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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专家称器官移植不会出现供应短缺

白剑峰/人民日报
2015-01-28 07:1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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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3日,重庆巴南区李家沱,在重医一院眼科进社区活动中,遗体捐献者展示领取的遗体捐献卡。东方IC 资料

       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要求,全国169家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日前,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在回应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称,器官移植不会出现供应短缺。        

一问:全面停用有必要吗

法律规定,器官移植必须有符合伦理学的来源

        中国是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但是,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数量较低,死囚器官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认为,死囚也是公民,法律并未剥夺其捐献器官的权利。如果死囚愿意捐献器官赎罪,应该鼓励。但问题在于,当前我们采用的“由地方司法部门与移植医院获取死囚器官”的方式是不透明的。司法分配器官,突破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底线;医院摘取死囚器官的方式与环境,违背了医学的高尚性与纯洁性。让敬畏生命的“白衣天使”游走在“灰色地带”,不利于医生的职业道德建设。所以,必须改变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

        死刑犯在被囚禁的情况下,较难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器官移植发展过程中,都有过使用死囚器官的历史;后来,这些国家一旦建立了公民自愿捐献体系,也就禁止了死囚器官的使用。

        我国法律规定,器官移植必须有符合伦理学的来源,器官必须来自无偿捐献者的爱心,必须保证公平、公开、透明和可溯源。

        但是,由于以往缺乏公民自愿捐献体系,导致了器官来源不明、非法器官买卖、器官移植旅游等乱象的丛生。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公开透明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制度框架。

        2014年,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取得重大突破,实现近1700例捐献,成功完成了5000个大器官移植。加上亲体捐献,2014年我国80%以上的器官来自公民自愿捐献(包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和直系亲属活体捐献)。

二问:停用了,没人捐献咋办

调查显示,公民捐献意愿并不低,器官移植量反而可能大增

        黄洁夫认为,器官短缺是全球都面临的难题。但是,我国移植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一个完善的、依法管理的国家捐献与移植体系。不能推卸责任,将落后的管理体制造成的问题,归结到传统文化上去。

        他说,解决器官供体短缺的问题,只有通过适当的途径,才能真正实现。如果把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与死囚器官混在一起,公民的捐献意愿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告别死囚器官依赖,不仅不会造成器官短缺加重,反而会促使更多公民自愿捐献器官。

        去年八成以上器官来自自愿捐献,这表明器官移植依赖死囚的局面已经打破。

        停用死囚器官以后,我国的器官移植量还有可能大大增加。

        据广州、武汉等地的随机民众调查显示,有34%的民众有意愿捐献器官。这一比例在英国,也只有45%。

        目前,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中国每年约有30万人具有器官移植指征,可以通过移植手术来挽救生命。但目前,我国每年仅有1万余名患者能接受移植手术,供需比是1∶30,许多患者因等不到供体抱憾而终。

        黄洁夫说,这只是理论上的推算,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他认为,器官移植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无法进行移植不都是因为缺少供体。移植手术价格昂贵,我国医保暂时没有覆盖,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能够支付移植手术和术后维护的医疗费用,有很大一部分病人因经济原因放弃手术。

        另外,器官移植技术复杂,我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只有几百人,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只有169家。

        黄洁夫表示,美国有300多家移植医院和中心,每年开展约2.5万例器官移植。中国每年正常死亡有600多万人,即使只有1‰的捐献,也有6000人。按照平均每人捐献3个器官计算,可以进行1.8万例移植手术。

        未来3到5年,中国有望以无可争辩的伦理学标准,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三问:以“心死亡”还是“脑死亡”为准

制定3类标准,并独创心脑双死亡标准

        黄洁夫介绍,按世界上公认的伦理学原则,器官捐献模式在选择上存在先后顺序,依次为脑死亡捐献、心死亡捐献、亲属活体捐献、非亲属活体捐献。应该说,脑死亡是最科学的死亡判定标准,我国于2003年发表了中国“脑死亡”判断标准和建议判定死亡的程序。

        但是,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人们对“脑死亡”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应尊重这样的现实国情。所以在试点中,“心死亡”和“脑死亡”两套标准同时存在,即公众可以自主自愿选择死亡标准,法律层面仍以“心死亡”为统一标准。

        现在,世界上超过90个国家都规定以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标准,这对器官捐献工作是有益的。因为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身体器官仍然有血氧供应,能够较好地保持活力以便进行利用。

        2003年,原卫生部颁布了《脑死亡的判断标准和操作指南》,但由于公众对这一观念接受有一个过程,对“植物人”“安乐死”的概念与脑死亡混淆不清,所以脑死亡标准始终未受到广泛认同。

        黄洁夫说,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我国器官捐献工作以心死亡为法律依据,制定了中国器官捐献死亡判断3类标准:脑死亡;心死亡;心脑双死亡。此标准由神经科与重症监护医生等经过严格训练后判定。公众认可脑死亡的可以用脑死亡标准,认可心死亡的就用心死亡标准。

        同时,我国还有一种心脑双死亡标准,这是中国独创的标准,即在判定脑死亡后,维持器官供氧,保持器官活力,等心跳停止后,再进行器官获取。中国3类标准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得到国际高度认可。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器官移植学会都认为第三类标准,即心脑双死亡标准,是中国对世界器官捐献事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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