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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早一个月写拒绝信,1964年的诺贝尔奖就不发给他了

澎湃新闻记者 邢春燕
2015-01-06 15:3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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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在拒领诺奖后,萨特对围追堵截的记者表明态度,“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1月5日,瑞典学院最新解密文件披露,萨特曾在得知自己被提名后致信瑞典学院,希望不要将自己列在诺奖名单中,不过当时信来得太迟了……
1964年,萨特(中)与导演克罗德·兰兹曼(左)和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巴黎餐厅。摄影:Bettmann / Corbis

        瑞典学院最新解密文件披露,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曾在得知自己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致信瑞典学院,希望评委不要将自己列在诺奖名单中,不过这封信来得太迟,评委会最终还是将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萨特。

        由于诺贝尔奖评选恪守严格的保密制度,评选档案要过50年才能解密公开。1964年诺比尔文学奖评选过程中的这一小小插曲直到今年1月5日才对外公开。

萨特在信中强调“不希望被列入诺奖名单中”

        作为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萨特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1964年10月22日,瑞典学院正式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创作的《词语》。授奖的理由是因为他的“充满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创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萨特对诺贝尔文学奖根本不感兴趣。他早就从法国的《费加罗文学报》上得知,自己有望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于是在10月14日写信给瑞典学院,礼貌地希望不要把他列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信中他表明,此举并非蔑视瑞典学院,而是出于自己个人客观的原因,而且他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不过信来得太迟,评委会已经作出决定。

        根据《瑞典日报》消息,评委会在1964年9月17日提出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萨特。那年有望获选的人还包括苏联著名作家米哈依尔·肖洛霍夫,他于次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英国诗人威斯坦·休·奥登,他一生未获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学院透露,那年总共有76名候选人,其中新提名了19人。《瑞典日报》称,瑞典学院在选择萨特时也是充满矛盾和争议的,该报推测,如果萨特的信能在当年9月份的评选会议之前到达,组委会可能会另选他人。《瑞典日报》透露,萨特在信中强调:“不希望被列入诺奖名单中,不管是1964年还是以后,我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奖项。”

        最终,组委会还是坚持他们的决定,萨特也不背其言,拒绝了该奖。他是唯一一个主动拒绝该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58年,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最初接受了该奖项,但是“后来迫于苏联当局的压力不得不拒绝。”

发表“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的声明

        萨特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来,法国人欢欣鼓舞,萨特自己却很失望。他立即起草了一份“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的声明,于当年10月22日由萨特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代为宣读,后来这份声明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纽约书评》上。

        在声明中他写道:“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

        “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我都不接受,包括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我只接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他还表示,“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自己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在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的情况下。”

        萨特还说,自己被随着奖项而来的大笔奖金而“折磨”,那时候的奖金是25万瑞典克朗,“瑞典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他说,“或者因为坚守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

        “但我认为这是个错误的问题,无论在东方或是在西方。显然,我拒绝这笔25万克朗的奖金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但是另一方面,一个人不能为了25万克朗的奖金而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也是所有同志共享的。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不得不作出的拒绝都感到十分痛苦。”

众说纷纭的拒领奖项的原因

        因拒领这样一个重要的奖项,萨特立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记者们像影子一样跟着他,尽管萨特一言不发,他们还是一步不离地跟着他到寓所。他不得不发表简短的讲话:“我希望我的书能由那些想读我的书的人,而不是那些沽名钓誉的人来读……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说完他做了一个表示结束的手势,但记者们毫无去意。当跨进门的时候,他回头对仍然不肯罢休的记者说:“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新闻界不满意萨特在声明中所做的解释,人们企图猜测出他拒绝诺贝尔奖的真正原因:有的指责萨特是因为好出风头才特意安排了这一切;有的说他不去领奖是因为害怕波伏娃妒忌;还有人说心比天高的萨特是出于骄傲而拒绝所有的荣誉。

        不过,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赞赏他这一气度不凡的举动。尤其是青年学生对萨特拒领诺贝尔奖表示支持,他们说如果萨特去领了这个奖,那无疑会让他们大失所望。如今,萨特是他们心目中最值得尊敬和崇拜的大师。

        

萨特与波伏娃 摄于1946年

【附】萨特拒绝诺贝尔奖的声明全文:

        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招非议的事情:奖金被决定授予我,而我却拒绝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更早地知道这件事的酝酿。我在10月15日《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该报驻瑞典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学院可能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还没决定。这时我就想,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学院(我第二天就把信发了),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诺贝尔奖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时的。但我知道,一旦瑞典学院作出了决定,它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我在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即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位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向我建议。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罗·萨特还是让-保罗·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绝不是一回事。

        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诺贝尔奖得主让-保罗·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连进去。

        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自己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在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的情况下。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

        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于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的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者胜”,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那怕是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的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如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学院的成员所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内里达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斯捷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的本国却是一本禁书。

        人们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通过相似的举动来获得平衡。倘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我们签署“一二一人权宣言”的时候,那我将十分感激地接受该奖,因为它不仅给我个人,而且还给我们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可惜这并没有发生,人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把该奖授予我。

        瑞典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它在于有权利拥有不止一双鞋和有权利吃饭。在我看来,接受该奖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瑞典学院的意见,但它却清楚地表明,一旦我接受该奖,右派方面会作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伴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做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瑞典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或者因为坚守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

        但我认为这是个错误的问题,无论在东方或是在西方。显然,我拒绝这笔25万克朗的奖金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但是另一方面,一个人不能为了25万克朗的奖金而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也是所有同志共享的。

        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不得不作出的拒绝都感到十分痛苦。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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