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炮轰高校项目制剥削青年教师,众青椒说关键是跟对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哲

2015-01-23 17:5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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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仕政。
       2015年1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仕政在其个人博客发表文章,抨击高校科研体制剥削年轻人。
       冯仕政文章称,目前整个中国高校,科研体制中一个重要的生产关系没有捋顺,名实分离:“出名的不出力,出力的不出名”、“卖名的不卖力,卖力的不卖名”的现象长期存在,已成痼疾。“出名的永远只在那里卖名而不出力,出力的永远只在那里卖力而不出名;越卖力就只能越卖力,越卖名就越是能卖名。”
       冯仕政讽刺了这种关系的剥削性:“二者形成一种类似于苹果与富士康的关系:Apple永远在那里卖品牌,富士康永远在那里卖苦力。苹果好赖还做研发,国内的很多所谓‘大腕’早年也许还干干活,后来完全是靠卖名,甚至卖脸啊!啧啧,这样的好生意,苹果都没有轮着!”
       而这种体制下,刚刚入行的青年教师自然就是被剥削者。近年来,高校中青年教师对学术老大、或研究生对导师之间,往往“老板”相称,也可看做是对这样一重劳动关系的影射。冯仕政认为,这种关系将影响年轻人的学术独立性:“年轻人方才入行,既无名也无脸可卖,难免要托庇于人。一旦所托非人,就会掉进上述陷阱中,万劫不复,从此就只能当富士康,天天给人家卖力啦。‘老板’中仁慈一点的,也会对自己的“门生”从经济上、职称上“提拔”一下,但是,‘门生’们独立的学术生命和学术生涯是再也没有啦!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生命和生涯,学者还叫什么学者?当然,有一些年轻人甘愿卖命,以羽翼于人做马仔为荣——其实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做学者。但绝大多数年轻人,我相信是有独立的学术情怀,也想开创独立的学术事业的。这样的年轻人,怎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拨又一拨掉进陷阱里?”
       因此,冯仕政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在邀请青年教师参与项目时,要有足够的激励性:“一是要好吃,二是要好看。所谓‘好吃’,就是要给报酬和经费,不能让人白干活,年轻人“啼饥号寒”的,什么都缺,但什么都没有,不容易。所谓‘好看’,就是要给名。现在很多课题,一个老大承包下来,就让下面的年轻人去干,最后从科研记录上看,都记在老大的名下,只算老大一个人的成果。现在能不能改变这种体制,把课题立项直接立到真正干活的人头上,让他们今后在官方的科研记录上也能露露脸,有个名儿。不要说这个‘名’不重要,咱们现在的科研考核、职称晋升,可都按科研记录走的呀。俺在大学里混了这么多年,又作为所谓‘领导’管了这么多年科研,太明白这个事儿啦!”
       而在从体制上理顺科研项目制中的剥削机制之外,冯仕政认为青年教师要坚持学术事业的独立性:“不要轻易“入伙”,去傍大腕,当马仔。真要当年没瞅准,掉陷阱里了,也要像陶渊明一样敢于决裂,切忌粘粘糊糊,藕断丝连,这样只会越陷越深,被迫决裂的时候代价更大。
        最后,冯仕政向那些在做“老板”的“大腕”们发出恳求:“别这样,行行好。大家都不容易,相互折腾,何苦来哉。解放年轻人,其实也是解放自己。就像马克思讲的,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固然不爽,资产阶级也沦为利润最大化的奴隶,天天被利润率逼着跑,就很爽么?”
众青年学者热议项目制中的“剥削”:文科社科不一样,跟对人最关键
       究竟冯仕政文章所言的是目前高校科研项目制中的普遍现象,还是仅仅是个别的不公正?澎湃新闻就此问题采访了多位高校青年教师,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多种声音。
       首先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教师看法不太一样。例如几位历史学系的“青椒”表示,“这种情况我没经历也没听说过,估计是理工科比较多吧。” 多位文科青年教师表示,对于项目所得分配不均、视老师为“老板”的现象,在理工科中最为严重。某位法学院青年教师认为:“(理工科的青年教师)不抱大腿活不了,没有课题,就没有资金,实验设备,就没有成果。”这一差异大约和现代科学的生产机制有关。历史、中文等人文科学的知识生产机制大多是个人性的,与同行合作的机会不多,因此也就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历史学界的年轻人都是自己申请课题、自己出成果,没有给谁打过工。就算加入导师的课题组,也获利不少,没见过这么委屈的。”某位历史系青年教师如是说。
       而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机制介于人文和理工科之间,许多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也需要大量人手进行数据采集和整理工作。一位法学院青年教师说:“在社会科学研究里,过去大家都采取作坊制,追求个体化成就,后来学术分工太细了,大家就倾向于团队研究,在团队里一定会有较有声望的人担任领袖。”因此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感受就更深些。
       某政治学系青年教师认为:“项目制本质上是个分赃体制,是少数学术寡头与国家的合谋。就像党派分赃体系是党魁得好处一样,高校项目制中也是学术寡头好处拿的最多。虽然学术行业的专业独立性使得它必须采用学徒制,青年人打工跟着长者做无可厚非,但是中国当下那些成名的学者,没有形成独立的共同体维护此行当内部的规矩和晋升原则,而是和国家合谋垄断海量资源,这就有问题了。”
       更多的青年学者认为,这一制度下能否为自己打开职业进步的空间,关键在于“跟对人”,某位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说:“项目制类似于封建领主制,青年教师是否是受害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板”是否公正。其实,以我自己的经历,一方面,还是有项目给青年学者,一方面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尚未证明自己,参与一些别人的课题可能也有必要,但需要注意的是,得看准人,有的“老板”一不给钱,二不给正常的署名权,把年轻人当包身工来用,这种老板还是离远点好。
       不是说参与大课题就一定人身依附了,小作坊单干就真的自由,反例也比比皆是,人首先选择自己真爱的问题,恰好遇到绝佳的群体,方法论上也认同,就欣然入伙了。同样,那些想着吃独食,却研究不出眉目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一个人毕竟精力有限,干一辈子就那么点成绩,《中国科技史》这种研究肯定不是李约瑟一个人就能干的。
       有的年轻学者真是学术打工仔,纯把项目当生意,谁有钱就贴上去,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今天做反恐怖主义,明天就做食品安全,这真不是他们在身份上附庸于人,而是一开始就打定了抱大腿的主意。一个初衷就要从事独立研究的人,不会这么干的,他会很精心地选择自己参与的项目,包括主持者和团队,就跟姑娘找对象似的。”
       也有人认为,现在的学术生产制度就像企业制度一样,变成老板与打工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并无不妥。某位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认为,长期地看,项目制可能是公平的。“教授的能力是拉来项目,然后分给讲师干,讲师再找学生干。虽然教授不干活,但人家也有不无或缺的贡献因素。这就像企业家和打工者的关系,不好说前者就一定是剥削者。另外,打工的人熬上去,就又可以让下面干活了。”所以对于青年教师来说,反正“拉不到活儿”,从给别人干做起更有盼头。
       而说到此一问题的提升与解决之道,一位同样来自法学院的青年教师认为,大佬剥削“青椒”这个问题,在当前的学术体制下是无解的。“大佬们就是要找人去干活,不然项目就没有人做;而青椒们要评职称,发论文,要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学术委员会就是这些大佬组成的。”
       一个制度的优劣,往往要看它是否有配套制度解决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名法学院的青年教师就认为,“在国外,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好解决,他们的青年教师也是要围着大佬转的,好在国外科研人员流动性比较强,所以只要科研过硬,总是能谋个好的差事。所以如果要让我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看法的话,我觉得关键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科研人才流动体制,如果科研人员想跳槽,原单位不准卡住不放。这样,大佬们就不敢太剥削你,因为你科研只要足够好,培养了多年人走了怎么办?”
       
责任编辑:周安安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高校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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