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大焖锅：“新地方主义”兴起，各地增长路径不同如何解释

【编者按】

        “论文大焖锅”是市政厅新开的专栏。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陈硕博士及团队掌勺，主要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等视角，为我们带来国外学术期刊上城市研究的最新成果。

        主厨也有点儿担心，会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读了全文，所见不过是用复杂理论证明了平日观感？小秘书认为，这对关心现实问题、爱思考的人而言，这倒不是问题。焖锅也会尽量有趣些，欢迎您提意见。

        

        World Politics 最新发表了哈佛商学院Meg Rithmire教授的China's ‘New Regionalism’: Sub-national Analysis in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一文。该文旨在对当前中国研究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兴起的“新地方主义”（New Regionalism）进行综述。

        所谓“新地方主义”思潮，指的是随着理论视野的拓展及研究方法的进步，学者针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关注点，逐渐从国家层面深入到地区层面。与以往理论把政府视作同质化相比，该思潮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地方政府各自面临的激励程度不相同，他们往往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及面临的约束条件灵活做出各项决策。相应的，地方经济发展不光受到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也被各地区的差异所塑造。

        本文主要基于代表该领域最新成果的六本著作对上述理论进行系统梳理。这些著作分别从政治经济制度及中央地方关系等视角出发，关注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探索背后的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异于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学术界出现大量围绕中国奇迹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试图解释其背后的运行逻辑并讨论“渐进性”改革方式的优劣。

        一些研究者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强调地方政府地区实验的作用，认为经济起飞的动力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拥有较高的自由度；另一些研究与之相反，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更加关注中央政府在政治层面的宏观决定及对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这些学者认为，中央政府在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类似司机的角色。虽然上述观点均源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但其分析框架还是有明显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新地方主义不再强调分权在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是更加关注地方政府在进行决策过程中面临的制度环境及不确定性。基于此，该流派认为，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与财政联邦制度下的央地关系并不相似。

        一方面，在中国政治体制下，中央政府对某些具体事务的指示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对民营企业的定性，中央政府既没有说是国有（集体）也没有完全归为私有。这种宽泛的定义，让地方政府对其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并进一步导致对私有企业的态度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另一方面，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处的制度环境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在行动前并不能完全了解其行为是否获得上级青睐。在这种环境下，地方政府会采取灵活手段应对突发性事件，而上级政府的事后选择也使得自己处于主动地位。本文作者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当下改革的产物，而是解放前中国共产传统游击战策略的延续。

        其次，“新地方主义”流派更加强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差异。针对中国地方政府的传统研究，一般强调地方政府行为的同质性：面对来自上级政府相同考核下的行为。与此相比，“新地方主义”流派认为，地方政府所辖区域具有和其他地区不同的社会经济传统，这些传统对其政策及行为选择均有显著的塑造作用，进而影响其经济发展。因此，并不能简单地用上级考核下的效用最大化来考察。

        相比传统研究，虽然“新地方主义”流派的相关著作在上述两个方面较为一致，但其流派内部在具体的观察角度及对决定因素的侧重方面仍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制度、观念和文化以及社会历史等分支方面。

        制度理论分支，该分支主要借鉴路径依赖观点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在制度方面上的差异，对我们理解其投资和干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政府之前实施的制度及政策会通过反馈以及互补机制持续发挥作用至今。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各地区农村经济的组织形态及发展策略基本相似，但改革开放之后却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该分支将这种变化归因为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制度约束和地方资源约束两个因素。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地区在计划经济时代有较多国有企业，那么在改革开放以后也会出现国有企业主导的局面。而另一些地区则相反，由于改革开放前并无具备优势的国有企业，私有经济在1978年之后得到迅猛发展并成为当地经济支柱。上述产权差异进一步导致地方政府获取资源的方式呈现差异。对前一种地区，地方政府有激励和公有制企业发展关系，利用利税获取财政资源。而对于后者，则主要依赖税收。

        地区观念及文化分支，认同该分支的学者认为，导致地方推行不同政策的原因在于观念和文化，即塑造领导人政策选择行为的，不仅有当地的物质条件，也有观念和文化。这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当地政府的理念，比如当政府对行业进行扶持时，他们常常受到计划经济时期执政理念的影响；其次是当地领导人的观念。比如云南与贵州两个毗邻的省份。虽然二省在地理位置、民族构成等方面都较为相似，但二省发展策略却截然不同：云南省在实现经济增长上成效显著，贵州省则把很大精力放在降低贫困上。该分支的学者将上述差异归因于两地领导人不同的个人经历及发展理念。相较云南，贵州领导人大多拥有在贫困县的工作经历，这使得这些地区官员更加注重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社会和政治历史分支则强调 “国家-社会”关系的持久影响力，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呈现出的地区差异，可能是由解放前及建国初期国家宏观经济布局所塑造。比如，东北地区的工业化最早并由大型国有企业主导。相应地，该地区工人阶级意识最强：积极参与到企业建设和政治运动中；长江上游地区及华北地区的工业化时间较晚，与东北地区相比，这些地区企业规模较小，工人的参与程度也较低；上海和天津等东部沿海地区，在解放前则由民族企业和外资企业占据优势，这些企业中的工人民族主义倾向往往较为突出，与雇主抗争的积极性自然也最强。上述差异导致了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时代工人下岗再就业模式及地方政府应对的措施均呈现显著不同。

        总之，就何种要素塑造了改革时代中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新地方主义”流派内部有其不同侧重，但该领域的学者都认为，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发源于计划经济时代。

        本文作者最后认为，该流派对学界理解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地方政府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也有不足之处：首先，该领域的研究者都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其次，成果中关于概念的界定较为模糊，这使得已有理论的一般化面临挑战。对此，该文作者认为，该流派的学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应当采纳系统的分析方法及工具，同时借鉴旧地方主义的已有概念。最后也最重要的是，该流派的研究者不能只局限于地区差异，其研究视角应当兼顾中央政府的作用。

        附录：六本著作：

        （1）Dan Breznitz and Michael Murphree. 2011. Run of the Red Que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78 pp.

        （2）John Donaldson. 2011. Small Works: Pover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wester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21 pp.

        （3）William Hurst. 2009.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 pp.

        （4）Adam Segal. 2003. Digital Dragon: High Technology Enterprise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84 pp.

        （5）Eric Thun. 2006. Changing Lanes in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Auto Sector Developmen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6 pp.

        （6）Susan Whiting. 2001. 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48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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