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顾维钧时代

        巴黎和会是顾维钧外交生涯的高峰，塑造了他以后的外交风格。他越过国际惯例和外交官俱乐部的默契，诉诸舆论和群众情绪。事实上，他将总体战的原则引入了外交领域，将绅士的交涉变成了群众的斗争，对此后国际体系的崩溃负有极大责任。

        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统治的世界秩序处于最佳竞技状态。威斯敏斯特不喜欢正规帝国及其统治成本，更愿意建立以私有财产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皇家海军只需要对极少数秩序破坏者实施重点打击，就能廉价地保障文明和进步。新春秋时代的霸政体现封建遗风，霸主不是唯一和独断的。欧洲维持势力均衡，英国独霸海外。在此期间，挑战者不断涌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军国主义和总体战的恐怖撒向全世界，结束了欧洲的春秋时代。当欧洲导师似乎自身难保的时候，很难指望亚洲学徒持之以恒。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半心半意的追随者相继抛弃了立宪政体和国际协调的原则，迎接东亚的战国时代。随着民国法统和条约体系的瓦解，旧日的风云人物必须做出选择。有些名士以节操自诩，像章太炎一样自居“中华民国遗民”。识时务者则迅速摇身一变，协助新时代的弄潮儿破坏旧秩序。顾维钧属于后一种人，他的《外交演讲集》就是识时务的证明。

        顾维钧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属于那种原本能够融入西方的极少数精英，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波罗的海贵族在俄罗斯。如果他的祖国是爱沙尼亚式的边缘小邦，他的努力早已将祖国纳入西方民主大家庭了。在这种情况下，后来的宪法制定者和外交家除了萧规曹随以外，基本上无事可做。然而作为内陆大国的外交家，他的工作注定不会有结果。这不是个人才能的问题，而是形势比人强。他自己并不为此感到遗憾，因为他没有执著地追求目标和坚定的原则性。世界变了，他也会随波逐流。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1912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这时，奠定民国宪制的南北和谈刚刚以妥协收场。老外交家唐绍仪组织举国一致内阁，邀请顾维钧回国。顾维钧下车伊始，就出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如果民初的公府秘书长是小内阁总理，大总统英文秘书就是小外交总长了。袁世凯信任内廷，通常是超过信任阁臣的。顾维钧本来很可能感于知遇之恩，变成袁世凯的私党，然而私人关系改变了这一切。他娶了唐绍仪的女儿，就变成了唐绍仪的党羽，而唐绍仪和袁世凯很快就闹翻了。唐绍仪和袁世凯的冲突与其说是利益问题，不如说是预期错位的心理问题。袁世凯觉得唐绍仪是北洋自己人，应该不分彼此。唐绍仪觉得自己是唯一能够协调全国的人，请示大总统只是形式。双方都觉得对方不仅跋扈，而且不可理喻。多年好友一旦反目，仇恨比原来的敌人更深。在以后的南北和谈中，北洋系宁愿接受伍廷芳主持举国一致内阁，也不愿意唐绍仪复职，因为伍廷芳一直是南方的人，无所谓背叛不背叛，唐绍仪却是自己人，吃里扒外实在难以忍受。顾维钧为人审慎，在回忆录中没有明言自己当时的立场；他的岳父和国民党正在密谋反对袁世凯，而他自己至少在表面上仍然忠于袁大总统。

        民国取代大清，主要意义就是抹去庚子之乱和《辛丑条约》造成的恶果，逐步恢复她在文明国家俱乐部内的正常地位。顾维钧和北京的外交官团体都很清楚，日本已经先走了几步，占据了有利地位。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构成远东体系的第一个窗口期，确定了二十世纪初叶的东亚格局。基本格局具备亚稳态的性质，在下一次大动乱的窗口期来临前，无法通过强度一般的冲击打破。远东体系取代了李鸿章时代的内亚体系，扮演世界体系在东亚的分支。日本在远东体系内扮演大清的核心角色，将大清降低到类似蒙藏在内亚体系中的地位。庚子战争是一次演习，日本向欧洲列强证明自己的文明资格。英日同盟是优等生的奖品，大英帝国认证了日本的东亚盟主资格。日俄战争是一张委任状，因为东亚盟主在当时的使命就是堵死俄国南下的道路。只要大英帝国继续主宰世界，日本就会继续担任英国在远东的代理人，条约体系就会安如磐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行险侥幸的机会。她只能指望日本采取过火行动，激怒大多数列强。在《二十一条》的交涉中，这样的机会似乎出现了。

        北京政府内外充满了密谋团体和投机分子，谁都不知道当时的阴谋小道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后人只知道顾维钧卷入了泄漏《二十一条》的活动，然而此事并不足以表明他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的角色。各方都有可能泄漏谈判内容。唐绍仪和国民党可能希望密约泄漏，促使日本和袁世凯决裂，支持他们讨袁。袁世凯也可能希望密约泄漏，促使列强反对日本。老谋深算的英使朱尔典深知中国人阳奉阴违的手腕和美国人理想主义的冲动，并非不可能不着痕迹地鼓励中国人泄密，刺激美国人跳出来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其实是中国人和英国人都想做，却都不愿意公开得罪日本人而不能做的事情，在顾维钧泄密后不久果然就发生了。接下来的事情即使在弥漫魔幻色彩的东亚，也属于荒腔走板的范围。中国宣布接受《二十一条》的前四部分，美国急忙发表声明：如果中日签署有损于中国合法权益的条款，美国政府一概不予承认。顾维钧不久就奉命出使美国。显然，北京的实力人物认为：他做的事情无论有没有让其他方面满意，至少已经足以让美国人高兴。

        

        巴黎和会是顾维钧外交生涯的高峰，塑造了他以后的外交风格。这种风格与其说体现了他个人的性格，不如说体现了他所代表的国家。他越过国际惯例和外交官俱乐部的默契，诉诸舆论和群众情绪。事实上，他将总体战的原则引入了外交领域，将绅士的交涉变成了群众的斗争，对此后国际体系的崩溃负有极大责任。根据契约和产权至上的十九世纪外交原则，他的要求纯属无理取闹。中国没有能力对德国太平洋舰队构成任何威胁，后者只要高兴就能夷平大沽口。英日联军歼灭了德国舰队，否则后者可能会切断智利硝石的海运线。日军攻陷了青岛，英国人的支持是象征性的。协约国在1915年承诺，战后将青岛和德属太平洋各岛划归日本。中国最后参战时，并没有取得协约国的任何承诺，而且也没有任何值得一打的战争了。日本提供贷款，为中国训练参战军。结果中国既没有出兵，也没有还钱。

        如果协约国是一家私人企业，中日两国是企业的员工，太平洋战争是绩效指标，青岛是年终奖，那么董事会的裁决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十九世纪的外交俱乐部差不多就是奉行这种原则，日本就是从这家学校毕业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是日本的毕业证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加入董事会的最后考验。在日本看来，威尔逊总统的世界大同和集体安全理论等于要求公司改组为施粥站，将按劳分配改为按需分配。欧洲列强其实也是这么以为的，但他们没有列宁那种公然赖债的勇气，不敢得罪美国债权人，至少在口头上不敢反对。

        对于顾维钧来说，这就足够了。他抓住国民外交和民族自决的新学说，将外交家变成了宣传干事，绕过他的西方和日本同侪，诉诸全世界国民和媒体。他的鼓动虽然成事不足，至少败事有余。他没能迫使日本交出青岛，但至少已经将山东问题从铁案弄成了悬案。这其实就是中国的胜利和日本的失败，因为中国在1915年是连要求的资格都没有的，而日本根本没有谈判的必要。我们不要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条约根本不存在监督问题。外交官要么不做承诺，否则就必须维持信用。十九世纪国家的契约精神如果跟一战后的中华民国相同，债权人的舰队就会打进门。埃及和摩洛哥之所以丧失主权，就是因为他们的君主喜欢借债不还。然而因为最大债权人美国反对，这种做法突然行不通了。几百年来，债务人的地位第一次比债权人有利。

        威尔逊主义产生了一项长期后果，大概是威尔逊和顾维钧都始料不及的。在二战以后的国际交涉中，监督问题比谈判内容更难解决。原因其实很简单，抵赖比守信更有利。顾维钧的成功给中日两国发出了错误信息，埋下了卢沟桥、珍珠港和板门店的伏笔。日本人读到的信息是：西方背叛了游戏规则。无论日本如何努力，如何遵守规则，他们都不会允许日本加入董事会。日本如果想要争取平等地位，只能武力推翻整个游戏规则。中国人读到的信息是：公理战胜的时代开始了。如果这些设想都没有实现，那就说明威尔逊主义和殖民主义一样虚伪。中国如果想要争取平等地位，只能武力推翻整个游戏规则。这些解释将日本驱向二战，将中国驱向二战和冷战。

        

        蒋介石在北伐以后的主要成绩，就是将上述认知付诸实施。顾维钧在北伐以后的主要成绩，就是为蒋介石收拾残局。革命外交的初衷就是不付代价地废除条约体系，证明北洋政府的审慎是卖国和愚蠢的，证明北伐的合理性，结果却付出了更加惨重的代价。章炳麟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拒绝承认黎元洪大总统以后的历届政府，称孙文为魏忠贤，视北伐的成功为民国的灭亡，幸灾乐祸地表示国民党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因为建设和改革都需要时间，而国民党已经没有时间了。如果退守内地，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回来。汪精卫承认他的正确性，表示中国自强至少需要三十年时间，然而，他在这里陷入了国民党人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如果三十年的和平必不可少，那么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外交就是错误的，北洋政府的审慎根本不是卖国。北伐本身就是导致远东势力均衡体系瓦解的根源，取消了西方列强在亚洲大陆的条约权利，也就消除了列强干涉远东事务的动机，将东亚留给苏联和日本逐鹿。国民政府破坏了条约体系，也就丧失了条约体系的保护。北洋政府之所以没有遭到侵略，主要不是因为自己强大，而是因为列强的干涉和条约体系的保护。国民党撕毁条约所得的利益，就像违背法院和警察意志而吞没的赃物，随时可以被其他违法者黑吃黑，因为后者知道警察不会保护他。

        顾维钧在国联和西方的游说活动大体上重演了巴黎和会的故事，产生了很大的舆论宣传效果，在国内造成了零成本收回利权的幻想，结果最后完全落空。他的演讲和文件清楚地表明，他在这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根本不是对外。他积极迎合北伐以后的国族构建主张，打击所有恢复民初五族宪法主体的企图，实际上排除了以和平方式恢复条约体系的一切可能性。以他的才具，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认为国民党对北洋遗老不大信任，有必要表现尽可能坚定的立场。至于外交，无论怎样都会失败的。中日双方都不愿意恢复条约体系，都想牺牲对方而获得条约体系没有给予的利益。列强不想为秩序破坏者火中取栗，苏联则迫切希望促成中日开战。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外交手腕都没有成功希望。只要失败的责任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他就满意了。随着抗战的爆发和中苏实质联盟的形成，他的外交活动基本上丧失了意义。他完全清楚这样一来，苏联就占据了有利地位，着手跟共产党代表邓发秘密接触，但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他审慎地删除了密谈的记录，却忘记了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他明显像胡适、汪精卫、章太炎、宋庆龄、储安平、罗隆基一样，看清了抗战会给蒋介石带来怎样的下场；同时也看清了胡适和汪精卫明白、储安平和罗隆基却不明白的事情，接近胜利者比接近失败者更危险。

        汪精卫觉得和谈可以成功，然而蒋介石并不像汪精卫想象的那样蠢，他知道这样的和平意味着东北的永久丧失。东北亚的经济发展中心在东北，华北只是外围原材料和劳动力基地。时间对蒋介石不利，随着东北的迅速发展，东北的向心力没有增加，华北的离心力反而增加。他只能在东北产生特殊共同体意识以前，抓住最后的机会窗口孤注一掷。他不能指望胜利，只能指望两败俱伤。两败俱伤就是苏联外交的胜利，渔翁得利的第三者继承亚洲大陆。每个人都看清了形势，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失去了自己不该奢望的。汪精卫这样的性格，自然不愿意活到亲眼看到结局来临的时刻。然而顾维钧不是汪精卫，并不在意国民党本身的存亡。他最终决定留在蒋介石一方，只是因为其他的选择对他个人都更危险。

        

        冷战开始后，顾维钧继续为蒋介石政府从事对美交涉。然而，他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技术和通讯条约的进步大大削减了外交官的自由裁量权。民主的简单化倾向和冷战的十字军精神剥夺了外交官的大部分政策影响力，日益将他们降格为办事人员。顾维钧主要依靠长期积累的资历和声望，实际负责的工作已经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其实由一般业务人员经办也没有多大区别。他亲身经历了这种变化，早年的成功本身就是促成这种变化的力量之一；但他有足够的明智和审慎，知道怎样区分力所能及的事情和无法抗拒的事情。他很少做出错误的选择，善于掌握必要的分寸，不仅限于外交方面，因而得以享受尊荣体面的晚年。他留下的回忆录犹如他本人：绝少说错什么，却从没有说出他知道的全部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