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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雷希特专栏:我们为什么要离开法国
1992年1月,我带勒内舅舅去了巴士底歌剧院。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法国一起看歌剧。勒内舅舅即将去以色列和女儿团聚,结束我妈家作为法国犹太人的三百年历史。法国犹太人的定义是,既对宗教虔诚奉献,也对共和国感到自豪。
我妈家住在第九区,家里人去老加尼叶歌剧院看歌剧,那里还遗留着象征法国辉煌的大水晶灯。勒内舅舅对混凝土的巴士底剧院没什么感觉。我问他为什么要离开法国,他说:“一切都结束了。”
对他而言,法兰西的余晖在1992年已经散尽。共和国和其犹太公民之间的裂痕并非始于上周的伊斯兰教徒以暴行攻击人们珍视的自由传统、袭击犹太超市里无辜的家庭,而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成为法国人曾让我的家庭多么自豪!我们的家谱可以追溯到1727年的斯特拉斯堡郊区的小村庄,那时法国刚刚开始有公民记录。我们的族长是莱茵河下游的大拉比,第一位在法国布道的犹太传教士。1870年德国人占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时,我们大批移居巴黎。我的祖辈从未在三色旗之外的任何旗帜下生活过。
我们在女神游乐厅的后门建立了一座正统犹太会堂。每次路过那些半裸舞女们的橱窗时,我的姨妈菲菲都会咯咯笑着小声跟我说游乐厅里都有些什么。加德大街犹太会堂的一块木板上刻着我们家为法国捐躯的成员的姓名——“为捍卫共和国的荣誉前仆后继”——我上一次数的时候有二十多位,大部分在一战中去世。
菲菲姨妈出生于1914年8月1日,一生未婚;因为她那一辈的大部分法国犹太人都被迫流亡或是被屠杀了。她出生的当天,我外祖父上了前线,服满了四年兵役,晨祷时从未忘记在军服上绕上犹太祷告巾。二战中,我的舅公塞缪尔在街上被一个德国兵打死,其他亲戚被送进了集中营。我的外公外婆逃到南部,得到陌生人的帮助而侥幸活命。勒内舅舅和抵抗军一起转入地下。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们对法国的忠诚从未动摇。
我很难想象他们如何在经历了德雷福斯案件(一个犹太军官被冤为间谍叛徒)后依然保持忠诚,或是1930年代一大批法国媒体鼓吹纳粹对犹太人的偏见。但他们的确做到了。对他们而言,犹太人和法国人在身份认同中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家族墓地在蒙马特,那里也是法国文化的心脏。我们拥抱共和国,即便她与我们的核心信仰有所冲突——比如要求犹太儿童在安息日上学。我们接受了国家集权,以换得她的神圣价值:自由、平等和博爱。共和国的信条是宽容的保证。我们参与法国的生活、文化和经济。有些远亲改信了基督教,还有一个和穆斯林结了婚。我们属于法国,直到法国不再是法国。于是我们只能离开。
1960年代以来的北非移民潮不是我们不满的原因。那些移民潮中有许多犹太人。勒内舅舅很讨厌一个年轻的以色列拉比,因为他气呼呼冲出加德街的会堂,要和摩洛哥人、突尼斯人成立一个新社区。一段时间里巴黎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友善,犹太人是她活力的重要源泉。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和亚伦·芬凯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这两位大受欢迎的电视哲学家,都是犹太人。歌剧界鼎鼎大名的低男中音劳伦特·尼奥瑞(Laurent Naouri)家里开了一间犹太食品超市。但是郊区有一群被共和国忽略的人,他们被激进言论蛊惑,令犹太人愈加不安。戴着犹太小帽在某些街道上走路不再安全。反犹言论在政治左派、右派和郊区都时有耳闻。此外,经济衰退也是离开的原因。
许多犹太人搬去了伦敦,我家附近就有了两个全新的犹太社区。2013年,法国官方统计约有3300人移民以色列,去年上升到5000人。许多人在国外购房。
法国对犹太人成批离开的反应太晚了。去年9月,总理曼纽尔·瓦尔斯(他太太是一位犹太小提琴家)在市中心一座犹太会堂里戴上圆顶小帽,向全世界宣布“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法国将不再是法国”。
上个周末,自纳粹时代之后头一遭,那座犹太会堂在安息日关门,因为国家无力保护那些祈祷者。法国陷入了道德含混。几天前一百万人在巴黎游行,瓦尔斯高呼:“我们都是查理,我们都是警察,我们都是法国的犹太人。”
我多么愿意相信这些话。我的犹太朋友们周末也会上街,希望这悲剧的时刻会逆转潮流。我自己则取消了周三出席巴黎新爱乐大厅开幕音乐会的计划,无法假装生活一如既往。我,作为法国犹太人的历史,早已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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