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之路：“公民”是如何进入清末民初教科书的？

清末民初的新观念的输入

        清末民初的新观念进入读书人的脑海主要有三个途径，这就是张灏所说的“转型时代”（1895—1925）的三个制度性媒介：报刊、学校和学会。其中教科书就是学校这一制度性媒介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教科书连同其附带的教授书、教案汇集、挂图、标本、画像、模型乃至游戏玩具等才有可能逐渐取代三家村先生的四书、五经、竹尺、烟袋。让即使是出门只能见到一望桑田或茫茫群山的农家子弟们亦能以此为门径认识卢梭、华盛顿、孟德斯鸠、黑格尔、康德等西方启蒙大家和政治人物；了解风雨雷电的发生，花鸟鱼虫的特性和人体的精妙结构；神游欧罗巴、亚细亚，亚美利加，晓得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社会契约论；知道世界是由一国一国组成的，中国只是世界万国中的一个国家，而非“天朝上国”，进而学生才能被整合进入一套全新的教育结构中去。

        如果说其有内在困境可能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如何在新的学校规训制度下放置中国的传统，表现在教科书中则为如何平衡比过去多得多的文理各类科目？如何在已被大幅度压缩时间的国文、修身教育中进一步放入传统教育的内容？这一直是一个让清末民初的读书人困扰不已的问题。究其根底新学堂的教授、学习和生活方式相较私塾、书院几近全然变化（此问题太大，此处无法展开），同时私塾等直至三十年代在事实上一直与学堂处于竞争性地位。因此私塾、书院虽绝非一无是处，但新学校的倡导者却经常将私塾与书院之教育归于“一无是处”。虽有唐文治、马一浮等老辈在民国尝试过重回书院的教育，也取得过不俗的成绩，但终因新学校的强势拓展而渐渐归于沉寂。

        另一个是清末民初的教科书直至国民政府的教科书中虽然有公民教育的成分，但从观念到实践的过程中，其似乎并未发挥出保障个人自由，巩固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平等的重大效应。反而越来越凸现的是“国家的子民”这一含义。这与晚清教科书编写者们的“教父”梁启超有莫大关系。梁启超虽大力提倡国民（公民、人民）观念，但在他的论述中你会发现经常会有“为国家生存发达之必要，不惜牺牲人民利益以殉之”；“牺牲一部分人民之利益者，凡以为其全体之利益也；牺牲人民现在之利益者，凡以为其将来之利益也”。因此在梁启超和他的呼应者（其大多数为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编写者）心中国家，而非国民（公民、人民），才是他们终极关怀的对象。这种情形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国民作为整体，拥有一切主权权利；每个公民作为个人，却被禁锢在最狭隘的依附地位中：对前者，要求具有自由人民的阅历和品德，对后者，则要求具有忠顺仆役的质量”。

        

清末国民教育与传统思想的紧张

        清末十年因为1895年后形成尊西崇新风气，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下级官员（很多是留学生归国与新学堂学生毕业）指导上级官员，学堂生徒调教各级主考老师，政府通缉流亡海外者（如梁启超）深度影响政府决策的吊诡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梁启超既在为拥护清廷行宪政者写奏折，亦在为反对立宪者写奏折。又如辛亥元老吴玉章当时只是稍读了些梁氏的文字，就写在卷子里，随后竟被县考官评为“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这基本相当于今日一老教授对大一学生说：“你水平比我高得多”！不难想见清政府在各方面的“进退失据”到了何种程度！教育和教科书则是其“进退失据”的重要部分。清廷不可能不讲“尊君”，否则当如何自处？清廷亦不可能不讲“尊孔”，否则其“道”将安在？

        但是对清廷来说，悲哀的事不要说各类新学堂和商务等商业出版机构编的教科书是把忠君、尊孔当作一个“帽子”放在教科书前几课充当门面。就连具有官方宣传品性质的《国民必读》（1905年出版）这种小册子里情形也相似。其虽然会有一课称“受国家莫大的利益，岂有不思报酬的理，所以就以忠君爱国四字，为我辈最大的报酬，亦就是我辈最大的责任”。但只要通读过全书就会发现明确提倡“忠君”的只有这一课，在“忠君爱国”的旧毡帽下面隐藏的是一个全新的、至高无上的“国家”。“民”则成为了国家的全新政治主体，由此国家与民众在教科书里产生了全新的联系，这种联系又使得国家对于民众的要求与以往在“君臣”或“君民”关系框架下的那些要求截然不同，这尤其表现在《说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一课上：

        如今我中国的民人有个最不好的习惯，遇着国家有事，就说这是国家的事，不与我民人相干。此等话可算是最糊涂的了。试问民人是何国的民人？国家是何人的国家？若国家的事与民人无干，如何能唤作国民呢？须知国民二字原是说民人与国家，不能分成两个。国家的名誉就是民人的名誉，国家的荣辱就是民人的荣辱，国家的厉害就是民人的利害，国家的存亡就是民人的存亡。国家譬如一池水，民人就是水中的鱼。水若干了，鱼如何能够独活。国家又譬如一棵树，民人就是树上的枝干，树若枯了，枝干如何能够久存？

        “过渡时代”之人物蔡元培在民初开始即对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这五个目标，尤其是尚武、尚实提出了质疑，他给出的方案是“教之以公民道德”。受蔡氏影响（因其主导全国教育），当时很多教科书都对何谓自由，何谓平等、何谓共和之精神有专篇的讨论。像有一本辛亥革命后不久出版的白话通俗小册子——《共和浅说》。其中有一章名为“说共和国民的幸福”，我们可以看看那时是怎么定义幸福的：

        共和国民有三项最主要的幸福

        第一，国家政事必得国民的同意，所以无事不求国民利益。

        第二，尊重人权，人人都受法律的保护，言论、著作均有自由权利。

        第三，有诉讼和请陈的权利。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就历史实际而言，很多时候这些精神和理念往往流于纸面，并未深入人心。

       

民国教科书的变化

        民初相较晚清，教科书内容的最大区别是删除了忠君的内容，加入了许多和“共和国”有关的内容，这里有对民权的阐发，有对国民义务的描述，也有各国如法、美、葡萄牙等走向共和历史的介绍。各种教科书加上宣讲普及的小册子如《共和浅说》、《新社会》、《绘图中华国民必读三字经》、《中华民国共和唱歌诗》；作为学堂补充读物的《论说入门》、《论说文海》、《共和论说初阶》、《共和论说升阶》、《共和论说进阶》、《初学共和论说指南》、《初学共和新论说》、《高等共和论说指南》等；还有读本如商务出版的《共和国民新读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共和国民读本》等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不过章太炎也曾讽刺过这种教科书的变化，叫做“徒知改去称颂语，加入论理语而已”。

        说到民国教科书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我们可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晚清国家内部充满积弊，外部列强环伺面临危局，在积弊和危局的催逼下清末教科书的编写者很多是被科举轨道抛出，或因政治变故而脱离仕途的那些读书人。他们基本都曾是进士、举人、秀才，从小束发读经，在儒学中浸淫甚久，但此时他们却强烈反对中小学读经，如张元济、黄炎培、陆费逵、庄俞等均是此类人物。其反对读经一个是受到“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 (这是邓实在 1904 年说的话)的大环境影响，尊西崇新改变了他们的教育理念，一方面则由于与私塾、与儒学经典争市场的商业目的。这样的情况延续到了民国，因此我们可以说民国教科书与传统儒学尤其是儒学中的经典是一种反对和消解的关系。

        但另一方面，毕竟这批人是熟读过儒学经典的读书人。他们和前代读书人相比是“反传统”的人物。但与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一代相比，他们对传统还保留着些许温情与敬意。他们不会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礼教、旧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宗教、旧艺术。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样的话。在教科书里他们依然承认“本课言孔教之有体有用，不若宗教家之藉一神多神以惑人，故足为万世师表”。有时也会直接引政府敕令入课文为孔子正名，1914年在《教育公报》上发表的教育部敕令就曾被略作修改收入《共和国教科书》的《日报》一课说：“教育部以孔子之道最切于伦常日用，为本国人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见于群经，故明定教育宗旨，通饬中小学校于修身、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云”。      

民国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之问题

        这两个问题可以一起回答。从修身教育到国民教育或者现代公民教育是中国现代转型的一个缩影，其中有喜剧亦有悲剧，有令人振奋之处，亦有令人不堪言、不忍言之处。修身就其本义来说就是一个传统的国民教育，但又绝不囿于国民教育。即你通过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在这套步序里，修身是达到治国的第一步，但同时又是平天下的第一步。因此古人尤其是读书人是要通过修身教育来做一个好国民，但更是要做一个“天下士”。这种境界即使在国家主义盛行的清末民初都能见其余绪。民国刚成立后在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共和国教科书中，《世界强国》一课的教授法就会着重指出：“所谓强国，非仅地广人众之谓，亦非仅军备充足之谓，要必人民有进取之精神，国家有完善之制度。若学问、若实业及其余各端，俱有蒸蒸日上之势”。正因对“强国”有这样的定义，教科书在小学生毕业前夕的课文安排中才会进一步推导出要学做“大国民”的要求。所谓“大国民”，“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豪侈也”，而在“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

        由此返观民初之后那些宣扬国民教育或者公民教育的教科书，尽管也有一些非常好的理念，但问题却也甚多，主要有三点：第一，因为王国维所言，现代中国“道出于二”，如何内圣，如何外王都有了各种不同的选择。所以对于教育所要达到的个人理想人格和人们所向往的美好社会，各种教科书都是众说纷纭，自有其理，这是社会思潮芜杂的反应。最后则演变为主义之争。学生在此过程中实实莫衷一是，混乱不已。第二，北洋之后的国民政府时期，教科书虽冠名以“公民”但实则有太多党化、党义教育的内容，再掺杂上一些现代公民观念和“新生活运动”化了的传统因素，可谓一锅乱炖。第三，因五四反传统的影响，教科书的内容很多时候在私德与公德间渐渐切断了联系，过多强调所谓公德，而丧失了传统中“积众私以成大公”的要义，由此造成的局面是公德为虚言，私德成泡影，大国民与真公民无论在私领域还是公领域可能都成了无所附着之物。

民国教科书的启蒙与生意

        对清末民国的教科书编写有不少批评的意见，其中一种批评是认为其有颇强的追求富强功利的味道。这种批评要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人用炮火打碎了中国的藩篱。而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是一个“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罗荣渠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因为疆土沦陷与主权丧失，所以国内外情势让我们不得不追慕富强与进化。由此读书人编写教科书在清末民初基本就在宣扬富强与进化观念以作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像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谈到上海会立即引申至租界与国耻的粘连；说唐太宗则希望“隐寓尚武强国之道”；教木兰诗也要学生领会“女子亦有军国民资格”；讲铁路则夸其“便行旅，便输运，平时已获益匪浅。军兴时朝发夕至，成败利钝，悉系于此”，“为工战、商战之利器，更为兵战之利器。”

        但另一方面“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的过程又表现在二千年岁月文化铸成的中国自我形象的破碎上，此为杨国强先生的洞见。这就使得我们不能只讲富强与进化，不能只讲国家主义，而要收拾一些传统，捡回一些故物。而且清末民初思潮杂糅，繁复异常，既有民族主义，又有世界主义；既有好政府主义，又有无政府主义。各种思潮的碰撞与对话也使得教科书的理念不可能被定于一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