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暴恐事件为何发生？既有普世因素也有法国特色

        2015新年的开端并不平静。1月7日上午11点半，两名恐怖分子袭击了巴黎的《查理周刊》总部，造成12人当成死亡、10人重伤的惨剧，而袭击者大喊“我们为先知复仇了！”的口号。截止到本文写作之时，这次被定性为恐怖袭击的暴力犯罪事件仍然没有平息，犯罪分子还在负隅顽抗。巴黎事件已经遭受到包括广大穆斯林在内的许多团体、个人和官方的强烈谴责。谴责和难过的同时，我们仍然需要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概言之，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既有普世性的宗教原因，也有深刻的源于法国社会自身的特殊原因。        

法国的情况：积极自由化与移民

        法国有大量穆斯林移民，但法国有自己世俗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世俗化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世俗化，一种是消极的世俗化，积极的世俗化典型的是法国、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模式；消极的世俗化是英国和美国的模式。积极的世俗化干涉公民的信仰，包括服饰、佩戴物、宗教物品，消极的世俗化尊重公民的信仰自由，不干涉公民的宗教活动。这几年，向消极世俗化模式的转变是一个趋势。法国的积极的世俗化模式，是常引发争议的，尤其是随着宗教信仰自由、人权等话语和公民意识的兴起，法国的世俗化在虔诚的保守穆斯林那里是颇受非议的。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也在逐渐地走向消极世俗化的模式。

        19世纪以来，法国在中东、西非和北非取得了大量殖民地，法国在这些地区，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这三个国家大力发展殖民文化教育，并构建宗主国和殖民地紧密的文化联系。二战以后，法国迎来了“辉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并采取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迎来了无法为其经济所消化的人口增长。因此，这些地区的年轻人开始大规模移民法国，在法国的大城市构建自己的移民社群，比较典型的是巴黎的黎巴嫩人、西非黑人社区、马赛的阿尔及利亚人社区等。

        这些移民与当地人自然有争抢资源的冲突，并且他们的出生率比当地人要高。2012年，法国新出生的黑人婴儿数量已超过了总数的一半。这造成了“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并且，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法国经济不振，年轻人失业问题严重，移民中有严重的暴力犯罪问题。移民和本地人的冲突加剧。典型例子是巴黎因黎巴嫩人和西非黑人的偷盗被称为“巴黎斯坦”，而阿尔及利亚足球队冲进世界杯后，马赛发生了阿尔及利亚人骚乱。

        关于全球伊斯兰主义的发展，美国学者Peter Mandaville很重视从全球性因素与地方性因素之间的互动这个视角来解释问题。全球化不光是加强了物质和人力的流动，而且还形成了以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世界格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重要要素的流动，往往都会具有全球性意义。在中东地区发生的事件，对于法国的穆斯林来说，在物质时间上已经是同步的，在理念时间上是不同构的，在空间上更是异质的。 

 “报道”可能加深偏见？

        每一次恐怖袭击所引发的舆论冲击，往往强化既有的偏见。这种偏见我称之为对穆斯林或伊斯兰教的“选择性报道”。用爱德华·萨义德的双关性术语就是“covering Islam”。它造成的后果就是对广大穆斯林世界存在的更为广泛的、非暴力的、和平的、建设性的诉求和运动的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不久前，一个穆斯林朋友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它不只是某个宗教或某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个普遍性的问题；只不过，有着穆斯林背景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尤其引人注目。在他看来，能够最终战胜这种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力量是存在于穆斯林世界内部的，只有那些爱好和平、尊重生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更为广大的温和穆斯林，才是极端主义的最大对手。 

言论自由与尊重他者

        大多数人都赞同要尊重他人的信仰和价值，认为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不能只有一个价值体系，否则就成了极权主义。但曾经在媒体上被争论过多次的某些地方对女性的残忍的’割礼’，也都貌似是有一个所谓的价值体系在后面支撑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以尊重他人的文化、信仰或价值作为借口而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呢？”如果要普遍地谴责那些现实中或假设里的“不文明”做法。下一步的追问也就自然地会出现，即，你凭什么来断言什么是文明的、什么是不文明的，以及你又凭什么来裁决哪些是应该被尊重的信仰/价值，哪些是不应该被容忍的“陋习”？

        实际上，这里肯定难以寻出终极的、唯一的答案。来自于不同文明和价值体系的人，对此很难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毕竟，人类社会很复杂，也因此有关人类社会的各种学术、学科和思想是百家争鸣的，横向上是多块状的、多元的，纵向上是历史的、变动不居的。它不是一个工程学的问题，因为人不是机器。        

一元与多元之间

        不过，古往今来的普遍情况是“一元之下的多元”，即总有一个标准，然后才有这个标准允许之下的多样性。如果要把这个标准打掉，那么，某个社会就必然陷入混乱，陷入价值冲突的漩涡里。古代社会有“华-夷”之辨，有信徒和异端之分，这里面当然有核心、有标准。现代社会也是一样，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等等都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价值、原则或制度。但这些华丽的词汇背后不是没有张力的。比如在政治理论中，自由和民主之间是有矛盾的。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彻底解决了类似的问题，也没有一种完美的制度，人类社会都是在不断地摸索着前进的，有时候还要“进两步、退一步”。在神学的体系中，这也能够获得认知：人随时随地都可能被魔鬼诱惑，但神也赋予了人提升自己位阶的潜能，人生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奋斗、意志，不断地去克服邪恶的诱惑，走上正途。既然人有原罪，且还可能会不断地上魔鬼的当，又怎么能期盼在此世建立完美的社会呢？！

        从唯物论的角度出发，差异的出现是有历史的和地理环境的差异的，也就是人与人、人与他所生存的环境（天、地）之间互动的结果。不过，在过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其程度不如今天，因为在过去技术手段很有限，无法瞬间获得远方的信息，能够迁徙和流动的人也非常少。大部分人的生活半径很小，基本上是处在自己的价值圈子里，一旦走出，就在当地长期地处于绝对少数的地位。

        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大汗即位时，世界上不同信仰的使者来觐见，大汗也组织他们放下武力，完全以平等的身份进行自由论辩，到最后，其实谁也没有说服谁。大汗也没有倾向于伊斯兰教、佛教或者基督教，反而对自己的萨满信仰又进行了重申。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背后有一个强势的存在很重要，不管它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这个强势存在的维护，靠自由辩论的道理很难立得住。在这个方面就不能太书生气了。

        （感谢陈功、董雨为本文查阅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