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步之遥》的阎瑞生案，还有哪些民国奇案被拍成卖座片

        姜文电影《一步之遥》的故事原型是1920年轰动上海滩的“阎瑞生案”。“阎瑞生案”后被改编成戏剧，也被搬上了大荧幕，在全国轮演了三年。

        和“阎瑞生案”一样，还有很多“民国奇案”也在当时或后来与戏曲影视发生了联系，甚至被直接搬上荧幕、舞台。       

《血泪黄花》——黄慧如主仆私奔案

        1928年，有两对男女的情事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一个是当年12月1日的“中美合作”——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另外一个则是普通人黄慧如和陆根荣私奔案。蒋宋联姻中外瞩目，但是在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充满传奇小说桥段的黄陆之恋则能引起普通市民的谈性和猎奇欲望。

        1929年（一说是1928年）根据两人的故事改编、由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制作的电影《血泪黄花》（又名《黄陆之爱》）在上海上映，导演是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的郑正秋和中国第一部进步影片《狂流》的导演程步高，女主角则是电影皇后蝴蝶。

        《血泪黄花》一上映就引起来轰动，创造了极高的票房。而在此之前，黄陆私奔案已经被搬上了戏曲舞台，黄慧如的名字甚至还被香烟公司抢注为商标。

        和一般落难书生遇佳人的传奇小说不大一样，虽然故事中的佳人黄慧如确实是富家千金，但是男主角陆根荣却非书生才子，而是黄家的下人。尽管1928年的中国已经是名义上的民主和共和，各种社会新风潮也在或缓慢或激烈冲击着传统社会的价值理念，但是观念这种东西，并非如制度或政治，靠着强力或改革，说变就变，尤其是在基层社会。当时，门户、身份等要素仍然在恋爱和婚姻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这就是黄陆二人悲剧的根源。

        黄慧如出身名门，其父黄静之做过北京电话局局长，挣下不小家业。黄静之病故后，寡妻携黄慧如三兄妹举家南返，到与黄慧如祖母在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春平坊住下。

        1927年，黄慧如21岁，肄业于上海启明女子中学，正待字闺中。当时，黄慧如已与上海颜料大王贝润生堂侄定了姻亲。但这门婚事后因黄慧如比贝家少爷大了三岁，其兄黄澄沧（一说是其祖母）担心她过门后受气，便通过常去贝家看病的医生谣称黄慧如有病不育，使贝家退了婚。这让黄慧如倍受打击，恨其名誉受损，便赌气绝食。黄家束手无策，无奈之下，黄澄沧想出了让陆根荣去劝妹妹的主意。

        关于陆根荣的真切身份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打杂的，有的说他是专职车夫，而事实上，陆根荣来沪之前一直在江苏老家务农，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木匠，后来进来了黄家当茶房。但不管怎么说，陆根荣身份不高，是黄家下人当是无疑。

        据《黄慧如自述》，黄澄沧当时对陆根荣说，阿根，你只要劝得小姐吃饭，她不嫁给贝家，就嫁给你。从后来故事走向看，黄澄沧的话不过是权宜之计，黄家既担忧黄慧如嫁入高门忍气，又如何舍得她跟穷小子受苦，大户人家的面子又怎会好看。

        但黄家人万万没想到啊，富家女爱上穷小子这种戏台上的经典戏码竟落在自己家门。陆根荣与黄慧如年龄相当，模样周正，善解人意，迅速俘获了失意中的黄慧如。二人时时幽会，珠胎暗结，于是决定相约私奔。1928年6月12日，黄慧如携带自己的金银细软，与陆根荣逃到了苏州，打算做点小生意，过过安稳日子。

        但黄家失女，房间内的金银首饰也被“席卷一空”，于是报了案，并将目标锁定为陆根荣。6月21日，黄家人报案的第8天，黄陆二人就被苏州侦缉大队捉拿归案。这个案件满足了当时娱乐八卦的一切要素，在媒体的渲染下迅速形成轰动效应。

        随后，黄家诉陆根荣诱拐、盗窃一案开庭审理，尽管黄慧如请了名律师为陆根荣辩护，她也极力为陆辩诬，但苏州高院二次审理，仍判陆根荣诱奸罪，处有期徒刑4年。黄慧如决心等候陆出狱，便毅然住到陆的家乡功州吴塔镇待产。

        犹记当时报载，宣判当天，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常州等地不少人专程前往苏州观审：戏剧家洪深专程去苏州法院旁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邵力子偕沪上一些报纸记者，从莫干山赶到苏州来采访此案。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也对此案作过评述，对黄慧如爱情的坚贞表示了同情与钦佩。

        此事轰动苏沪一带，不久，“黄慧如牌”香烟问世，文明戏、京戏、申曲、评弹等一哄而上，纷纷改编这一题材。当时，抽着“黄慧如”去看海派京剧《黄慧如和陆根荣》，俨然成了时尚。《血泪黄花》筹拍事，原本想约黄慧如本人亲自出境，黄也为谋经济独立表示愿意接受邀请，但终家人反对，未能如愿。

        1929年3月，黄慧如产后血崩，被母亲接回上海后就宣布去世。不久，陆根荣后被改判无罪出狱后，二人故事的京戏仍在上演，演出方随票分赠黄陆合影照片一张外，还特请陆根荣登台作活动广告。当戏演毕，扮陆根荣的赵如泉向观众介绍真正陆根荣出来，陆上台一言不发，向台下深深一鞠躬而已。1950年代陆根荣在上海以摆食摊谋生，1970年代中期病故。也有说法，其实黄慧如当初产后并未死，而是黄家对外界故意施放的烟幕弹，实际上长期隐居在北京。1960年代到上海还打听过陆根荣的下落。但当时陆已心如止水，不愿再见，致使黄终身未嫁。       

《报应昭彰》——张欣生弑父案

        1920年“阎瑞生案”案发几个月后，中国影戏研究社将此案拍成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篇。该片以真人真事为号召，“各种背景，皆实地真景”。上映后，“观者挤拥”，从7月1日至7日，连映7天，“打破常人之意料”，“一日所售，竟达一千三百余元”，“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余元”。

        《阎瑞生》一片之影响遍及当时各大城市，甚至远及香港。而该片票房收入之好，使“中国影戏足以获利之影像，始深映入华人之脑”，从而直接刺激了国产电影业的迅速发展。但是，《阎瑞生》一片虽获得了高票房，却因其写实性而被舆论批评“诲淫诲盗”。

        见《阎瑞生》票房火爆，上海最有实力的电影公司明星公司按捺不住，总经理兼导演张石川请郑正秋编剧，推出全新刑侦大片《报应昭彰》（又名《张欣生》）。片子同样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说的是当时尽人皆知的张欣生杀父逆伦案。

        1921年，上海浦东一起凶案的开棺验尸在沪上引起轰动。浦东三林塘有个“张万兴米店”，老板张驾云，经过多年积累，家产颇丰，膝下有二子，长子欣生，次子燡生。大儿子不务正业，花钱如流水。张老板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打拼赚来的，不愿意把钱给败家儿子。后来儿子趁老父生病，串通医生在药中下毒，张老板命丧黄泉。这事被张欣生的朋友知晓并报官。

        这种儿子杀老子的案子，在当时是严重违背伦理的大案。张老板是1919年毙命下葬的，待到1921年审案，已经2年过去了，为了追查真相，地方检察官在南市沪杭车站后的普艺习艺所组织了开棺验尸，进行了三天，张老板四肢骨骼关节处都有青黑印记，因此被判定是中毒致死，长子张欣生对此供认不讳，伏法认罪。这个案子在当时非常有名，上海的英明照相馆更是趁此机会派出摄影师，用摄影的方式全程记录了这次审判和验尸过程，并出版了相册。

        《报应昭彰》与《阎瑞生》一样，卖点都在真实，“俱就实地摄取，即演员之面相，亦必使与本人相似，而表演之真实，剪接之合度，尤为是剧特色”。结果上映后，“连日售座异常拥挤，后至者俱纷纷退回”，票房更超过《阎瑞生》，开映一周即达到了6683元，各影院不得不加映演出场次。

        但是，《报应昭彰》比《阎瑞生》要重口味得多。据程步高回忆，“影片重点放在开棺验尸，开膛破肚，把五脏六腑都挖出来，逐件剖验，事前用湿面粉仿制，涂墨水作人血，用特写镜头放大拍摄，看来真是恐怖吓人，肮脏起恶心。这是残忍肮脏的素材，用残忍肮脏手法去处理，而处理得亦相当残忍肮脏。小孩子看了要叫要哭，妇女们看了要逃跑，做恶梦。我亦看过，冷汗一身，使人不敢卒视，亦不忍卒视。”据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到上海出差，见《张欣生》热映便前往观看，看到开膛这一段，愤然掩口离席。可谓开创中国恐怖片先例。

        由于此类影片引起舆论的负面评价，国内出现了对电影社会效果的担心，从而引申出对电影施行检查的要求，《报应昭彰》可能是中国第一部遭到禁映的电影。        

《一代宗师》——施剑翘复仇案

        1932年，日本支持反蒋势力，不断挑起事端，借此排挤国民党地方政权。日本军界“精英”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也和原直系军阀孙传芳多有往来，并把孙传芳作为华北伪政权的首选人物。为防止“华北政权特殊化”进一步发展，蒋介石指令国民党在津特务组织加强对反蒋分子和北洋政府下台政要的监控。孙传芳自然是重点受控人物之一。

        孙传芳自北伐战争一败涂地后，曾一度寓居东北。后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孙传芳喜出望外，秘密加入反蒋同盟，但随着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大战”的失败，孙传芳东山再起的美梦彻底破灭。此后隐居天津。面对当时复杂的整治局面，孙传芳深知自己的处境，所以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并且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这个时候，同样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看出孙传芳心绪烦乱，无所适从，遂劝其皈依佛门，借以超脱凡念。1933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两人共同出面，将座落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并规定每星期日居土们来林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靳云鹏、孙传芳这两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亲自领拜，在佛教居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信徒们辗转相告，陆续参加活动的达三千多人。

        孙传芳皈依佛门之后，法名“智园”，开始到处宣扬“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的思想。他让家人炎夏时在家门前放置绿豆汤，免费供应过往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中秋夜，孙传芳抓获了一名入宅行窃的盗贼，却大发慈悲，让家人给盗贼施舍了一些粮米，将其放归。孙传芳的善举被传开后，新闻界即以《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为题加以报道。正当世人对“孙联帅如今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的猜测议论纷纷，不知道这个杀人魔王是真心悔悟还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的时候，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里，随着刺客的几声枪响，孙传芳立即毙命，也让对他进行观望的人们失去了继续考察的对象。

        这个刺客叫做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其生父施从云，后过继给叔叔施从滨（一说生父即为施从滨）。1925年，施从滨担任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在当年11月的直奉大战中兵败被俘。五省联帅孙传芳下令处斩施从滨，并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死讯传来，年仅20岁的施剑翘悲愤不已，立誓为父报仇，并赋诗明志：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施剑翘原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然施中诚随着官运高升，担任要职，渐消复仇之念，反劝施剑翘放弃。施剑翘因此与其断绝了兄妹关系。其后，同乡施靖公表示愿意承担报仇雪恨的大事，施剑翘遂下嫁于他，迁居太原。施靖公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是施中诚的军校同学。

        到了1935年，施靖公被提拔为旅长，而报仇之事却一拖再拖。施剑翘在要求施靖公为父报仇遭拒后，与其一刀两断，带着两个儿子返回娘家。同年，施剑翘有感于10年中空付许多心血而父仇未报，吟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并从此由“施谷兰”改名为“施剑翘”。并把两个儿子的名字由“大利”“二利”，分别改为“佥刃”和“羽尧”，组合起来便是“剑翘”。

        此时的施剑翘已不再幻想有某位好心的仗义侠士替她出面报父仇，她决心要亲自动手，以了却自己的心愿。1935年，施剑翘通过手术放开了裹着的双足，并练习枪法。之后，施剑翘打听到孙传芳兵败寓居天津的消息，于是前往天津。同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施剑翘的父亲遇难十周年这天，她到天津日租界观音寺为父亲举行纪念法会。从受邀前来的富明法师（富明大德）口中得知孙传芳已是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施剑翘随后化名“董慧”，委托一位女居士介绍加入了居士林。施剑翘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孙传芳的身貌、口音及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随即做了刺杀的具体安排：将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遗嘱印制出来，打算在行刺后散发，并把11月13日（星期三）定为替父报仇的日子。

        当天正是讲经日，前来听经的孙传芳端坐在佛堂中央。施剑翘本在靠近火炉的后排座位，离孙传芳较远，她以背后的炉火太热为由要移到前排去。看堂人允诺后，施剑翘站起身来，伸手握住衣襟下的手枪，快步来到孙传芳身后。待众居士闭目随富明法师诵经，施剑翘悄悄拔出勃朗宁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射出了第一发子弹，紧接着又朝他的太阳穴和腰部各射一枪，孙传芳的脑髓和血浆四溅，立即毙命。施剑翘将提前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身穿将校服的施从滨照片抛向人群，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并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自首。

        施剑翘案震惊中外，引起社会各界就法与情问题广泛的争论。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最后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施剑翘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0年，二审改为7年。后全国妇女会，社会各界团体纷纷通电呼吁，希望最高院予以特赦，冯玉祥同李烈钧、于右任、张继、宋哲元等人也曾出面救援，呈请国民政府予以特赦。1936年10月14日，在施剑翘入狱11个月的时候，时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

        特赦之后的施剑翘后到长沙生活，抗战期间筹款、救援，为抗战积极奔走。抗战胜利后，施剑翘回乡从事教育工作，创办私立小学，招收贫民子弟和流浪孤儿。后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多次接触，逐渐倾向共产党。解放后，她当选为苏州妇联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1979病逝，终年74岁。

        2013年王家卫的首部功夫片《一代宗师》中章子怡饰演的宫二，原型就是施剑翘。后有消息称，姜文早在多年前就已经买下了《施剑翘传》的版权，筹备将其拍成电影。姜文公司的宣传总监阎先生确认的确是有这样的事情，电影目前正在筹备中，施剑翘的扮演者极有可能是姜文的太太周韵。

《东方第一次刺客》——斧头帮帮主王亚樵

        民国很多奇案都与暗杀有关，说到暗杀，就不能不提有着“暗杀之王”“中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王亚樵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以他为原型的影视作品很多，如1993年赵文炘导演、申军谊主演的电影《东方第一刺客》以及2002年修庆、萧蔷主演的电视剧《第一杀手王亚樵》。

        王亚樵于1889生于安徽合肥，少年任侠。1911年，与乡人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等，响应中山先生革命主张，与柏烈武接洽，由王亚樵、李元甫、王传柱担任合肥革命军正副司令，在合肥李文忠公祠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撤销清廷一切官吏。失败后，流亡上海，创立斧头帮，与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鼎足而立。

        王亚樵的刀枪几乎触动了中国大地上所有的阴暗角落。终王亚樵一生，其主张始终伴随着拥孙、反蒋、抗日，希望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其曾先后刺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安徽省建设厅厅长张秋白、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国民党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国民党外交次长唐有壬、日军侵华最高司令长官白川义则，甚至在1932年炸袭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

        其中庐山刺蒋尤为曲折，当时一度成为悬案。关于王亚樵的刺杀事迹，各种材料叙述多有渲染成为，今仅择其一二，供读者一窥。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的矛盾俞演俞烈，蒋介石竟下令软禁胡汉民，胡汉民的家属林焕廷找到王亚樵，出大价钱买蒋介石的人头。王亚樵因蒋介石实施不抵抗政策，与蒋介石交恶已久，当即应允，遂与其所率领的铁血锄奸团密议刺蒋计划。

        王亚樵在南京、庐山、上海都分设行动小组，伺机刺杀蒋介石。六月，蒋介石将去庐山太乙村的消息被王亚樵探知。于是他令手下十余人化妆成游客，潜往庐山。由于一路上关卡重重，枪械无法携带，他们便买了十只火腿，用刀将中间挖空，然后再把枪置于其中，再用针缝好，外面涂上一层盐泥，几乎是天衣无缝。到了太乙村后，他们取出了枪，却将火腿随意扔进了树丛之中。不料，蒋介石的侍卫在山林中偶然发现了一只火腿。这只火腿一切都很好，可就是中间被挖空了，而且明显是有人用刀削空的。他们分析一定有人夹带武器上了山，因而他们一方面加强了警戒，一方面封山搜索。

        正值蒋介石在太乙村甬道上散步，向竹林方向走来。担任刺杀任务的青年陈成正在附近。这是他杀蒋的一个极好机会，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待他意欲射击时，一个侍卫突然走过来，护卫着蒋介石往回走。陈成恐怕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冲上前开了枪，结果两枪都未打中，在他正想掏出怀中炸弹时，却被蒋介石侍卫的乱枪击倒，当即毙命。侍卫们检查陈成尸体，除了手枪，并未发现什么。蒋介石惊怖不已，指示手下将尸体悄悄埋了，并且不许声张。事后，他密令戴笠从速破案，戴笠多方调查无果。此案直至几年后，王亚樵设计刺杀国际调查团一案发生后，才东窗事发。

        纵观王亚樵一生行事，毛泽东的评价可能比较中允：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似乎，传奇人生也要有个传奇的死，1936年10月20日在即将投奔共产党之际，王亚樵被戴笠暗杀于广西梧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