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胡适︱1930年代的左倾文艺青年都读什么书

        胡思猷是胡适二哥胡绍之的儿子，生于1912年，先后在南开中学、大夏大学读书，1950年去世。

        关于胡思猷，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根据石原皋的说法，胡思猷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的一切费用都由胡适承担。寒暑假时，则在北平，住在胡适家中。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胡思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左倾，经常化名写小品文，刊登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攻击自己的叔叔胡适。胡思猷曾经被捕，后经胡适设法保出，转到北平某私立中学就读，改名为“胡评”，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教育系。（参见石原皋：《闲话胡适》，第55页）

        另据端木蕻良的回忆，南开期间，胡思猷、端木蕻良、徐高阮、曹士瑛、韩宝善等人，先是组成“青年文艺联谊会”，随后又改名为“新人社”，自费出版过《人间》、《新人》文艺刊物。（参见端木蕻良：《我在南开的生活》，《视野》2014年第10期）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的胡适私人档案中，保留有两封胡思猷致胡适的书信。第一封信写于1927年12月14日。那时，胡思猷大概进南开读书没多久，年龄也比较小，对胡适还算尊重。（参见“胡适档案”，档案号为：0701-001）不过，此后没多久，因为时代风气的影响，胡思猷很快就有了变化。作为长辈，胡适对胡思猷的作为似乎并不满意，写信对他进行规劝，希望他深思、反省。胡思猷回信，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没有把胡适的话当回事。（参见《胡思猷致胡适》[1929？年12月21日]，“胡适档案”，档案号为：0701-002）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胡思猷从大夏大学毕业后，找胡适帮他推荐工作。胡适问他有何著作，胡思猷回答说没有。胡适又问有何研究，回答还是没有。胡思猷说：“大学刚毕业的人哪里有专门研究？”胡适听了很不高兴：“既然你什么都没有，那我就不能为你找事。我总不能对人家说，他是我侄子，你们必须给他安插一个位置吧。”

        大概是在平津上学期间，因为住在胡适家中，胡思猷买的许多书就存放在胡适家里。幸运的是，这些书和胡适的藏书混在一起，因而保存了下来，使得后人得以窥见20世纪20、30年代左倾文艺青年都在读什么书。下面是胡思猷的部分藏书：

        《目前中国社会的病态》，张振之著，民智书局1929年版；

        《资本论解说》，考茨基著，戴季陶译，民智书局1929年版；

        《冲出云围的月亮》，蒋光慈著，北新书局1930年版；

        《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马克思著，陈仲涛译，江南书店1930年版；

        《山城》，辛克莱著，麦耶夫译，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版；

        《史的唯物论概说》，Borchardt著，汪馥泉译，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

        《文艺批评集》，钱杏村著，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

        《现代社会讲话》，山川均著，杨冲屿译，新新书店1930年版；

        《中国革命问题（二）》，托洛斯基著，杨笑湛译，无产者社1930年版；

        《现代文学评论》，郭沫若著，爱丽书店1931年版。

       这些书大多出版于1929年至1931年之间，正是胡思猷在平津上中学期间。这里面有文学作品，有文艺评论，也有社会哲学，但基本上都属于左派的作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那时候青年们的阅读倾向和阅读风潮。

        关于胡思猷的死，胡适在1950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有简短的记载：“香港胡正中十一月五日来信说我的侄儿思猷‘失踪’的事。他说：程刚从上海来信，说思猷某日在芜湖共党干部开会时,说了许多话。散会后，人就不见了。芜湖公安局宣布他是自杀的，并且留有遗书给他的妻子庆萱，但庆萱没有看见这遗书，也没有找到尸首。”（《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536页）胡适的语气很平静，他对他侄儿的结局似乎并不奇怪。不知道胡适此时是否想起了胡思猷存放在他北京旧居中的那些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