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跨界”建筑学家/抗战老兵/诗人张良皋去世

        1923年，张良皋出生于湖北汉阳，因为家中贫困，父母忙于生计，张良皋过了上小学的年龄，家里也没有让他上学的计划，后来他看到别的孩子都去上学了，才向父亲要了3块钱报上了名。

        小学毕业后，张良皋也无力升学，家里人原想让他做个学徒，后来是老师徐勋铭先生代他交报名费，街坊老伯送他过江，他才能去考省一中，并以探花成绩过了笔试，但他还是因为住宿费太高放弃了面试。后来，在师友的慷慨帮助下，他重考汉阳初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二年级的时候又获得省“公费生”资助，得以继续学业。到了张良皋初三那一年，日军进逼武汉，湖北3万学子撤往鄂西山区，并在那里度过了4年艰苦的求学岁月。

        1942年，张良皋在恩施参加湖北全省高中毕业会考，以总分第二被保送至中央大学水利系。等湖北学生风尘仆仆赶到重庆，中央大学开学半月有余，已不能注册。后经湖北省驻渝办事处主任力争，中大勉强答应接收，但此时的张良皋却处于两难境地。一是资斧已尽，无钱交注册费；二是开学已一月，工科的课程，耽误一节课都赶得吃力，怕无法赶上。正发愁的时候，是高中学长给了他当头棒喝，让他放弃保送工学院，等明年再考。学长知道张良皋对文史的爱好，又能动手画两笔，于是带他去建筑系看看。张良皋一看到课表，立即倾心，他放弃了保送，在重庆一边打工，一边复习，第二年再次被中央大学录取，进了建筑系。

        张良皋求学期间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1944年，日军到达贵州。当时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在念大二的张良皋就投笔从戎，参军到了昆明炮兵训练中心，任3级翻译官（同少校待遇），一年后抗战胜利，他才结束译员生涯，返校继续学业。

        1947年，张良皋大学毕业，即赴上海，先后在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和上海市工务局营造处从事建筑设计。但因为在校期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青年联合社”，并积极参加“五二零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后来不得不在“白色恐怖”中回到湖北，躲避到汉阳乡下教书。解放后张良皋加入武汉工程公司设计科，该单位嗣后发展为今武汉市建筑设计院。

        解放后，张良皋被打成“右派”，应邀到武汉市市委“鸣放”，但过了三年就摘了“帽子”。

        1982年，张良皋当了教书先生，进华中理工大学（即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帮老学长创办建筑系。大学教师张良皋虽然是个“新兵”，但很快适应了讲坛和书斋生涯，感觉自己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从事干栏建筑研究，并以地缘之便，选取鄂西土家吊脚楼为对象，纂成《土家吊脚楼》和《武陵土家》二书。

        张良皋去世时92岁，其大多数的成就几乎都是在花甲年后才完成的，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的教授赵逵认为，这是一段历史年代下的特殊现象，也具有中国老派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动荡年代的典型性。作为一个接受过正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张良皋在最应发挥才干投入国家建设的年纪却遭逢近四十年的动荡，“但和同辈人相比其实张良皋先生很幸运，他是个有思想准备的人，活过了不堪的年岁，将他过去的知识用到了现在的建设大潮中，又适逢人们在丢弃传统后集体的反思，他对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才被凸显出来。”

        同样研究土楼建筑的赵逵感慨，后一辈人研究历史时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走访，而对张良皋先生来说，那就是生活。小时候在鄂西和重庆的经历令他深植与那篇土地，而他那代人共有的骨子里对传统的挖掘，也与现在的人很不一样。“他的经历很有代表性，是化石一般的人物。”赵逵说。

        “张老先生的研究工作是有创造性的，在他之前或是之后，有谁曾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土楼做过这样细致的研究，去年还以91岁的高龄亲自去鄂西峡谷调查。他为传统建筑的奋力疾呼也许常常被人认为过时守旧，但他却孜孜以求。而且我认为张先生所做的工作一直被低估了。”张良皋的学生，现在中信建筑设计院担任规划师的丁远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张良皋最负盛名的事之一是复原武汉洪山西头的无影塔。

        上世纪六十年代，张良皋接到任务要把原来安置在洪山东头的无影塔迁移到西头施洋烈士墓一侧，借鉴国际上的文物保护理念，这个浩大的迁塔工程，张良皋想做到“一个石头也不多，一个石头也不少”。但由于没有先进的设备，搬迁队用接近原始的方式完成了这项工程。从顶上开始拆，拆一层，画一张平面图，给这层石头编好号，搬开，开始下一层……终于在1963年的冬天，在洪山另一头立起了一座“原汁原味”的无影塔。

        就在去年底，张良皋和同济大学的阮仪三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还进行了一场名为“发扬国故，留住乡愁，80后对话90后”的对谈，两位加起来超过170岁的老人以自己毕生的经验号召人们发扬传统文化，传承祖先遗产。

        在那次对谈中，张良皋有一个关于2018年的愿望，他提出，武当山建筑群落成于1418年，西方文艺复兴的弗罗伦萨大教堂落成于1419年，“明朝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我建议，以武当山建筑群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标志建筑，鼓励在2018年在武当山举办中国文艺复兴600周年庆典！”事未竟，人已去。

        当时座上另一位以毕生之力奔走保护中国民居建筑的阮仪三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张良皋先生是个非常正直的建筑师，一生好学，身体力行，年纪很大还坚持自己外出调查。另外他对于当下的不良现象敢于直言批判，对于现在的怪诞浪费之风都很反对。”

        除了建筑，让张良皋醉心的还有两件事，一是人类文明溯源，一是研究红楼梦。

        对人类文明源头的兴趣，是在张良皋上大学之前就产生了。中国人有过席居制度，与日本榻榻米相似，他怀疑应当不是“出于当时公认的民族故乡黄土高原”。“这种生活方式分明出于南方，出于热带，中国人是否认错了故乡？”

        张良皋的人类文明研究也是以建筑为抓手的，他从席居制度入手，得出结论，“祝融氏是弥漫式渗入中原沼泽地带最早的‘殖民者’。他们带来了干栏，成为形成定居聚落、开发沼泽边缘的利器；他们也在沼泽沿岸篙排上发明‘荐居’进而成席居，成为中国文化形态重要的物质基石。 ”

        “传统建筑有顽固保存上古文化基因的特性。我试用建筑师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化渊源，觉得能更合理地解释许多疑团，觉得境界别开。”

        72岁时，张良皋有机会赴苏丹教一年书，在南苏丹，他与当地朋友讨论努比亚文化是否是埃及的前驱文化，进而他有了一个想法：“巴文化是不是中原文化的前驱文化？”张良皋一鼓作气，写出《巴史别观》，书中认为中国文明之源在大西南巴域，“巴文化是楚文化的基础，楚文化是汉文化的前身，汉文化则是华夏文化的主体。”巴文化甚至还远播到南美的玛雅。

        另一项爱好《红楼梦》，其实也是“文革”中的风潮，那时毛泽东和江青都提倡读《红楼梦》，《红楼梦》一时成了众多知识分子的藏心之所。读《红楼梦》被海外学者称为“逃红”，以代替早年读书人之“逃禅”——“文革”拆庙打神，无禅可逃。“逃红”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现象”。

        张良皋研究《红楼梦》，自然也有一番见解。他用“真+善+美≥坏事”这样一个公式来概括《红楼梦》的悲剧性质。“那么多人都是善良的，美丽的，纯洁的；老太太、凤姐、薛姨妈都是好心人，都想成全宝黛的好事，却老是办不成。我们在看《红楼梦》时，应该同时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如果：真+善+美≥好事，这就是宗教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该上天堂的上天堂，该下地狱的下地狱。中国好多戏都是这样，生旦团圆，皆大欢喜。如果：假+恶+丑≥坏事，那就是惨剧，而不是悲剧。许多人喜欢看苦戏。苦归苦，但不算悲剧。”

        张良皋在1938年上过一季私塾，醉心《红楼梦》多年，自然也雅好诗词翰墨，还为华中科技大学夏雨诗社题过词。现在的国诗论坛上还流传着他2003年写的《八十自寿词四首》：

        其 一

        八十老翁有所求，返还七九再抓周，

        驱除日寇拿枪杆，仰止班门弄斧头。

        脂粉金珠朝后摆，书翰笔墨抢前搂。

        乞年缠磨寿星髯，许学微机赶大流。        

        其 二

        八十老翁有所怀，蹉跎轻负少年才。

        人穷眼界焉堪放，志短心扉未敢开。

        旧国壮行空幻化，故交奇节久沈埋。

        终天呵护偏怜我，难尽金萱罔尽哀。        

        其 三

        八十老翁有所乐，残躯幸免填沟壑。

        藏书足够百年翻，剩粥差敷三顿啜。

        阮籍途穷知转圜，鲁连身退辞封爵。

        杖头不击半文钱，游遍五洲游五岳。        

        其 四

        八十老翁有所思，栖遑末路欲何之。

        回春乐饵灵无补，垂老文章辣已迟。

        赤帜宁杼三闾愤，红楼岂止雪芹痴。

        同归大化羞同器，认取薰莸判素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