：因为Farrar，Straus，Giroux公司将要推出一部《苏珊·桑塔格读本》，我猜想你已经在查看你过去的作品来从中挑选。就你的写作而言，你觉得你有了怎样的变化？也就是说，你怎么看待你早期的作品？还有，你注意到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何种内容上或风格上的改变？

        桑塔格：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必然是自己的编辑——先有个初稿，然后是一次又一次的修改稿。但是我不打算成为自己作品的评论家。

        莱塞：某个作品出新版时，你希望能修订吗？

        桑塔格：《恩主》和《死亡匣子》中有一些句子我想改动，《死亡匣子》中好几段我会删掉。但其实我不会改动《读本》上的任何东西。

        莱塞：你对修改小说而非随笔更感兴趣？

        桑塔格：我现在可能有其他想法，但这一事实并未使我想去修改一篇过去的随笔。最多会让我想另写一篇随笔。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不是在进行的讨论的内容，而客体、语言——它们的瑕疵——当我发觉时——才令我纠结。

        一般而言，一个人改写过去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明智的——他可能只是想令其始终如一。我认为甚至是就重读而言也没多少可说。

        莱塞：你根本不重读你自己的作品？

        桑塔格：是的，除了公开朗读小说，我根本不重读我已经出版的东西。我太会得出令人丧气的结论。如果我喜欢我读的作品，也许我会认为我现在写不出这么好的东西了。或者，如果我不喜欢，也许我会认为我从未写出过什么好东西……不管怎么说，试图当一个人的作品的看管者似乎是无意义的。作品一发表，就不属于我了，只有在我还能做出修改时，尽我所能令其精准恰当。读者怎么认为，我是不是（如我希望的那样）会创作出传世之作——我尽力而为之后，我的部分就完成了。

“我的阅读大多是重读”

        莱塞：你在写作时，有没有曾意识到与自己先前的观点不一致？

        桑塔格：如果有，也是非常模糊的。相反，我感到宽慰（的是）能够接着去说一些别的事情。甚至在我苦苦挣扎于我认为是有益的夸张中，我也忧心忡忡地意识到总有更多的话要说。我所写的——还有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艰难地从错综复杂的状态的感觉中获得。这是对的。但那也是对的。其实并不是不一致，而更像是转动一个棱镜——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某件事。

        莱塞：你是不是认为现在有一些作家你知道他们，但你对他们还不感兴趣——就像也许有一些作家你已经超越了他们？你能不能就趣味而言，给自己在作家中定个位？

        桑塔格：我总在其中。我的阅读大多是重读。昨晚我打开《达洛维夫人》查找一个地方（我原以为我记得当中提到了最近我一直思考颇多的瓦格纳），于是开始看了起来，无法放下。我一直看到凌晨两点，八点醒来又接着看到11点，这时候你到了——我本来没打算做这事。第一次看《达洛维夫人》，我十六岁；然而每一次——这是第四次——这本书对我而言都像是一本不同的书。这次，我觉得它比我记忆中的更独特、更新颖，甚至更深刻。因为这些书就在这里，因此一生中我能够多次从中进进出出。

        某种才华横溢的、愉悦的作品对我的吸引力比往常强烈。很年轻的时候，我的趣味更苦修些。我对太神经或太华丽的散文抱怀疑态度。我那时从作品中想要更为刚毅的东西。我现在比以前更多地从文学作品中寻找魅力。我现在也是一个更为敏锐的诗的读者。我年轻时只喜欢那些大师——弥尔顿、霍普金斯、艾略特等。

“我从未有过电视机”

        莱塞：你认为《论摄影》成为畅销书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是这本书而非你的其他作品呢？

        桑塔格：你在要求我不仅当自己的评论家，还要当自己的经纪人。我不得不做出假设，那是因为人们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莱塞：你会考虑读者吗？

        桑塔格：正如某个人说过的一样：“作家就是有读者的人。”我对读者只有一个极其同义反复的概念：即我的一本书的读者即是会喜欢这一类书的读者。此刻，我只是在推测——更确切地说，是拒绝推测——一本书最初的读者。根据我的理解，文学作品意味着，一部作品出版三十年或五十年后还有读者——也就是说，大多数书出版时宣称是文学作品，其实不然。一个人自己的作品是不是那极小主体的一部分，到本世纪末仍有阅读的价值——这一萦绕于心的抱负令其他的评价似乎都无关紧要。

        莱塞：《论摄影》和《作为隐喻的疾病》这两本书似乎都需要大量的研究。但此研究显然不是那种你从中选择一个题目、阅读相关的材料，然后动笔开写——而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研究。我一直想知道你是如何获得所有那些资料的。

        桑塔格：这两部书我都未作任何研究。完全没有。我几乎都不会称好奇心以及阅读癖好——这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研究。

        莱塞：可你如何积累那些具体的资料的呢？

        桑塔格：我记得我读过的东西。《论摄影》和《作为隐喻的疾病》中所有的参考文献均出自于我书柜上的那些书。如果，比如说，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我引用了《委曲求全》的内容，那是因为我读过好几遍哥尔德斯密斯的剧本，想起有一段与我在写的内容有关，于是拿下那本书，把这一段抄录下来……如果除了别的事情，思考很多东西加上大量阅读是你做的事情，而且你已经一直这样连续了几十年，你就会知道很多。[大笑。]还有，我从未有过电视机。

        莱塞：我本来就是要问你这件事呢。你不仅没写过关于电视的东西，还几乎从不提它，这是为什么呢？差不多好像电视不存在一样。

        桑塔格：嗯，它对我而言就是不存在，就有电视而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运气很好，是个天生的——我的意思是，毫不费力的——不看电视的人。但是，我充分意识到电视在多大的程度上已经改变了整个精神与文化环境。我认为电视是文明的消亡——政治的消亡，文化的消亡。我还真提过它。《论摄影》中许多内容就是关于电视的隐秘的辩论，而且，我的小说中多次间接提到了那个匣子。

“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激进分子”

        莱塞：这个文明的消亡的概念——我本来想问你的是，你是不是从发展而言来考虑历史的。你希望自己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吗？

        桑塔格：有几件事情让我甘心接受这糟糕的20世纪。其一就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有可能做到正儿八经的男女平等。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的话，因为我是个女人，不是男人。

        莱塞：你会更喜欢早些的时代？

        桑塔格：不，不。我不是在谈我自己，也不是在谈任何人。毕竟，总有一些特例的妇女。如果我要考虑自己，那我有足够的自信去充分想象，即使是在早些的时代，我或许也会是个作家，而且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对我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会如何这种自我本位的关心。我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一个女人，我想为我所属的人类人口的一半得到公正。生活在这一想法已经出现的这个历史阶段对我很重要。

        莱塞：另一件事呢？

        桑塔格：公正分配的种种概念如今盛行而以前绝非如此。人人都有权得到像样的工资、舒适的住所、医疗保障的想法；一个人一天不应该必须干15个小时有辱人格的苦力活；孩子不应该必须干活，所有的孩子都应该能够去上学——这些是现代的想法，源自19世纪，今天已普遍得到赞同。

        还有第三件事。这是第一个医学真正起作用的世纪。只到19世纪发现了细菌原理，才有了医学干预能治病救人。以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蒙骗，还有怜悯，还有技巧——还有自愈。大多数科学的医学知识只是50年前才开始有的。

        莱塞：“妇女”问题对你而言是复杂的，因为我认为你已经努力不被视为一名“女艺术家”，一名“女作家”——考虑到妇女运动的种种压力，这很难做到。

        桑塔格：不过我并没有作什么努力。这对我而言是自然的。我是一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激进分子。我的作品既比我大，也比我小。

        莱塞：其实，我认为，你的作品与个人的，或主观的议题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因为它们总是来源于个人的和主观的问题，但它们的表达最终似乎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桑塔格：我常常觉得，要把我感觉到的激情表达出来，最好的办法不是说我自己。有人对我说过，他们不理解我怎么能“超然”到写成《作为隐喻的疾病》的。我认为这很荒谬。我当时一点也不超然。这本书是在极度愤怒、恐惧、痛苦、恐怖、愤慨的状态下写成的——那时候，我病得很厉害，而且预后也非常糟糕。我根本就不超然。正好相反。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得了癌症就成了白痴。

        而且我的确有一个想法，既对我自己有一种解放的作用，而且我当时认为会对其他人有用，他们为关于癌症的各种惩罚性的荒诞想法所困扰。我的想法以关于肺结核的种种神话（对此我们全都觉得有优越感）与关于癌症的种种神话（依然盛行）之间的比较开始。我没有讲述我得知自己得了癌症后有多么惊恐、我是如何抗争、我是如何找到有效的治疗以及了解到癌症只不过是一种病……我没有写自己的什么事，而是认为分享这一想法会更加富有启迪意义——该书是希望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

“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莎士比亚”

        莱塞：你认为罹患癌症，或者写这本书，或这两样——你认为改变了你关于意志的概念了吗？因为在此之前——很明显，在《激进意志的样式》中，以及在某些随笔中，你把艺术的特性描述得与意志很有关联。在你早期的作品中，意志是一样强有力的东西。后来，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你几乎不得不转而反对意志了。

        桑塔格：对意志的批评是短篇小说集《我，及其他》中大多数篇幅的一个主题；这些短篇大多数都是我生病前写的。不过，我并不低估接近死亡是一个转折点。是的。我认为在所有关于意志的谈论中都有某种绝望的东西。

        话又说回来，那是个人的东西——我觉得在很多方面我是自创的，自修的。这么说是有些道理的，但也是民族文化素养的一部分。美国人倾向于高估意志——因此，所有这些医疗团体，还有不断可更新的自我改造、转变、戒毒、重生的规划，美国人都无比喜爱。我认为意志对我依然重要，不过与原先不一样了。

        莱塞：你是说你不喜欢写你自己？

        桑塔格：嗯，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艺术作品中发生的事情就是对个人的超越。我的作品中有些东西是自传的。但是目的不是要表达自我。目的是要使某些东西变得精彩。

        每一次我说“我”，我觉得都是一个虚构的人。当然，这个“我”与我有一些联系——我不想对我所做的事情进行精神分裂般的叙述。但是，那个书中能说“我”的我不是与我的朋友谈话、过日子的同一个我。

        莱塞：你眼下在写的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吗？

        桑塔格：某些章节是用第一人称——有几个说话的人。还有一些部分是以第三人称叙述的。这是一本长且复杂的书。

        莱塞：还会写随笔吗？

        桑塔格：很难拒绝，不过我尽量吧。有很多话题我都想写。但是当我考虑到每一篇随笔都要花好几个月来写，而且并不是我在越写越好，我只是在另写一篇，我就不愿继续了……

        有人曾问我，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谁，当我说“当然是莎士比亚”时，他似乎吃了一惊——吃惊，我猜想，是因为，我从未写过关于莎士比亚的东西。但是，我更愿意写写关于，比如说，维特基维茨，而非莎士比亚——并不是因为我更喜欢维特基维茨而非神圣的威尔(即莎士比亚)，而是因为一篇关于维特基维茨的好随笔对这个世界有用。但是写一篇那样的随笔要花上数月，我还是宁愿用这时间来写三个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