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王希：美国国父对美国宪政到底有何影响

《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迄今有三个版本（2000年初版、2005年修订版、2014年12月增订版），都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几个月前偶然获悉此书将推出新版，便像贼一样惦记上了，只因十年前读过修订版，印象极深。新版甫一问世，2014年12月20日下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便在北京五道口采访了王希教授。

        这部书影响了一代学人，已经成为美国宪政和美国史研究的经典。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史家之一埃里克·方纳在推荐语中写道：“本书已被公认为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做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新版增加了20万字，主要是观察和分析9·11之后至2014年美国宪政史的最新发展。

        “从奴隶制和州权，直到最近关于如何在‘反恐战争’中求取公民自由与政府权威之间的平衡的辩论，美国历史的所有核心议题都是在宪法框架下进行讨论的。”而本书对这些核心议题都不肯放过，并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涉及的层面极广。这次采访的主题是“美国总统与美国宪政”，但又不限于此。因篇幅较长，澎湃新闻分两次发布，敬希垂注。

 

        澎湃新闻：美国宪政讲究三权分立，作为行政权的代表，总统是怎么产生的？

        王希：为什么会产生总统，总统是怎么产生的，这就得追溯到独立战争后的邦联时代。1781年生效的《邦联条例》只设立了国会，没有建立一个中央执法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法律没有人去执行的问题。邦联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所通过的法律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州遇到内乱，邦联政府也无法予以帮助。

        比如说，1786年马萨诸塞州发生了谢斯反叛（西部农场主的武装抗议活动），该州要求邦联政府动员军队来镇压内乱，但国会没有这样的权威，即使有权威，它的命令也没有一个总执法官来执行，这种情形对当时邦联政府的有效运作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参加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建国者们”意识到，如果邦联要想成为一个有力、有效的联盟，它的法律一定要得到实施；而法律要得到实施，必然要设立一个总执法官，也就是总统的职位。总统由人民选举，不受国会的干预，是一种独立于州和国会而产生的权力，因此他可以钳制国会（甚至州）的权力。可以说，总统的权力是因为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

 

        澎湃新闻：美国的“建国者们”也被称作“国父”，他们至少包括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等几位总统。在“有效和有限的联邦政府”下，他们对塑造美国初期的宪政（即书中序言所提的“第一宪政”）起了什么作用？

        王希：我还真的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些总统的作用。当然，美国确实有“Founding Fathers”这个说法，但“国父”这个概念是一个集合名词，指革命和立宪时期那些对美国的建国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一批人，他们参加了至少三个标志性的建国文件的制定，一个是《独立宣言》，第二是《邦联条例》，第三个就是联邦宪法。在这三个文件的任意一份上签署过名字的人，似乎都可以被称为Founding Father，而不仅限于最早的四位总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何界定“国父”，值得讨论。如果扩展一点，很多人都可以被包括在内，包括州制宪会议的代表，因为后来的联邦宪法需要各州的批准，不批准就没有后来的宪法，而在批准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争论，譬如关于权利的宪法规定，后来通过《权利法案》来补充，那这些提反对意见的人算不算“建国者”或“国父”呢？

        你提到的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除了麦迪逊稍微年轻一点以外，其余几位在革命时代就已经是全国性的显赫人物。华盛顿是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军队的总司令，亚当斯和杰斐逊都曾参与起草《独立宣言》，而且在建国初期代表美国分别前往英国和法国担任使节。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思想很有影响力，尤其是亚当斯和杰斐逊，再加上他们分别担任了前几届的总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既是制宪者、建国者，又是第一宪政秩序的实践者。

        就华盛顿而言，他担任第一届总统在当时是众望所归。从思想的原创性来讲，华盛顿不如杰斐逊等人，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但他作为领袖的威望和风格，非他人所能及。他在制宪会议上讲话不多，但制宪会议由他来主持，代表了革命和制宪之间的连续性，所以他成为两个建国进程的最有力的联接者，能够稳定政局。如果不是他当第一任总统，如果他的执政风格是另外一种形式，很难预料之后的时局会如何发展。

        作为总统，华盛顿的最为关键的举措是，他能够平衡“建国者”内部的不同利益。比如说他担任第一任总统期间，任命杰斐逊为国务卿，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两个职位；但这两个人在政见上是非常不同的，时常为早期的经济发展方略发生争执，虽然华盛顿更倾向于汉密尔顿的观点，但他的威望能够“压”住杰斐逊，不至于导致第一届政府失败。

        而亚当斯担任第二任总统的时候，杰斐逊是副总统，两人的政见也是极其不和，造成许多冲突和矛盾。亚当斯也是“国父”之一，资历与杰斐逊相当，但两个人基本没有合作（总统体制也不要求合作，在当时副总统是个备用的闲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党派分歧就暴露得很充分，而且政治分野也就遏制不住了。这也就产生了1800年总统选举的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两党”对峙的局面。

        从总统选举的角度来看，早期宪政的最大危机之一是在1800年的总统选举。但经过汉密尔顿的斡旋，杰斐逊作为民主共和党人最终得以当选，总统职位从联邦党人亚当斯手中转移到杰斐逊手中，两人或“两党”之间有一个“权力过渡”，这个过程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因此这被称为“1800年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创造这个先例对后来的总统选举很重要。

        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亚当斯、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他们都属于Founding Fathers，这一共同身份（或者说“分享的身份”）使他们之间的“权力过渡”比较顺利、平稳。这里面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制度或规则，更多的可能是他们的政治共识与政治风格。在一个政治充满“任意性”的时代，精英分子内部的“共享的”(shared)政治风格和行为会发挥稳健的作用。

        麦迪逊的出现主要在联邦制宪时，他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联邦政府的权限方面，他的立场前后有一个转变。在制宪的时候，他是汉密尔顿的同志，力主强大的中央政府，后来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他是国会的领袖，因政见不同而与汉密尔顿分道扬镳，与同样来自弗吉尼亚、政治上的导师杰斐逊站在一起。他后来接替杰斐逊，成为第四任美国总统。

        这四位总统在政见上可以说都有差异，对如何构建未来的美国有不同的设想，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是要维系美国的生存。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有一个共享的责任感（shared responsibility）或共享的信仰（shared faith）。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patriots (爱国者)。patriot这个词在当时美国的语境下有特殊的意义。说你是patriot，意味着你应该为了这个国家的创造和生存而奋斗。我觉得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

        第一宪政秩序实施的时候，遇到很多此前未曾碰到过的、棘手的问题，如果是其他人来执政，后果是很难想象的。比如说1794年的“威士忌反叛”（Whisky Rebellion），即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些人拒绝缴纳联邦政府征收的税，进行武装反抗，与谢斯反叛的情形相似。当时华盛顿是总统，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他们就坚决主张派兵镇压“内乱”。联邦军队由华盛顿带队，因为他有威望，领导了这个国家反抗英国的税收，他出面拥有说服力，可以达到维持新的联邦国家权威、维护国家秩序的效果。

        又如，亚当斯执政期间，联邦党人与民主共和党人在对待法国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冲突，亚当斯强调秩序，强调英美关系，而杰斐逊则是支持法国革命的。亚当斯对秩序的强调、对英美关系的强调，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美国“独善其身”，继承了华盛顿离任演讲的忠告之一，不要卷入欧洲事务。

        而杰斐逊的优点在于，他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领导人。他反对亚当斯和联邦党人的许多政策，但他上任之后，改变了很多过去的看法，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实际上继承了联邦党人的做法，包括运用联邦的权力购买新的领土，为未来美国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地理基础。

        所以，这些“国父”的第一个特点是shared responsibility或shared faith；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都很现实（practical），能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政策。这几位总统可以被称为是美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于稳定宪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历史学家伍德（Gordon S. Wood）曾经写过一本书，叫Revolutionary Characters（《革命气质》），里面讨论了几位建国者的政治性格和素质，提到他们的个性不同，风格不同，但都是18世纪后期欧洲和美洲启蒙时代的产物。他们是“共和政治”的信仰者，强调秩序、规范、理性，强调美德、个人的节操与奉献，强调“绅士政治”，对“暴民政治”和“大民主”始终抱有警惕性和恐惧感。

        他们是18世纪的“共和主义者”，在他们的身上，有两种价值观在博弈，一种是自由主义式的，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强调对个人权利的重视和保护，但另一方面又强调政治的“公共性”，强调政治参与者必须要拥有“美德”（virtue）。

        像华盛顿，他非常注意自己作为领袖人物的公众形象。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gentleman（绅士），他应该超脱自己的利益，在必要时为公众利益做出奉献，完成之后就应该解甲归田——他担任殖民地军队总司令，不索取报酬，总统任期两届之后，辞职回家，经营自己的种植园——政治似乎是一种副业，一种不得已而担任的“公众服务”。做这一切也是为了树立、维护一种“绅士政治”（gentlemen politics）的风格。伍德教授写到，华盛顿在写信、发言和做事方面十分慎重，顾忌自己的公众形象，不希望留下任何污点。亚当斯则比较坦率。杰斐逊也是有心人，他留下的档案都是经过筛选的，一些最隐秘的信件都没有得到保留。

        因为他们是同一代人，分享同质的政治文化，优缺点也可以互补，构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执政群体，政策是不同的，但精神上和原则上却有某种潜在的连续性。后面的总统，尤其是安德鲁·杰克逊当政之后，就缺乏这种可被称为“同代性”的东西。

        

        澎湃新闻：安德鲁·杰克逊就是跟上面几位很不一样的平民总统，有人说他是美国现代总统职权的奠基人，您怎么看？

        王希：“平民总统”并不准确，因为杰克逊也是奴隶主，当总统之前，也做过州的官员。但安德鲁·杰克逊在美国总统历史上的确是一个新式的总统。前面提到的四位总统，都是“建国者”一代人。他们之后是詹姆斯·门罗和约翰·昆西·亚当斯。门罗也是革命的参加者，与杰斐逊关系很好。昆西·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他们和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既可以算作第一代领导人——至少门罗可以列入，也可以算作是第二代领导人。

        接下来的是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他也参加过美国革命，不过当时他非常年轻，作为士兵，曾被英军俘虏。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新型的政治家呢？

        首先，杰克逊是从当时的西部即现在的中西部田纳西州当选的，此前的几任总统都来自东部，更准确地说，来自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这两个最古老的州，也是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州。而杰克逊没有什么家族政治的渊源，他是一个Self-made Man，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参加围剿土著印度安人的战争而建立功勋，从联邦议员、田纳西州的官员做起，一步一步走上来。所以，他代表了传统的家族政治或裙带政治之外的新兴势力。

        第二，杰克逊的当选是一种新政治（即组织化的政党政治）运作的结果。1824年总统竞选，他就是昆西·亚当斯的竞争对手，但他输了。当时有四五个人参加总统竞选，来自同一个党，没有一个人得到民选票的多数，最后由众议院投票选举总统，结果昆西·亚当斯得到众议院的多数票而当选，杰克逊非常懊恼，感到这种做法不公平。这时适逢民主党在经历重组和改造。1828年的总统竞选，民主党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维护州权的口号，搭建了竞选班子，而且做了大量基层动员工作。这是现代政党政治参加竞选的最早表现，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次操作。所以杰克逊的当选是政党政治有效运作的结果，而此刻的以动员基层民众参与为核心的政党政治，与早期的以大佬名望意志为主导的政党政治有了很大、很关键的区别。

        杰克逊也自认为代表了新型的总统，是一个代表普通人（commoners）的总统，这是不是“平民总统”说法的来历？他认为美国政治不需要贵族传统，也不应该由精英来掌控，如果国家政治的核心是关于普通人的生活与权利，普通人只要有基本的判断力，就可以去担任官员和评判是非，不需要有高贵的血统或渊博的知识，政治应该开放给大众。在这一点上，杰克逊与“国父”那一代人不同，他通过实践把“民主”的理念带入到竞选政治中。

        他走得更远，大张旗鼓地开辟了另一个先例，即“分赃制”或“分肥制”（spoil system），就是一个在政党和党工的辅助下竞选成功的总统或官员，应该把公职的职位首先分配给为他的成功当选出力的人。这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腐败或任人唯亲的做法，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总统不能选认同自己政治观念的人做助手，那么他如何保证有效地执法呢？

        “分赃制”违背了民主的本意，也否定了我们刚才讨论“国父”时谈到的共和政治人物的virtue（美德）。你可以说，从政治风格和政治行为学来讲，安德鲁•杰克逊代表了美国政治的一种断裂，一种转型。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新型总统”，直到今天，“分赃制”在美国各级政治中都留有很深的痕迹。1883年的《文官改革法》是对“分赃制”的改正，主要针对中层和低层的非政治性任命，是构建职能型国家官僚队伍的开始，而主要的部门首长、联邦法官等重要职位的提名仍然掌握在总统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