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局|查理周刊袭击事件的八个教训

        从最近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中，我们能了解什么？这里有八条教训。

        首先，恐怖主义拥有众多支持者。发生在巴黎查理周刊办公室的袭击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强烈不满，招致穆斯林领袖的谴责，并唤起数百万人走上街头，表达对言论自由权的支持，法国当局表示，那是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另一方面，在恐怖分子看来，这一血腥袭击是一个巨大成功。

        这次袭击吸引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引发了恐惧和担忧，并且令杀手的圣战者荣耀再添光环。他们一袭黑衣，手持自动武器，完成其冷血行动后逃离，这一过程至少持续了片刻。观察人士认为，这次恐怖主义行动经过周密计划，并且执行完备——一位前美国官员表示，袭击者“手持武器，显得从容不迫”。当然，没有人还击，这令整个事件更加从容不迫。袭击者犯了一些错误，比如一开始去了错误的地址，杀死了一名警察而其事后被发现是穆斯林，将一个身份证遗留在作案后逃离用的汽车中。但，该事件确实与圣战狂徒最近发动的一系列枪击、刺杀和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形成了鲜明对比。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AP，译注：基地组织位于也门的分支）已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其战略家将传播他们的使命视作其抗争的一半内容。几乎所有战时宣传都以后方为对象。这次袭击将鼓励各个地方的圣战者，令基地组织在宣传上胜过其对手伊斯兰国（ISIS），后者没有选择，只能也去赞扬那些袭击者。在圣战者的世界之外，向那些可能侮辱先知穆罕默德的人发动复仇，甚至在拒绝圣战者暴力做法的人士那里也收获了掌声。

        其次，我们参与制造了恐怖。竞争激烈的新闻报道，伴随恐惧情绪散布的清醒评估，以及人们设想政治领袖必须做出应对，诸多因素结合作用，推升了威胁的严重性。对查理周刊的袭击是五十多年前的阿尔及利亚战争（Algerian War）以来法国发生的最严重恐怖袭击。焦虑要求看得见的行动。法国部署了一万人的军队，新增五千名警察。美国发布了一份全球旅游提示，警告美国人处处提防发生新的“恐怖行动和暴力袭击”的可能性。这些手段是必要的，但也鼓舞了恐怖分子，提升了他们似乎能造成的威胁。（译注：阿尔及利亚战争又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是1954年到1962年间发生在法国及其非洲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之间的一场战争；因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于1961年决定放弃阿尔及利亚，由支持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方人士组成的地下组织在法国本土发动了若干多次暗杀戴高乐的行动。）

        网络新闻节目和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调动了无数人士喋喋不休，谴责暴力。很多人似乎决心要恐吓受众，于是末日预言者收获了最多的关注。强硬立场之后，好的形式要求表达对受害者的同情，于是就有了鞠躬和握拳。不这么做，就可能被指责为忽视祸患、软弱无能、帮助敌人。

        对政府官员而言，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分享他们对其面对的挑战和所要求的资源的关切。其他人利用这一机会推进政治性议程，批评不负责任的政府未能在阻止恐怖分子发动袭击方面做更多事情。

        再次，基地组织依旧是个威胁。在美国最近集中力量打击伊斯兰国之际，巴黎袭击事件凸显了基地组织不断发出的毒誓：以恐怖袭击来反对“远方之敌”。美国依旧是其袭击名单上的头号目标。即便遭到美国领导的空袭进攻，伊斯兰国也尚未在其控制区域之外发动恐怖袭击，但袭击是可能到来的。同时，基地组织总部，特别是其位于也门的分支，依旧誓言袭击美国。

        这样的威胁是多维度的。对基地组织来讲，持续不断的追踪已令其发动9•11那种规模的袭击变得极其困难，但绝没有令该组织无能为力。据报道，为完成在西方的恐怖主义任务，基地组织已派遣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资深战斗人员和策动人士前往叙利亚，招募西方人加入圣战志愿者队伍。AQAP和伊斯兰国都鼓动其海外支持者在本土执行恐怖行动。如巴黎袭击事件之后比利时发生的枪战和逮捕所示，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回归的战斗人员经验丰富，这加剧了西方国家遭遇恐怖袭击的危险。

        第四，一心成为圣战者的人士不关心圣战者阵营内部的分裂。库阿奇（Kouachi）兄弟（译注：参与袭击查理周刊的三人中的两兄弟）是代表AQAP展开其行动的。他们袭击犹太教熟食店的同伙阿米迪•库里巴利（Amedy Coulibaly，译注：参与袭击查理周刊的三人之一，三人在袭击沙尔里周刊之后曾于巴黎郊区的一家犹太教熟食店劫持数名人质）誓言忠诚于伊斯兰国。这并非两大组织之间和睦无间和合作行动的证据。在叙利亚，它们彼此依旧处于交战状态。一些圣战者希望，这样的分裂将在西方引发袭击竞赛。对西方世界那些一心要成为圣战者的人士来讲，对他们的支持是来自基地组织还是伊斯兰国，都是无关紧要的。相较献身于忠诚，可能恐怖分子献身于行动更多。

        第五，恐怖分子从不曾放弃发动恐怖袭击。库阿奇兄弟都是意志坚定的恐怖分子。他们的圣战活动可以追溯到十年前，即便经历了逮捕和牢狱，也只有死亡结束了他们的圣战。那种坚定的信念并不罕见，对当局而言制造了一个两难局面。当局不可能监视每一个一心要成为圣战者的人士，或者遣返战斗人员。激进化和招募人员从事暴力活动的趋势能被阻止吗？通过有过成功纪录的去激进化计划，那一趋势能反转吗？仅仅是意图就足够将相关人士定罪并送入监狱吗？或者，仅仅为阻止危险人士参加社交活动，监禁期就应该延长吗？美国已采行严厉的做法，依据意图定罪并判处长期监禁。欧洲国家较少强调惩罚而更多强调说服。随着数以百计的圣战者从叙利亚和伊拉克返回，这些措施将经历考验。

        第六，查理周刊那种事会发生在美国。在美国， “那种事会发生在这里吗？” 是个一成不变的问题。答案是，是的。警方所称的“活跃射击者”（active shooter）越来越成为美国执法者的麻烦。自9•11以来，当局已揭露圣战者的不少恐怖袭击密谋，他们的武装攻击目标多种多样：军事训练和新兵招募中心、国会、购物商场、犹太教堂。那种事已发生在美国了。2009年，在胡德堡（Fort Hood）军事基地，陆军少校纳达尔•哈桑（Nidal Hasan）向其战友开火，致死13人，致伤31人；哈桑的举动受到了激进传教者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的启迪，巴黎袭击事件中的库阿奇兄弟也受到奥拉基的激励。（译注：美国国土安全局将“活跃射击者”定义为：在有限区域或者人口密集区域以火器杀人或试图杀人的个人，其选择受害人并无固定模式。胡德堡军事基地位于德克萨斯州。安瓦尔•奥拉基是美籍传教士，长期在也门活动，曾被指控与哈桑有邮件联系，2011年9月被美军无人机击毙于也门。）

        第七，欧洲的问题更加严峻。就像ISIS宣称伊斯兰国存在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展壮大那样，巴黎袭击事件将鼓动本地极端分子宣称他们自己的伊斯兰小国存在，并要求取得政治和法律地位。数以百计潜在战斗人员从圣战前线叙利亚和伊拉克回归后，在欧洲本土长大的密谋者的力量将得到加强，并获鼓励展开更多袭击。同时，巴黎袭击事件助长了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正在成长为政治力量。针对欧洲穆斯林社区的报复性举动已经零星出现。圣战者更进一步的暴力举动将挑起本土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暴力举动。这就超出警方事务的范围了。

        第八，情报至关重要。受累于真正假假的过度监控，情报工作已饱受攻击，但依旧是恐怖袭击的一道防线。查理周刊办公室是否本应受到更严密的保护，这一问题将持续引发争论。法国当局必须检讨，何以他们的情报工作未能实时洞悉库阿奇兄弟的一举一动。他们都曾因卷入恐怖活动而多次被捕，其中一人在狱中变得更加激进，在也门时与AQAP有接触，然后回到法国，非法获得武器，并展开了这次袭击。法国当局显然将其视为值得注意的人士，但又显而易见认定其不会立即构成威胁。

        部分问题在于监控工作的体量。据报道，库阿奇受监控已经有一段时间。但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应加以监控人士的数量飞速剧增，正在耗尽监控资源。持续监控一个人要求大量投入人力资源,试图监控数百人会令情报工作不堪重负。

        自9•11以来，当局已在美国揭发并挫败了44起由本土成长的圣战者策划、涉嫌恐怖袭击的密谋，其中一些密谋的揭露受助于美国穆斯林社区人士提供的信息。尽管有辩方律师质疑一些案例中实际是否存在密谋，并且多数密谋仅具雏形又不专业，这44起案件仍然是重大的情报和调查成就，其遏制恐怖袭击的效果大致是具备的。但威胁依旧存在。

        (作者系美国兰德公司总裁高级顾问，著有The Dynamics of Syria’s Civil War。本文由听桥译自Slate.com网站2015年1月23日刊发的文章，原题为：Eight Lessons From the Charlie Hebdo Att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