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策〡更化精英教育

        中国文化正在复兴，包括儒家。儒家塑造的中国之教化体系不是宗教，不是神教，而是文教。复兴文化中国，最为便捷、也最为重要的下手处，就是更化教育。

        百年中国教育的大问题在于习近平主席在北师大所说的“去中国化”，更化教育之要点，就是“去‘去中国化’”，就是回到中国，也即，中国文化进入校园。其关键则在，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的中国经史子集经典，循序渐进，进入各级学校教育体系中。

        2014年四月，教育部已发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各地教育部门已为中小学重订课纲，编写传统文化教材。可以预计，到2015年秋季学期开学，将会有若干相互竞争的教学体系出现。数年后，中小学可初步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中国文化教育体系。

        令人遗憾的是，《纲要》对大学的中国文化教育内容语焉不详，而中国文化之传承，尤其是其根本的士君子之养成，在大学阶段，其实最为重要。

大学通识教育当有文化自觉

        儒家文教之目标在养成士君子。士君子不只是“好人”，更是社会领导者。这是儒家文教体系不同于西方一切教育之处：古希腊教人哲学思辨，中世纪教人神学，现代教人专业技术。其所培养的人，都有所偏至，不能贯通社会治理之各个领域，致其社会治理不能不诉诸权利和利益之持续不断的斗争。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思路之独特处正在于，经由文教，源源不断地养成士君子。“君子不器”，他们不仅具有健全的人格，是好人，更有领导社会之德行和技艺，在公共领域也罢，在私人领域也罢、在国家中也好，在社会中也好，均可发挥领导作用。

        如此士君子之教育，恐怕只能在成年之后系统进行。少年儿童时代之文教，在养成孩子性情趋于平正，大可多诵读优美典雅之古典诗文，多参加合群有序之礼乐活动。一个人，只有在进入青年时代，开始相对独立地走自己的人生路，对社会有一定认识之时，才有可能理解士君子之角色，并自觉地通过文教，自我养成。你给一个十岁的孩子讲“为政以德”或者“礼之用和为贵”，难说有什么效果；但一个有志向的二十岁青年，就完全可以理解这些社会治理之大道了。

        因此，教育更化之重点，实在大学。就中国文化之传承而言，很多事情确实可以从娃娃抓起：性情陶冶，礼仪养成，爱国情感塑造、表达能力训练等等。但儒家文教之核心——士君子之养成，则只能主要在大学阶段重点展开。

        士君子养成以经典研读为主，同时鼓励学生展开广泛的学生自治、校园自治与社会服务，学而时习之，且学以致用。

        近十年来，中国大学纷纷尝试通识教育，但基本上处在摸索阶段，尚无成熟模式。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识教育制度设计者普遍缺乏中国文化自觉，从而把通识教育降格为无所不学的所谓素质教育。

        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应是养成士君子，最起码，应以培养学生具有士君子自觉作为目标。为此，通识教育阶段的重点，应当是理解中国文明和中国社会，为此，必须把研读中国经典作为教学主体——在此基础上，研读包括西方在内的各文明经典，并理解其文明。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专文论述（《论通识教育之文化自觉》，刊《教育学报》2014年第2期）。

        近年来，笔者所服务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这方面有所尝试。其中一门核心课程是《论语》研读。笔者既给文科生上过这门课，本学期则给工科生上过这门课，应当说，同学们是极感兴趣的。笔者也给文科实验班上过两轮《尚书》研读，另有老师上《乐记》研读。在外人看来，这些都属于高难课程。但几节课下来，同学们完全可以接受，并觉得，先贤的道理确实可谓平实而高明，每个年级都有若干学生产生了进一步研究中国思想的兴趣。

        大学完全可以进行一次根本改革：建立以中国经典研读为根本的通识教育体系。当然，这涉及到课时安排问题。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对目前在新生课程中占用大量时间的政治公共课进行结构性调整，辟出时间来，由老师带领学生研读中外经典，了解中国文化。学生对现有的政治公共课很不满意，相关教育的效果很差，甚至适得其反。完全可以经典研读替换部分内容。这样，师资问题也较容易：相关公共课教师经过中短期培训，也可以转向经典教育。

        经过这样的通识教育，大学生应当多少具有士君子自觉，其中有些人的程度较高，完全可以成长为德能兼备的、合格的社会领导者。

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干部

        大学中有一些特殊而重要的专业，与社会治理直接相关，尤其需要重视士君子养成之教。

        比如法学院。法律人的处理对象是人及其关系，需要判断人的行为及其关系的好坏是非曲直，而这样的价值内生于文明中。法律人要妥善地定分止争，就必须深刻地体认中国人的价值与中国治理之道。否则，法律人就可以拿着他者的标准判断中国人，如此执法，法律不可能维持秩序，反而破坏秩序。

        法学教育应当更化。法学院应当安排低年级学生系统研读《论语》、《礼记》、《尚书》部分篇章，对中国主流价值、中国治理之道有所体认。也应当研读中国古典和当代的案例，从中理解中国文明脉络中的司法之道。在此基础上，再学习法条，才有可能培养出在生活脉络中妥善解决纠纷的法律人。

        在本科之外，目前存在着大量MBA、MPA教育、党校、行政学院等职业教育，由此培养的公务员、商人、企业管理者等，乃是国民中的精英，其价值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其行为方式广泛影响普通民众的行为。他们如何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法律、财富，决定着社会秩序的好坏。

        这些领域的教育目标，也应当明确为养成士君子，其教育更应当扎根于中国文化。

        可喜的是，最近十年，商界、政界人士最为深切地感受到体认中国价值的必要性、重要性，对中国文化有极高学习热情。目前，在党校，在商学院，“国学”课程是极受欢迎的。这些学习者殷切地期望运用中国价值于为人处世、企业管理、行政管理中。因此，在相关职业教育体系中系统建设经典教育课程，已有很好的基础。

        这类精英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受教育者具有一定知识程度，也有相对丰富的人生阅历，故这个阶段的经典教育可以较为深入地研读中国经典，比如，研读《论语》、《尚书》等关乎治道的经，研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研究历代政典，研究诸子百家等。

        尤其重要的是，对这些人员进行中国案例教学：从史籍上选择一些故事，进行中国治理之道的案例教学。选择古代、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成功的商业案例，进行企业管理的中国案例教学。

        这样的中国经典教育及与之配套的案例教育，至少可有两个效果：首先，养成相关人员的职业伦理，比如商人伦理、政治伦理。进而，也可让他们把握中国价值，体认中国治理之道，从而在社会治理、企业管理等领域中，自觉地运用中国之道，创造中国式现代政体，中国式现代企业管理体系。

        总之，中国文化复兴，教育是根本。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可谓百废待兴，相比较教育而言，成年人带有补课性质的中国文化教育要比少年儿童按部就班的更为紧迫，掌握着资源的精英的再教育要比普通民众的文化普及更为重要。

        媒体报道，曲阜在全市各乡村开设“乡村儒学讲堂”，以便教化农民。热情值得肯定，路径不算很好。儒家塑造良好社会秩序的路径，向来是社会领导者先行，上行而下效。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小人指普通民众，君子指社会领导者。在上者不学，不自觉，只在下者学，是没用的。而且，从根本上说，儒学是君子养成之学，最值得各个领域中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学习，只有他们，才能学而时习，用有所得。

        因此，复兴中国文化，重建文教体系，重点不是教育农民、农民工、普通市民，而是教育领导干部，教育公务员、法官、检察官，教育教师、医生、企业家，教育在社会上掌握着权力、财富和知识的人。这其中，政府官员的再教育，最为关键。他们具有文化自觉，中国文化就会复兴。他们自我约束，社会秩序就会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