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企业家自费筹办儿童福利机构，遭遇“身份非法”尴尬

        短短4个多月，老袁所经历的这一切，犹如过山车般，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2014年8月，老袁出资50多万元，与金坛市检察院合作，成立了“向日葵护苗之家”。当地领导纷纷“点赞”，媒体也大肆报道，称赞他专门“收养”那些失去父母照顾而无所依靠的儿童，这家慈善机构还被冠为江苏省首个“失依儿童之家”。

        如今，老袁却为他一手创办的这个儿童养育福利机构的“合法性”，不断奔走于多个政府部门之间——他想给这个“家”进行合法登记，到头来却发现：他甚至不知道要找哪个部门。

        几乎每个部门都认为老袁是在“做慈善”，但他们又都告诉他：老袁目前做的“好事”有风险，不好办。

        金坛市检察院撤回了当时授予老袁的“向日葵护苗之家”的铭牌；民政局让老袁去找教育局；教育局却说老袁的这个慈善机构不属于教育性质……

        从金坛到常州市，前后十几拨部门领导、干部都去了老袁的场所，但还是没能解决“向日葵护苗之家”的“准生证”。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发现，在看似“多个部门相互推诿”的背后，实际上每个部门都想帮老袁“解决问题”，但是大家都搞不清，老袁这个“失依儿童之家”是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

“这是社会的事情，他超过自己的能力了”

        老袁名叫袁顺清，今年58岁，是江苏金坛市闻名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老板，也是一对孙儿的爷爷。

        老袁生性喜欢做好事，在金坛市算个小有名气的慈善企业家。年节里边儿总往敬老院走动走动，去贫困家庭看望看望。下岗妇女寻找再就业单位，妇联也会推荐他。金坛市检察院还有一支以他名字命名的志愿者队伍——袁顺清志愿者服务队。

        老袁和这支服务队，经常出现在当地的媒体报道中：夏天开展“青春帮农”，秋天参与“金秋助学”。这原本是金坛用来宣传的好素材。

        2014年8月22日，金坛市检察院与老袁合作，办起了“向日葵护苗之家”，老袁称它为“失依儿童之家”。从3岁到15岁，33个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在这里得到很好地照顾：从一日三餐，到住宿读书，在这里，都是免费的。

        这天，金坛市副市长和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都来参加了授牌仪式，江苏媒体纷纷以《我省首个“失依儿童之家”成立》为题宣传报道。新闻照片里，端着检察院授发“向日葵护苗之家”铭牌的老袁，笑得有点憨。

        “失依儿童”的概念比较宽泛，既包括孤儿，也包括拥有监护人却实际失去家庭照顾的孩子。比如，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改嫁、入狱或丧失劳动能力，实际上也失去了家庭依靠。

        在老袁这个“家”里，33个孩子中有18个是留守儿童，另15个是失依儿童，实际上是金坛当地服刑人员的子女——这也是金坛检察院最初与老袁共办“向日葵护苗之家”的原因。他们想给服刑人员子女开展心理和法律援助等活动，以降低这些孩子“走上不良道路”的风险。

        老袁自己投了六、七十万元，将小二层、1100多平米的旧厂房改造出来，用作“失依儿童之家”的活动场所。适龄儿童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和周末则由老袁聘请的2位“老师”带着玩，也带着辅导作业；4岁左右的孩子，像是“全托”给了老袁。

        检察院看这情况有点着急，“我们原打算开展一些法律辅导之类的活动，不是办托儿所”。他们催促老袁，尽快落实场所“合法性”的问题。否则，出了问题，检察院也要受牵连。

        老袁去金坛市民政局，打算给“失依儿童之家”办个登记。

        但是面对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提出的疑问，老袁十分茫然——需缴纳的相关证照，老袁悉数没有。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办的到底是什么“证”。

        民政局的人告诉老袁，因为他聘请了2位照顾孩子们生活起居和学习的“老师”，他需要得到教育部门的审批资质。老袁去找教育局的人，得到的回答是：他请的“老师”没有教师资格证，且这个场所并非“办学”性质，教育部门也批不了。

        教育局的吴姓副局长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老袁打算办个幼儿园，“只要各项资质都达标，我们肯定给他批”。但她却搞不清楚，老袁这个机构属于什么性质：“他到底是要办失依儿童之家，还是要办学？”

        在她看来，老袁这个场所既无办学条件，也不属办学性质，更像个福利机构。但是，目前国内的福利院都是政府公办性质，没有任何私营的先例，更何况“失依儿童”也不是孤儿，他们在名义上仍有监护人。

        “如果说这是社会救助机构，那我可以说，现在全国都没有一家由私人投资的类似机构，我们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审批依据。”民政局一位官员在接受《扬子晚报》记者采访时说。

        一位民政局办证科室的科长对澎湃新闻说：“他叫‘失依儿童之家’，什么是失依儿童呢？”他认为，金坛市没有失学儿童，即使是贫困的失依儿童、留守儿童，都有低保、慈善基金来帮扶，老袁接孩子过来，照顾做得太全了。他说：“这是社会的事情，他超过自己的能力了。”

 “没人敢做的事，我要来做”

        老袁是个农村起家的商人，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的校办工厂教育，是个肯干的实在人。他年轻时办厂被自己的兄弟坑，求死时却被陌生人救下，再办厂时“生产大队帮了很多忙”，老袁说，他对这个社会记恩。

        在老袁的憧憬里，他办的“失依儿童之家”，有一天能照顾到全国范围内的失依儿童。尤其是服刑人员子女，老袁不希望他们被瞧不起，也不希望他们将来变成“爬人家窗户偷东西”的人。

        他去贫困家庭看望孩子，捐资助学、送新衣，但还是没办法改变他们吃“豆腐烧咸菜”的生活。老袁心疼，干脆改了自己的旧厂房，做一个“失依儿童之家”，直接把孩子接来，请2个下岗再就业的“老师”帮忙照顾。

        起初，老袁的家人都对此表示支持，一对五、六岁的孙子、孙女也常和“失依儿童之家”的孩子一起玩。

        但这个机构成立后不久，反对的声音开始出现：老袁无偿照顾孩子的行为，让部分当地人难以理解，有人在地方BBS发帖向老袁喊话，说“精神病院里还有他的床位”。

        在有争议的环境中，家人也慢慢变得敏感，他们不再支持老袁的善行。老袁告诉澎湃新闻，妻子的商铺、儿子的钢筋加工厂的收入，他都“指望不上了”。老袁说：“老婆叫我去跟（这些失依）孩子住，儿子儿媳也都叫我别管这事了。”

        12月初，金坛检察院撤回了曾授予老袁“向日葵护苗之家”的铭牌。“老袁本身是在做好事，我们也鼓励做好事。”一位李姓检察官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我们是司法机关，可以提供法律援助，但没有能力监护小孩。孩子的吃住牵涉到安全问题，这一定要有相关部门的准许。”

        民政局前述科长也为难：他们每年都有“社会组织登记增长20%”的考核，他们有时还要做扶持、动员人家设立各种社会组织，但对于“不达标”的申请，坚决不放行，“不是说你做好事就够了”。他希望老袁自己能松口，让孩子回到各自所属的管辖地去，由政府部门把这个项目接过来。

        澎湃新闻在采访中发现，牵涉到教育、儿童相关的部门，都对老袁的“失依儿童之家”忧心忡忡：老袁的登记办不下来、资质不清不楚，孩子们在里面多待一天，他们心里就吊着一天——2013年河南兰考县一收养孤儿和弃婴的私人场所发生火灾（袁厉害事件）后，谁都害怕再出事。

        金坛市教育局的吴姓副局长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表示，只要老袁开口说“不干了”，教育部门能立马落实孩子们受教育的去处。

        但老袁还倔上了，完全没有放弃的打算。

        从金坛到常州市的领导，前前后后来过十几拨人。改造厂房的消防安全不达标，老袁投钱改；缺了活动场所，再投钱建。老袁的想法有点江湖义气：“没人敢做的事，我要来做。”

        53岁的徐美娟是老袁请来的“校长”，自2009年幼儿园改制下岗后，她一直在幼教系统里打零工。在“失依儿童之家”，徐美娟每月能拿到2000块工资，但老袁的辛苦她也看在眼里，她感觉做这事蛮有意义，“没钱也愿意做”。

        老袁告诉澎湃新闻，最近他从养老的私房钱中拿出了30万，投入“失依儿童之家”的消防安全和其他设备的改造。

        尽管这个机构的“身份”还没得到合法认定，该有的证也还没办妥，但老袁也没办法着急了，他要正视所有的疑虑和担忧，直到改造成一个“达标”的场所。

        只不过在“达标”的路上，失去家人的支持，老袁看上去有点孤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