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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思想周报 | "女性主义者"周国平

澎湃新闻记者 周哲
2015-01-19 09:31
来源:澎湃新闻
思想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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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在暨南大学为女生们签名。CFP 图

周国平: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作家周国平,在1986年因一本哲学普及读物《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而成为八十年代文化偶像式的人物。此后作为哲学家周国平并无太多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问世,但其出版的多部哲理散文集则获得了大量读者的追捧,使得作为散文家的周国平,成为从八十年代贯穿至今的文化名人。由于周国平散文意涵隽永、文笔纤细,可以想见其受众中必然有大量女性。

        但新年伊始,周国平却因为“不尊重女性”的言论而被女网友在微博炮轰,并继而引起了一场女权大讨论(详见澎湃新闻的报道:《女权主义者集体发声:批判周国平意味着真正性别革命的到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4047)。

        周国平说,说恋爱、操持家务和育儿是女人的“天性”和“唯一的野心”,说“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尽管这一言论充满了浪漫化的抒情色彩,但其中毫无掩饰的性别区分论,立刻引来了大量网友批判。有网友回应说:“所谓的“天性“不过是用来绑架女人的,早就该被解构了。别以为往大里夸两句女人就会继续任劳任怨做牛做马。“

        事件发生后,周国平很快接受了《新京报书评》的采访,回应女权主义者对他的批评。周国平在采访中称,引起争议的两条微博,是从二十几年前一篇写“现代女性美”的文章中节选的,并不能代表他全部的想法。事实上,他认为自己是一名温和一些的女性主义者。周国平解释说,他在很多时候赞美女性的性别角色时是立足于批评男性的,因为男性在现代社会中还不够回归自然天性。并且他认为,女性的性别角色和作为独立女性的社会角色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存在。很多攻击他的女权主义者过于把这二者二元对立化了。

        周国平的这一回应同样获得了许多网友的理解与支持,支持女性“天性”不同于男性的说法,可说符合大部分人的生活经验。但周国平恐怕并没有真正回应到女权主义者诘问的核心问题:女性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天性”吗?女权主义流派众多,但大部分都并不接受“女性性别角色自然决定说”。

        女权主义活动家吕频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后,又撰文《乘着周国平上升:性别革命不是昙花一现》,赋予了这次网络争吵以意义,吕频认为,女网友集体抨击周国平这一事件,意味着“在线女权主义”在公众面前的登场,它的意义在于“在一次次的辩论中,在将私下的哀音变为公开的怒吼的演练过程中,迎接女性成长的再一次高潮。”

        吕频认为,女性觉醒的真正阻力,在于女性个人在每一个生活周期中“对女性宿命的克服”。吕频写到:“(令人担忧的)不是辩论很快消散,每一次都会留下隐性的财产,可为下次所用;也不是所谓懒汉行动主义,只敲敲键盘的人正是直接行动派的群众基础;甚至不是周国平们的顽固——他们的长期节目当然不会轻易收场;而是女性从梦想跌落的痛苦,她们每次自怜于“我终究是一个女人”的暗淡时刻都是父权制胜利运转的嘀嗒,在每个生命周期中克服做女人的宿命都是考验,追究周国平们会带来鼓舞,但这与生活需要的坚持和支持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

        

庞麦郎与余秀华:刷爆朋友圈的“底层想象”

        本周有两篇文章刷爆了微信朋友圈,其中一篇是《人物》杂志作者鲸书的《惊惶庞麦郎》,另一篇是旅美作家沈睿的《农村女诗人余秀华: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或许并不是巧合,这两篇文章的主人公,都与人们的底层想象有关。

        如果说20岁女记者鲸书所书写的庞麦郎反应出一个年轻女孩对一个35岁的、来自汉中农村的、执着于不太靠谱的梦想却意外突然获得成功的“网络红人”的陌生感和厌恶感,那么沈睿对女诗人余秀华毫无保留的赞扬,则多少有诗歌之外的因素——或许大部分人都是被女诗人在身体上的残疾与诗歌本身的清丽美好之间的对比所吸引,进而再被诗歌本身所打动的。

        可以想象的是,这两篇文章都受到了大量的批评与反批评。对于《惊惶庞麦郎》,批评者认为作者对庞麦郎那些明显带有农村生活痕迹的行为细节进行渲染,反应了其对“底层”的不尊重;而这种批评的反批评者认为,作者只是如实书写了这些细节,阅读者所感到的不适才反应出其潜意识里对农民的不敬,以及阅读者本身的不自信。

        而对于《农村女诗人余秀华》一文,批评者认为沈睿将这位女诗人与艾米丽·迪金森齐名,无疑高估了余秀华的诗歌水平。越过诗歌本身,因“猎奇”之心而去过誉一位诗人,不仅是对诗歌不尊重,也是对这名诗人本身的不尊重。而人们对这名女诗人的热捧,恐怕本身就是这种批评的另一种反批评。

        有网友认为,如今的中国已很难再有传统的底层,庞麦郎是日进斗金的网络红人,余秀华也是衣食无忧的普通农村劳动者,粗暴地为二者贴上底层标签,消费对于他们的想象,反应了我们时代对他人生活想象力的僵化。但无可置疑的是,在这个两个案例中,确实存在着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权力结构之间的冲突,这甚至才是他们牵动公众神经的敏感点。这些争议本身,或许正构成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不同阶层的某种契机。

        

 戴锦华谈智取威虎山

        戴锦华最近在接受香港《凤凰周刊》采访时,分析了徐克版《智取威虎山》在哪些细节上消解了样板戏原作的政治意味。

        戴锦华认为,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工农兵文艺,最主要的诉求是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并由一系列革命战争题材故事完成了这个过程。在这些故事中,“一是军队作为革命大家庭,战友作为同志和阶级的兄弟姐妹,这对应着毛泽东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军事思想,通过阶级教育、土地革命、土地动员、土地还家,让农家子弟保卫胜利果实,这是革命大家庭的叙述;二是用革命战争叙述处理个人和集体,即所谓英雄观和唯物史观的矛盾。而革命战争叙事非常成功地化解了这个矛盾,比如森林中的小火车在样板戏中就被重新启动,这样大家就可以伐木,把木头运到山外去,解决村民的生计问题,在那种高度政治化和象征性的编码文本中,创作者都会照顾到这些细节。”

        而徐克版《智取威虎山》最重要的设计是让杨子荣变成了双重意义的外人,首先他没有取得集体的信任,而是以一个孤胆英雄的形象进入了威虎山。这种改写遵循的是香港卧底电影的逻辑,彻底改变了原作中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此外,徐克在电影中拿掉了剿匪小分队的超越性目的——解放全中国,解放受苦人,消解了革命的现代化逻辑。

        戴锦华总结说:徐克翻拍的基本前提势必是非政治化的,即把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文本非政治化。如果徐克延续那个时代的政治性,就会完全被观众拒斥。如果把其样板戏的“冷战”前史搁置,把它当成一个全新的文本来看,《智取威虎山》本身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B级片。

        

寒竹:在思想光谱中,李世默属于“中国复兴主义”派

        成为基金创始人及执行董事李世默,由于其2013年2013年6月份在TED环球大会上一次民族主义色彩浓重的演讲而广为人知。加之他又投资了观察者网,由此成为思想界的话题人物。

        1月16日,春秋研究院(李世默投资的另一家智库机构)研究员寒竹发表文章称,若以一个主义来概括李世默及其春秋研究院的派系历程,可称为“民族复兴主义”派别。以下为相关段落全文:

        讨论在中国的舆论场,李世默和春秋研究院在政治光谱中离“革命”知识分子最远,确有范勇鹏讲的保守的一面。春秋研究院的寒竹和文扬在若干年前就提出过“中华保守主义”的概念,并一直以保守主义自居。这个学派的保守色彩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现有基本秩序的维护。尽管这个学派高度赞扬改革,也承认中国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也承认中国的制度改革远远跟不上现实的发展,但不赞同对现实妖魔化和情绪化的描绘,更不主张把现有秩序推倒重来。

        第二,对历史传统的维护,不赞同否定中华文明的民族虚无主义。这个学派坚持把今日之中国放回到五千年文明中来理解。历史是绵延而不能割断的。五千年文明、两千大一统帝国文明、一百多年救亡图存的现代建国历程,中共建党以来的三个三十年,是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理解未来发展走向最基本的依据。

        从这两点上看,李世默和他的同道跟当年英国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埃德蒙·柏克确有类似之处,说这个学派具有类似于英国式的保守主义色彩并不为错。但是,把李世默们简单看成是保守主义者还是不够准确。这个学派的历史主义比英国保守主义的历史主义更为彻底,因为这个学派对历史上发生的革命持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对于上个世纪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到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学派坚持一种同情和尊重的态度。这跟埃德蒙·柏克否定法国大革命有根本区别。

        所以,用任何一种派别,比如自由派、新左派或保守派,左派或右派来形容李世默及其春秋研究院的同道都是不准确的。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思想流派”来形容李世默和他的同道,可能“民族复兴主义”这个概念更合适一些。这个学派一直坚持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看世界;一直致力于“化西为中”,把西方的优秀文化融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一直试图创新中国人的话语。而这个学派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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