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乐器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

李竞恒

2015-02-06 16:1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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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论语》作为一部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恐怕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部古代儒家经典,其中的很多名句我们都耳熟能详。然而你可知道颜回吃饭所用的“箪”是什么东西?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到底是用什么乐器演奏出来的?孔子眼中有益心智的游戏又是怎样玩的?
       
箪:竹子编的圆形饭盒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颜回住在贫民窟,即“陋巷”。从战国陶文资料来看,“巷”是一个普遍的地缘行政单位,“巷”的下面是“里”。颜回住的“陋巷”,应该是贫民居住区的某个“里”,不是家族合聚,而是孤单的独门独户。
       颜回这样的贫寒之家,生活条件非常差。只有一个竹器“箪”装的饭,一个葫芦瓢装的饮水。“箪”,郑玄注是“箪,笥也”。邢昺说,郑玄注释《曲礼》时提出“箪”是圆的,“笥”是方的。说“箪”就是“笥”,只是为了方便表述,因为二者都是同一类的竹器。竹笥,是用竹子编制的器物,可以装衣服,也可以装食物。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发现了一些竹笥,有的装有丝绸衣物,有的装有漆器、铜器,有的装有各类食品。在其中,有一个被称为“圆竹笥”的器物,径长23.3厘米,高5.4厘米,其中装着铜镜和镜衣(见下图)。根据郑玄、邢昺的解释,可以确定,这件圆形的竹笥就是“箪”。这种圆形竹笥“箪”,也见于包山楚墓的二号墓 、江陵九店东周墓 。可知,属于非常流行的常见器物。
       
左为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箪”,右为江陵九店东周墓出土之“箪”
       颜回所用的圆竹笥“箪”,也就是这一形象,其大小、容量,差不多也就是个饭盒。类似于现代人一个便当,拿来吃一天。张光直先生说,当时最低限度的饮食标准,就是一些谷类食物和一些饮水。颜回的生活标准,在春秋时代来看,也是最差的一类。在如此贫寒的条件下,颜回却能安贫乐道,这便是历来儒者所说的“颜子乐处”。
       在孔子看来,富贵并非坏事,贫穷也并非美德。如果富贵可以获取,“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但如果不能获取富贵,则可以“从吾所好”。颜回的美德,并非在他的贫穷。孔子主张,“贫而安乐,富而好礼”。如果遭遇了贫困,能够固守德性的追求,乃是一种美德。换言之,贫困是一种不幸。古儒并非歌颂不幸,而是歌颂在不幸中仍能捍卫原则的君子人格。
       米塞斯曾谈到,大自然一点也不慷慨,对人类维持生存不可缺的东西,它的供应非常有限。在前现代,财富很少,绝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在贫困中。只有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商品才变得便宜,生产的效率上升,很多会死于前现代的人,在近现代社会才得以获得较有质量的生活 。在孔门中,不仅仅是颜回生活在贫困中,子路也曾感叹“伤哉,贫也”(《礼记•檀弓下》)。甚至孔子也谈到自己有时的贫困状态(“丘也贫”,《檀弓下》)。原宪住在陋巷,漆雕开是贫寒的“工人子弟”,闵子骞、伯牛等人都生活贫寒。甚至子贡的早年,也是“鄙人”(《荀子•大略》),有过贫寒的经历,后来通过经商改善了经济状况。和前现代其他的人群一样,孔门师弟普遍贫困。
       可是,孔子从来未将普遍存在的贫困视为美德之源。他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显然已经注意到好的经济状况,更容易让人养成知礼仪的美德,而贫困对人的进德,往往构成潜在的伤害。他也希望颜回能富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并称赞商人子贡是簠簋之器。在孔子经济条件较好时,他会努力帮助别人,甚至接济原宪的邻里乡党(《雍也》)。富裕的美德,不但是好礼,更是去扶危济困,帮助弱者。当然,“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矣”。在前现代社会,非常容易遭遇贫穷。如果遭遇了穷困,还能坚守住进德的乐观心态,这样的人格,是真正的君子。
韶埙:让孔子忘记肉味的乐器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孔子在齐国听闻的《韶》乐,据说是大舜的音乐,孔子对这一音乐的评价是尽美尽善(《八佾》3.25)。此种音乐的特点,正如学者所说:“韶是古乐,音节简单,出自自然,不矫揉造作,有原始质朴的风格。……韶乐的声调,柔和自然。听起来是一片平和气象,可以称得上是尽美尽善 ”。孔子青年时期,在齐国学习这种音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味道。于省吾则根据两件东周青铜器铭文字形中“月”和“日”互用的情况,推测“三月”为“三日”。若是照此说,孔子是几天不知道肉味,而不是几月。
       从山东青州出土的东周韶埙判断,齐地之“韶乐”,很可能为韶埙所演奏之乐。学者认为,孔子在齐国所闻的韶乐,应当就与这种韶埙有关。下图为齐地出土东周韶埙的形象及铭文:
       
齐地出土的韶埙铭文
       舜的时代,非常遥远而古朴,因此舜时的音乐,也必然是质朴而平和的。从考古发现来看,史前的乐器,主要有笛、埙、石磬等。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乐器,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埙,是距今七千年前河姆渡时代的遗物。在距今六千年的仰韶半坡遗址中,发现过一件,能发二音。在距今四千余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也发现了陶埙,有两个指孔,能发三音。另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埙,也是两个指孔,能发三音。从考古材料可知,史前大舜时代的埙,应当是那种只能发出简单二音到三音之类的古朴乐器。舜的《韶》乐,必然是音调简单、平和,但有埙的低沉厚重与质朴之美。齐国贵族陈氏,源自陈国,而陈国公族是舜的后裔。因此,通过陈氏,齐国保存了舜的《韶》乐,还保存了演奏《韶》乐的韶埙。孔子在齐国,欣赏的就是这种苍凉古朴,却又厚重平和的韶埙之乐。
韶埙之形象
       先秦的中国人,以古朴、简洁为高尚。周人的祭祀中,礼器崇尚古物,喜用古朴粗陋的古器,却不用当时看来比较时尚的先进器具;周人的祭礼,还推崇玄酒(清水)明水,认为这古老质朴的清水,比用时尚的美酒更高贵;用的音乐,则是《清庙》一类的古老之音,声音迟缓,节奏缓慢,远远没有当时的“流行音乐”诸如郑卫之音那样美妙轻快。所以,魏文侯曾给子夏说,自己听当时的“流行音乐”很快乐,听先王的古乐就昏昏欲睡 。
       在孔子时代,社会上一般的流行文化,和现代人差不多,都是“我爱你”、“你爱我”之类的流行音乐,当时叫“郑卫之音”,通俗易懂,符合社会上普通人的口味,但孔子对这类流行音乐不感兴趣。魏文侯听古乐听得昏昏欲睡,孔子却欣赏那高远、古朴的韶埙,乃至忘记了肉的味道。孔子不会说,要强迫全社会的人都去欣赏韶埙,因为这既是对社会边界的僭越,也是对精英文化的亵渎;但孔子也不会主张,精英就降格到大众的层次,大家都去听《爱情买卖》一类的东西。说你不听《爱情买卖》,就是用“权力”在“压迫”或“规训”人民。在孔子看来,高贵就是高贵,低俗就是低俗,这是一种自然之事实,精英与大众本来就不平等,没有必要拉平。我们精英就是喜欢韶埙,欣赏那古乐的高远、古朴。我们精英不会强迫听《爱情买卖》的人去欣赏韶埙,但韶埙就是就是比《爱情买卖》高贵,这是一个基于自然的事实,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否认。
博戏:先秦时代的麻将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
       人都有惰性,吃饱了饭,无所事事,大有人在。这种麻木的精神状态,恰恰也是不用心的结果,怕动脑筋、想问题。显然,人要进德,用心是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无论是三省吾身,还是退而习礼,甚至于去体会颜子之乐,都需要用心思投入,而不是心智麻木,无所事事,浪费光阴,像宰我那样白天睡觉。孔子认为,你就算是玩一点儿低级趣味的游戏,活跃一下心智,也总比当酒囊饭袋,吃饱了无所事事的好吧。
       低级趣味的游戏,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博戏,一个是围棋。
       博戏,又叫六博,从东周到秦汉都在流行,是市民小民们的最爱,类似于现代人打麻将。六博是由博局、六箸、十二颗棋组成的。双方每人六颗棋子,一般为黑白二色。玩法是“投箸行棋”。还有一种“骰子”,叫“茕”,功能与箸一样,用来投棋。其中一种的棋子是一大五小,最大的棋子叫“枭棋”,代表棋子的首领,在对博过程中,以吃掉对方“枭棋”为胜。也有的玩法中没有“枭棋” 。在曲阜鲁国故城M3、M52、M51三座墓葬,就曾出土过博具 。这表明博戏在东周的鲁国社会中,确实是一种流行的大众游戏。
       
左为四川新津出土汉代画像砖博戏图,右为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博具
       “弈”是围棋,时代极其古老,很可能产生于史前时代。目前出土发现最早的围棋实物,是西汉早期阳陵遗址中的一件围棋棋盘,是利用一件铺地方砖刻画而成,线条扭曲不直,属于临时随意加工而成。显然,在工地上随意地用一块地砖划几道扭曲不直的线,就用来当作围棋盘下棋,如此随意,自然是当时工地上工人休憩时的娱乐工具。但这也表明,在当时的社会,围棋还没有登上大雅之堂,还在最底层的民众中间流行。只是到了魏晋时代,围棋才上升到士人精神的自觉层次,有了韦昭写《博弈论》,曹摅的《围棋赋》,甚至将围棋称为“手谈”,视同清谈,被纳入到士人内心自觉的系统中,只有这以后,围棋才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西汉早期,围棋只不过是大工地上劳工们稍作休憩的粗糙娱乐,在更古老的先秦时代,也大致如此,流行于底层社会,不登大雅之堂。
       在传世文献中,博弈两种游戏,有时候还会与聚饮酒等低俗活动联系在一起。如上博简《容成氏》简45中,就说商纣“厚乐于酉(酒),尃(博)亦(弈)以为槿(嬉)”。在先秦时的人们看来,酗酒、玩博戏、围棋,都是类似的堕落游戏,因此都加到商纣身上。从这里也可感受到,“博弈”在当时的语境中,是何等的低俗和受到轻蔑。
       孔子举了他生活时代最两种最鄙俗的娱乐活动为例,来说明即使是沉溺于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游戏,也胜过了麻木无所用心,当酒囊饭袋混日子的状态。这也表明,在古儒看来,当酒囊饭袋混日子浪费生命,是比低俗的智力活动更大的罪过。余英时先生曾以十七世纪英国清教伦理为例,他们认为浪费时间是最大的罪恶,睡眠过长是极不道德之事,人在世间尽职必须勤劳等,这些精神均与唐宋之际新禅宗、新道教、新儒学的精神转型颇有类似处。尤其是宋代新儒家,不浪费光阴,不说闲话、不问闲事,不可懒惰等观念,均与近代韦伯强调清教伦理颇有相似之处。余老所论,颇具深厚的历史穿透和洞察力。而笔者所强调的则是,宋代新儒家诸如朱熹强调“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些子事,无道理”等精神,其实也同样与先秦古儒思想有密切联系。孔子早就指出,浪费时间是错误,在世间“吃了饭后”,也很有必要“做些子事”。
       
       (本文摘自李竞恒《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孔子,论语,东周,颜回,齐国,先秦,韶埙,于省吾,博戏,围棋,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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