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秦晖：中国人在战国时代如何讨论权利

        1月11日上午，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做客杭州图书馆报告厅，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题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利观”的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新主持。秦教授围绕“杨近墨远”之辩，从权利的归属问题探讨了儒、杨、墨三家对权利的看法。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

        秦晖教授先从“权利”这个词的概念史入手，他指出，虽然中国古代文献中有“权利”这个词，但并不是现代社会中的意义。秦教授以梁启超和梁漱溟的观点为例，说明了这种差别。梁启超说：“吾中国人数千年不识权利之为何状。”梁漱溟也说：“权利一词，是近数十年之舶来品，译自英文rights，论其字之本义，为‘正当合理’……与吾人之所尚初无不合。”

        但是西方从来就是如此主张权利，中国古代就没有讨论过权利问题吗？显然不是的，秦晖教授认为，权利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而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前近代，西方和中国都不是如此主张权利的。

 “杨近墨远”之辩：学派问题还是伦理道德问题？

        秦晖教授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利观问题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周秦之变”，即中国发生族群封建体制瓦解、官僚帝国崛起的时代。秦教授认为，在这个变局的关键阶段中，周人传统的家族本位价值体系受到“个人主义”与“普世主义”的两面夹击。古儒家以“兴灭继绝”、捍卫周制为己任，孟子对此进行了强烈的反击，这就是著名的“辟杨墨”。而在“辟杨墨”中，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从字面上来理解，“杨”似乎高于“墨”。孟子对杨、墨的区别对待引起了后人的纷争。韩愈、朱熹、二程都对此问题有所表述。秦教授将种种争论归结成两大类型，一种是指向学派问题，另一种是指向伦理道德问题。

杨朱，战国时期思想家，道家杨朱学说派创始人，生卒年代未详，相关史料主要见于《孟子》、《庄子》等。

墨翟，战国时期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

        第一种类型如清末学者郭庆藩与当代台湾学者袁保新都把杨朱看作道家，因而把“杨近墨远”解释为“儒與道之比較相近”。不过秦教授认为，在孟子的时代要说杨朱就是道家，显然过于牵强，因为那时的道家同样热心于拒杨墨。

        第二种类型如有些现代学者把儒家，尤其是思孟一派的儒家做了“个人主义”化的解释，认为“杨近墨远”是因为孟子与杨朱都主张利己。只是杨朱只求利己不损人，而孟子要求利己亦利人，但墨翟则要求损己利人。秦教授同样不赞成这种理解，他认为，孔孟都有许多克己复礼、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之类的说法。

        那么“杨近墨远”之辩的根本指向应该是什么问题呢？这就是今天秦晖教授试图在讲座中向大家阐明的权利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利归属

        秦晖教授认为，在这场“杨近墨远”的争论中，汉儒赵歧的理解是最得要领的，赵说“墨翟之道，兼爱无亲疏之別，最为违礼；杨朱之道，为己爱身，虽违礼，尚得（受之父母）不敢毀伤之义。……故曰归：去墨归杨，去杨归儒。”从这一层意思引申开去，就能很好地理解这种争论中的权利问题了，虽然儒、杨、墨三家并没有明确地使用权利一词。秦教授认为，在孟子“辟杨墨”的战国时代，社会变迁所涉及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就在于此，即权利的归属问题。

        秦晖教授继续解释说，杨朱一派主张“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这不是说该不该“为”的问题，因为文明社会里总是赞成个人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所以，这里的问题在于谁有权力做出“拔一毛”的决定。秦教授打趣说，“我的一毛我做主”，是杨朱的坚守，表明杨朱在权利问题上主张个人本位。近代以来多有为杨朱辩诬者，认为杨朱之说是个人权利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滥觞。

        而墨家则主张“兼爱”、“利天下”，要求个人做出牺牲，这容易演变为“多数暴政”或者以公共利益为名侵犯个人权利。可见，在权利归属问题上，墨家是指向天下的。

        至于儒家，秦教授指出，与杨、墨都不同，儒家强调的是支配此“一毛”之权利不在个人，但亦不在君国，而在父母——实即在家或家族之类的小共同体，是一种家族或小共同体本位的权利观念。此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孟子才会认为“杨近墨远”。

        这也可以解释，儒家讲的“爱有等差”与墨家的“兼爱”究竟有什么差别。秦教授说道，儒、墨都是主张爱人的，但是儒家的爱有等差，体现在伦理秩序中的父权制上，即权利的边界上，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爱自己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但是只能要求自己孩子服从自己，并不能要求别人孩子也同样听话。反过来讲，我们都可以爱长辈，但是我们只能服从自己的父亲，而不能去服从别人的长辈。在儒家看来，个人权利是属于小共同体的。

        然而，秦制的最终建立，导致了杨、墨、儒三家都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杨的个人本位、墨的天下本位、儒的小共同体本位都被秦制的皇帝本位取代了，杨、墨都成了绝学，原初儒家提倡的“孝高于忠”也被破坏，官僚帝国“解放”个人，并不是真正赋予个人权利，而是要求个人直接效忠皇帝与国家。

        秦晖教授最后说，孟子提出“杨近墨远”两千年后，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巨变，杨、墨、儒三家的权利观念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思考当下与未来的思想资源。

        据悉，此次讲座是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杭州市精神文明委员会办公室、杭州图书馆共同推出的“文澜大讲堂•钱塘公众历史讲座”的首讲，以后还将陆续邀请海内外著名人文学者，包括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等，面向杭城市民提供开放、公益、深入浅出的高品质讲座。

        （本文根据秦晖教授讲座整理，参考了秦晖教授的PPT，特此致谢。全文未经秦晖教授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