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一位规划师的建设性呼吁：我们还能为旧城做点什么？

        作为一个旧城长大的老北京，我目击了近二十多年北京旧城几乎被破坏殆尽的整个过程，小时候也经历过亚运拆迁，搬家到望京；

        作为本科建筑的古建爱好者，我上学时整天串胡同看老房子，也在旧城的地段上做过些作业，学习旧城调研和设计的方法；

        作为学规划的学生，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住在顺义调研大半年后，探讨为什么郊区新城发展缓慢，无法实现应有的反磁力；

        作为规划师，我参与或观察了北京上轮战略总规修编到本轮总规修改期间，从规划到执行的过程，也参与或主持了几个新城和重要中心镇的规划；

        作为文保志愿者，我参与和发起过保护钟鼓楼和围龙屋的活动，组织团队、入户调研访谈、拍摄纪录片；

        作为城市数据研究者，我在制作几款文化遗产地图和APP，还在探讨使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公众参与的机制方法。

        如何保护旧城，我们还能做点什么？虽然一直在外围打转，我毕竟不是一个旧城保护规划的专家，只能作为一个爱好者，在这方面说点不太专业的感想。

        旧城被破坏的原因

        旧城被破坏，有无数原因。以不同视角看去，每个问题都很要命。我们披荆斩棘，一路研究、解决，却发现，问题越来越多。

        政府和开发商逐利？这似乎是最直接的原因？这问题本身无解，当然，我们可以设定底线，划定这样那样的保护区、建控地带、保护建筑，挂这样那样的牌子。设置各种各样的保护规划和紫线，里面限建、限高，恨不得审批到招牌的尺寸。理论上，不会再发生什么问题，前提是领导千万不能批条子……

        功能集中于旧城，单中心聚焦问题？这事儿，打梁思成先生到吴良镛先生，努力了几辈子。如今，京津冀一体化了、两轴两带多中心了、十几个新城、首都功能核心区功能疏解了……么？市政府恨不得说，中央政府你不走，我们走！（其实也没走多远）

        虽然金融机构等大佬在郊区也圈了不少地，建了些什么金融后台服务区，呼叫中心数据中心甚至总部基地，可金融街CBD还得东西南北的扩。网络时代了，一般人可以迁出去，大不了用淘宝不逛街，上班给你修地铁，可有钱的、有权的老爷们，还得整天开会不是？衙门盖章没法上网不是？

        土地产权问题？这个原因似乎很根本。西方城市之所以变化缓慢、保护完整，看起来主要靠这个吧？的确，要是原住民仍然一家一个院子，怕也没那么容易拆。大杂院住户，说是住在四合院，一家人十平米，但也没产权，给套一居室，谁能不走？可惜，经租房政策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落实——几十年的悬案，后代都不知怎么回事，书证得申请才能看一眼，物证也快拆没了。只有极个别的房主还有能力抵抗。

        立法和执法问题？我们有城乡规划法，规划编制审批都很规范，并接受社会监督；基于文物保护法的处罚也很厉害，破坏文物最多可以罚款50万！嗯，还有名城保护条例、物权法，以及有关拆迁的各种法规。要拆迁，还得公示、告知，人们还可以提出异议，可以申请复议，可以依申请公开信息……可是，有几个老百姓看得明白那控规图纸和告示？“在公示期内任何的单位和个人如有异议，可以书面和电话形式提出”，这话看着容易，真正操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规划方法问题！这才是你们规划师的本分啊，看看欧洲，尤其是欧洲，有那么多旧城保护的先进经验，学学不行么？布拉格能整体保护，人家华沙有本事整体复建还是世界遗产，人家伦敦的码头区改造多么经典，不仅改造形态功能，还能改善旧城衰败培育新兴产业……对了我们不是也有798么？虽然刚火起来就差点让人给拆了……

        较真儿的学者们再往深里聊就更复杂了：西方保护理念与保护传统之争，保护、利用与发展之争，威尼斯宪章奈良真实性文件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你就算倒背如流也不敢说整得明白什么叫更新什么叫修复什么叫重建什么叫原真性，张口闭口都得围绕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OUV，根本不屑跟那些翻来覆去只会一句“修旧如旧”就自诩专家型领导的官老爷聊天。

        学界和业界能做点什么？

        作为一个规划师（或学者），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阻止破坏过程，我们到底还能做点什么？

        其实，这些问题显然都重要，又显然都没法药到病除。跟城市规划整体层面的问题一样，我们习惯于自上而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关注物质形态，忽略了最关键的“人”。

        当然，遗产保护理论也开始讨论社区，讨论公众参与，也说要改善居民生活。可是，如果社区居民投票，要放弃遗产拆掉老房，难道我们就也要放弃？城市规划是否已把能做的都做了，仁至义尽了？

        以上种种，归根到底，是公众对文化遗产甚至传统文化价值认知缺失。公众对遗产价值认知最差的情况是“这东西不值钱”，好一点的是“这东西值钱，得赶快卖”，再好一点是“这东西越来越值钱，得留给孙子”。

        当然，我们希望，最终大家不用钱来衡量文化遗产的价值，而是把文化遗产变成骨子里的文化自信甚至文化自觉，就像穿衣吃饭一样不可替代的东西。文化遗产的终极意义，从物质到非物质，无非是在剧烈变革的城市和社会，让人们能保留一些不变的心灵寄托——家乡、故园、乡愁，这些内涵能外化成城乡的丰富和多元，激发创新的活力。

        这个认识改变的过程，不会凭空发生。这需要时间，需要社会教育。

        比起其他手段，这似乎见效最慢。所以，做这件事的人也最少。但不幸的是，这几乎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人说，关键不是公众，决策领导才是罪魁祸首。但是，领导在这方面的认知水平，跟市民又有多大区别呢？领导不也是从基层上来，不也是一样上学念书工作，根据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信息，建立起价值观么？大家习惯了“向权力讲述真理”，难道就不能在权力产生之前，告诉他们“修旧如旧”、“古色古香”之外的东西么？

        事实上，遗产社会教育并非理论盲区，但我国理论界却很少有人亲历亲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1962年《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都有关于文化遗产社会教育的表述。1997年出版的《年轻人手中的世界遗产》一书，已被近百个国家的中学列为教材。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宪章，也一直强调公众交流（亦称“传播”、“推广”、“展示”或“阐释”）的重要性。2008年，该机构颁布《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其中对“阐释”的定义是：指一切可能的、旨在提高公众意识、增进公众对文化遗产地理解的活动。可包含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公共讲座、现场及场外设施、教育项目、社区活动，以及对阐释过程本身的持续研究、培训和评估。

        那么，问题来了，谁该来做这件事？

        有人可能要问，这不该是博物馆和遗产地的事么？但这是一个悖论，你怎么在博物馆对一个不去博物馆的人讲课？所以，必须有人去学校和社区，或通过传统大众媒体和新媒体来教育公众（嗯，有严谨的学者，不喜欢教育、科普这类语汇，感觉有种高高在上、不平等的意味，但抱歉，我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

        那谁该去呢？中学老师，媒体记者？恐怕少有人有能力搞明白那些概念……NPO？别逗了，在当下，有几个注册了的？够用么？

        因此，在我看来，受过相对系统的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的城市规划和遗产保护从业者和学者，这件事责无旁贷（本文虽然说旧城和保护，但城市规划完全同理，我就不再写了……）。或者说，这是行业的自我救赎之路。

        该怎么做？

        1、学校和社区

        首先是学校和社区。社区比较抽象。其实在学校（尤其是中学），建筑、规划和遗产保护的相关通识教育，就是社区最好的阵地。如今的中学生知识面之广、钻研之深，已远超我们这代人当年情形（笔者今年35岁）。地理课本里城市规划、人文地理的知识深度，很多明显超过了注册规划师考试的水平，所以，同学们理解这些理念毫无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回家还可以对父母和社区进行二次传播。

        比如，芝加哥建筑基金会编的《从校园到天际线》，这本教材面向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学生。其特殊点在于，它并非就建筑论建筑，而是以建筑这个每个孩子都熟悉的事物作载体，引出其它科目的教学内容，其中就有城市历史建筑和遗产保护的内容（转引自宋壮壮师弟的微博）。

        在这方面，我的母校北京四中，可能是个非常好的案例。地理老师刘刚多年前就开设了北京文化地理学选修课，对乡土地理、文化多样性，甚至地理信息系统，都进行了全面讲授，甚至还有模拟规划等内容。更重要的是，还邀请相关专业校友、规划师以及长期深入保护实践的华新民等专家回校授课。课程培养了一大批文化遗产的爱好者。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在这方面也有所实践。我院和清华大学在圆明园遗址研究领域有多年积累。几年前，研究团队就在与圆明园仅一路之隔的清华附中初中开设了“走进圆明园”课程和夏令营，并开发了专门的教学体验版的再现圆明园APP。        最近得知，深圳规划院创造了一整套为12岁以下小学生设置的城市启蒙教育课程，并正在设计中学生课程——这是我见过的中国最成体系的相关公众教育计划，果然，它出现在城市发展和规划变革的最前沿城市。U12讲义        

        2、媒体工具

        相比学校教育，媒体工具是见效更快的手段，却是从业者们往往忽略的阵地。规划师和保护工作者，尤其是学者，通常都是码字高手，但更喜欢在专业杂志上坐而论道，很少放下身段，像财经、文化学者一样，在大众媒体上写专栏、传播知识。

        更可怕的是，我们已习惯了规划文本或学术论文的体例，很多人丧失了“说人话”的能力，已经不会写一篇公众看得懂且喜闻乐见的文章。

        在新媒体时代，自媒体、移动APP成了最具传播力的媒体手段，其传播速度和覆盖面，某种意义上超过了传统媒体，一大批年轻一代规划师和学者已经开始探索利用新媒体的公众教育和公众参与尝试。

        前两年，规划圈子里微博非常热门。在一大批大V的带领下，专业讨论气氛活跃，大量围观公众可以获得非常多的信息。广州西湖路骑楼改造事件，就是微博公众人物发起、专业人员主导传播、传统媒体配合放大的典型案例。但2014年以来，微博大V发言渐少，纷纷转战微信朋友圈小圈子。一块最好的传播阵地就此失去。

        微博和豆瓣等社交网络，也是一大批地方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的主战场。规划专业人员也往往是组织者和主力军。笔者参与发起的钟鼓楼片儿区关注团队和梅州围龙屋关注团队，以及福州老建筑百科、拯救老上杭、广州恩宁路改造学术关注组等，都是其中典型。社交网络在组织发起、信息传播、公众互动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微信公众号是2014年成为主流的新媒体工具，虽然也有广泛的传播能力，但终究是单向发布信息的媒体，缺少互动能力，对圈外公众的覆盖能力比微博也相差甚远。当然，以国匠城为代表，城市微盟的各成员都凝聚了一大批专业读者和作者，写作和传播的热情高涨，将成为未来公众教育的主力。

        以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跨界新媒体力量，是不得不说的重要角色。它兼顾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覆盖特征，以敏锐的专业视角，组织城市研究人员写作适合传播的通俗作品，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跨界准专业媒体，也是公众教育最理想的平台之一。希望越来越多的从业者成为类似媒体的专栏作家。（小编注：自己表扬自己，真是不好意思，但真心希望大家能与市民广泛分享自己的研究与观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BCL为代表的城市数据研究群体。这是一群希望用大数据解释和改变城市的创新者，而公众参与素来是大数据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们关注公众事件，并掌握最先进的数据可视化和分析工具，并注重媒体喜好，其作品被媒体和公众广为关注和传播，成为近期规划圈内外关注焦点。

        3、新媒体平台

        最后要说的一种新媒体，是移动APP应用，以及web地图构成的LBSN（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系统，是笔者最关注的文化遗产展示和阐释载体，也是在钟鼓楼、梅州团队的工作中都在探索和完善的公众参与平台。

        webGIS是依托互联网的轻型地图平台，摆脱了昂贵的GIS工具软件制约，使公众可以通过网络浏览器轻松获得全面信息，甚至直接就规划方案发表意见。最简单的办法是，不需要任何技术，自己就能用googlemaps创建一个文化遗产地图——哦，不好意思google似乎是个不存在的网站……类似工具还有超图的地图汇（www.dituhui.com）。

        “以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由于具有完善的多媒体性能，并在容易携带和握持的小型设备中集成了大量交互性技术，成为最适合多媒体展现与信息交互的新媒体工具。主要的相关技术包括触摸屏、GPS、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AR(增强现实)、二维码（或NFC等其他物联网技术）等。移动终端正在逐渐取代桌面PC的地位，成为SNS和LBS等服务的主要载体。APP可以让用户在现场查看文化遗产信息，上传带有位置标签的遗产照片和信息，webGIS和APP平台的数据互通，可以通过PC端在线查看，并带有类似社交网络的评论和打分等功能，是非常理想的公众教育和遗产展示、监管工具。”

        上面这段引自我的论文，主要意思就是——智能手机碉堡了。

        利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遗产数据，可以针对某事件或者地点开发特定的APP应用，用于知识普及和公众参与，比如清华同衡研发的《再现圆明园》APP，以现场二维码识别和增强现实全景复原为特色，在应用商店上市首日就高居免费榜第一名。

再现圆明园APP截图

钟鼓楼片儿区关注团队webGIS网站

梅州围龙屋关注团队webGIS网站

        

        由笔者负责，北京西城-清华同衡城市数据实验室最新出品的《北京文化遗产》APP，是我们对北京旧城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努力。通过APP，我们展示了北京旧城的所有文物保护单位的位置和相关信息，帮你找到离自己最近的文物，并可对文物价值、保护修缮、开放利用、文化展示等打分，拍照并上传照片，在社交网络分享，甚至可以对遗产的破坏报警等。此外，我们还在研发包含几千处中国传统村落信息的APP和webGIS系统，也将以类似形式展现给公众。

北京文化遗产APP       

        对这个产品，我们的宣传语是：“文化遗产的大众点评”。是时候了，文化遗产保护正式跨界互联网。是的，文化遗产保护不能总在书斋和文本图纸里，要以有趣的手段，让老百姓知道身边的文物和价值，并自发保护和监管。这些事，需要规划师和研究者主动去探索和尝试，要有科学的精神，更要有开放的心态。除了做规划做研究，我们还能为旧城做更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