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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缺席董希文百年展,包含了中国美术的痛苦往事

澎湃新闻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2014-12-19 14:5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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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画中国风——董希文百年诞辰纪念展”于12月19日开幕,全国各地重要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家属所珍藏的128幅董希文作品出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这是至今为止展出董希文存世作品最多的一次展览,董希文家属珍藏的《开国大典》创作小稿也将首次公开露面。可惜,《开国大典》成稿未能参展,这是一幅随着建国后历次政治风波而几经修改的画作。

董希文(1914—1973)

《开国大典》创作小稿过去并无展出机会

        “当年做董先生的学生时,我就常去先生家,见过他的画作也不少,但这次展出的作品中还有不少我从没见过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油画学会主席詹建俊说。

        在“油画中国风——董希文百年诞辰纪念展”中,展出的不仅包括原本由各个博物馆、美术馆馆藏的董希文代表作,还有家属保存下来的珍贵作品、手稿以及文献,且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微妙呼应。比如国家博物馆两个版本的巨幅革命历史画《百万雄师下江南》(分别作于1959、1960年),首次双双走出国博固然已经可以是宣传点,但再配上家属提供的16幅《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创作手稿,在宏篇巨作与细部勾勒的对照中,浮现出的是一个精心构思、苦下功夫的大师形象。

        此外,此次也是《开国大典》的创作小稿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公众面前。此前有说法称,《开国大典》的创作小稿原本佚失,董希文之女董一沙对此澄清:“一直保存在家里,只是过去没有合适的展览契机、正规的展出场合。而这次是对父亲生平的全面体现,因此将原始稿呈现。”

        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介绍,为了此次展览,中央美院美术馆以最好的展示空间进行改造,整个展览筹备了四五个月。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8日。

128件作品还原一生创作

        展览以128件作品还原了董希文创作生涯的各个时期。董希文1914年生于浙江绍兴,在家藏的大量书画瓷器、金石碑帖中接受了艺术启蒙,迫于家长要求,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之江大学土木系。但一年之后他便辍学,之后的7年里,他辗转苏州美专、国立杭州艺专、上海美专、越南河内法国国立安南美术专科学校以及国立艺专学画,“遍访名师,接受了当时国内所有优秀的美术专业学校的教育”,林风眠、常书鸿、李超士、潘天寿等重要艺术家都曾影响过他。

        展览的第一部分“转益多师”以10幅作品反映了董希文这一时期的创作,包括其早期的重要作品《苗女赶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认为,这一时期的作品体现了董希文对不同艺术主题,采用不同角度、媒介、方式去进行探索的自觉。

        1943年1月,29岁的董希文参观《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展》后深受震撼,与新婚妻子从重庆出发,跋涉3个月,到了敦煌莫高窟。这对年轻夫妇住在马圈改造的小屋里,每日面壁临摹不辍,他们的三个孩子名字里都有“沙”字,就是为了纪念这段沙漠里的岁月。范迪安认为,董希文可能是常书鸿之外,待在敦煌最久的艺术家,不仅为敦煌壁画的临摹、测绘、记录与考察做出大量贡献,他本人更深入掌握了中国传统艺术造型的规律和特点。

班佑河畔-董希文-31.5x44cm-纸本水粉-1955年

        这段岁月在展览中,以“心系敦煌”板块呈现,不仅包括中央美院美术馆收藏的8件临摹作品,还有敦煌研究院所收藏的《苗民跳月》、《山水》、《敦煌全景图》、《萨陀那舍身饲虎图》等。《苗民跳月》是董希文1940年代代表作之一,而《萨陀那舍身饲虎图》则是他临摹敦煌壁画的代表之作,《敦煌全景图》更是画幅宽达12.21米,是本次展览中最长的一件作品。

        抗战胜利后,董希文回到内地,被聘为国立北平艺专副教授,当时他的作品就被徐悲鸿评价为“场面伟大、作风纯熟”。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西方油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创造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形象,成为“革命历史画”的代表。这些作品至今仍具有打动人、吸引人的魅力,与他在画中体现的诗意与人文性相关,但在当时,这种风格并不完全被人认可。

        这一部分处于展览的核心位置,不仅有董希文为《开国大典》所作的创作小稿,也有他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创作组组长,留下的“武昌起义”的2幅浮雕草图。此外,《解放区的生产自救》、《抗美援朝》、《百万雄师下江南》等一系列代表作品,也都出现在央美美术馆。

        中央美院教授、油画家靳之林认为,董希文的三大创作特点:民族化、生命力、大写意,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955年,为创作红军长征题材的历史画,董希文随八一制片厂沿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重走长征路,历时半年,沿途进行大量写生。次年他开始创作《红军过草地》,期间阅读大量历史文献,走访参加长征的老战士,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真实再现当年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情景。《红军过草地》成为“重走长征路”部分最重要的展品,这也是这一巨幅革命历史画第一次离开军博。

        1954年开始,董希文三赴康藏,体验民生,观察写生,西藏可谓是他的心灵故乡。人民大会堂西藏厅具有壁画性质的《喜马拉雅山颂》和《雅鲁藏布江之歌》就是他的手笔,在病重之时,他仍念念不忘《喜马拉雅山颂》:“那一张水面多静啊,甚至可以听到石头掉进去的声音。”而此次展出中,家属所珍藏的这两幅巨幅油画的创作稿及其原始写生稿,也是首度展出。中国美术馆所藏《千年土地翻了身》作为董希文反映西藏解放的重要作品也出现在展厅,这也是他1960年代的代表作。

千年土地翻了身-董希文77x143cm-布面油彩-1963年-中国美术馆藏

        1957年,董希文出席苏联“第一届全国美术家代表大会”,期间他不以油画,而是以中国画的方式为苏联几位表演艺术家画了几幅彩墨写生作品,作为一名兼收各家之长的画家,这是他思考国画出路的体现,也是传播国画的努力。这其中的代表作品也出现在此次展览中。

缺席的《开国大典》

        12月17日下午,记者走入仍在紧张布置的展厅,发现一面巨大的红墙空空如也。据介绍,此处本将展出的是董希文的代表作《开国大典》。

        但这幅作品最后还是没能借出来,还是躺在国博的库房里。

        1951年初,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国博前身)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但征集来的作品并未如人意。1952年,革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其中巨幅油画《开国大典》的创作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董希文。在原央美油画系主任艾中信的回忆中:“在构草图的阶段,他身上经常揣着一张明信片那样大小画在重磅卡片纸上的画稿,凡遇到美术界及文艺界人士,便拿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艾中信看到草图时觉得很有创造性:不拘泥于写实,一则,除了毛泽东侧身站在画面中间,其他领导人都集中在左侧,从构图规律上看失去平衡;二则天安门城楼中间的两根廊柱之间的距离被大大放宽,不合建筑构架与透视规律,但艾中信表示理解:“这样的构图处理是为了显出天安门广场的明朗开阔,群众场面的雄壮宏伟。”而梁思成也曾表示,廊柱的问题,“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在绘画艺术上是一个大成功”。

        在安排领导人的位置和动态时,董希文也下了功夫,比如毛泽东在看画时,指着被朱德挡住的董必武:“你们看董老被挤得差不多看不见了。”而之所以能在差不多看不见的情况下认出,是因为画家将董必武半边下巴和一片小髭的特征描摹到位,体现了造型功力。

        当时他对画作提出的意见,认为毛泽东不够高,“不应受由于立足点造成的透视缩小所限制。”董希文接受了他的意见,“用稀料谨慎地把原画部分洗去,重新画了一遍”——画家或许并没有想到,这只是这幅画修改之路的第一步。

《开国大典》最初版。

“高饶事件”爆发后,位于那排人最右的高岗被抹去。
《开国大典》1971年版,原本在朱德身边的刘少奇也从画面中消失了。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毛泽东对此画有很高评价:“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1959年,此画还被用作建国10周年的纪念邮票。

        表扬音犹在耳,不久“高饶事件”爆发,革博通知董希文将画面上的高岗去掉。董希文认为在构图时高岗的位置就有局促感,去掉对构图有好处,但为了使画面不被损坏,他又专门研究了洗去油色的方法,做了种种试验,终于保持了作品完美。

        但1971年,革博又来人传达“上级指示”,去掉画面中的刘少奇,当时已被确诊癌症、切掉3/5个胃的董希文在儿子董沙贝的陪同下来到革博,让儿子当“拐杖”撑着他作画,经过数次操作,将刘少奇替换为原本“差不多看不见”的董必武。

        1972年,革博又要求去掉《开国大典》中的林伯渠。当时董希文病重化疗,这个任务最后落在他的学生靳尚谊身上。在董希文的现场指导下,靳尚谊临摹了一幅符合要求的《开国大典》。次年董希文去世,去世之前,他仍相信中国的医疗事业,念念不忘要“再画20年”。

        但特殊年代的复制品没来得及和观众见面,“四人帮”就倒台了。刘少奇很快被平反,《开国大典》又需要恢复原貌。根据董希文家属的意见,为保留原稿,革博委托靳尚谊在复制品上修改,靳尚谊又推荐阎振铎、叶武林完成了修改,此后基本所有重大展览中的《开国大典》均为这幅复制品。

        而董希文的画作,则自此藏于深库,中间曾有两度现身。一是1992年中国美术馆的《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作品展览,该作被置于中心位置,并附有简短说明:“《开国大典》原作完成于1953年,由于历史的原因,作者在生前对个别的人物形象做过两次修改,同展出1968年作者修改后的原作,故与开国大典真实场面前排出现的人物略有出入。‘文化大革命’后该画由董希文先生的学生按原貌复制,收藏和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特此说明。”二是2011年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上,两幅《开国大典》同台亮相。

        但董希文百年诞辰纪念展上,他的这幅代表作最终还是缺席了。在展览发布会上,范迪安说:“这幅因为政治风波不断被改变的作品,出于保护的需要而不能到场。这幅画里有一个中国美术的痛苦故事,体现了政治对艺术的影响,也影响了董先生的人生。但他在痛苦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保持着对新中国、对人民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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