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不一定选出好歌手，但《中国好歌曲》真的挖到许多好歌曲

        《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从1月2日开播以来，收视率一直位居同时段首位，很多观众在周五的这天都会先看《中国好歌曲》再看《我是歌手》，虽然“好歌曲”在话题热度和关注度上不如大咖云集的“歌手”，但原创音乐的魅力仍旧不可抵挡。

        从第一季的赵雷、莫西子诗、南无乐队主唱刘相松，第二季的赵牧阳、杭盖、马条、简迷离、A公馆乐队主唱昭昭，观众会发现，这些原来并不为大众所知的中国小众音乐人开始对《中国好歌曲》充满好感，并且前仆后继地涌现，让观众感叹，“原来不知道，我们自己也有这么多好听的原创音乐和这么多唱作俱佳的唱作人。”

音乐人面临着“原创生存的艰难”

        2013年节目组的一位年轻女导演第一次托朋友联系“鼓王”赵牧阳时，收到的回复是：“宁可来这儿做乐队鼓手也不愿意来参赛。” 2015年1月2日，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第一期节目中，赵牧阳回忆起了这段往事：“去年（邀请我）要来，当时不是很了解，就没有进这个圈，还把导演骂了一顿，我非常非常歉意，今天给你道歉。”

        所以这一季，小众音乐爱好者们震惊于在电视上见到他们所喜欢的音乐人。在网络上，他们把这档电视节目戏称为“中国好歌曲音乐节”，在他们以往的经验里，音乐节是唯一能集中看到这些小众音乐人演出的地方。第二季《中国好歌曲》总导演吴群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乐于听到“中国好歌曲音乐节”这样的叫法，“音乐节上的音乐具备一定的引领性、先锋性或者个性，国外的音乐节很早就开始了，对青年文化的浪潮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国家近几年才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许钧的《自己》不仅唱哭了导师陈羽凡和蔡健雅，也让众多在外漂泊的音乐人为那句“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潸然泪下。独立音乐人的日子不好过，是“好歌曲”舞台上最常被讨论的话题，尽管在音乐网站上许钧的音乐已经有58万的收听量，在搜索引擎中他依然籍籍无名。不仅是许钧这样在独立音乐圈初出茅庐的后辈，即便是像杭盖这样常常有机会在国内外音乐节登台的乐队，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中认知度也并不高。

        这也许不仅是独立音乐人所面临的窘迫，也是所有音乐人所面临的“原创生存的艰难”，连刘欢自己都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一张正版唱片现在最多也只能卖到几千张。”

        当然，与音乐人的经济收入直接挂钩的是他们的社会认知度。也许，这也是越来越多独立音乐人愿意参加歌唱真人秀的重要诱因。

        致力于研究音乐行业的网络媒体“音乐人攻略”在2013年曾发布《2013年国内音乐人生存现状调研》，该调研报告显示，在参与调研的音乐人中，每月通过音乐获得的收入在100元或以下的占26.1%，在500元或以下的占40.46%，超过50%的音乐人每月通过音乐获得的收入在2000元以下。 按照这一调研结果，至少一半参与调研的音乐人无法单纯靠音乐养活自己。

小众音乐人的困窘

        第一季“好歌曲”时，莫西子诗的日本女友曾上台为他担任钢琴伴奏。录像间隙，在和莫西子诗聊天时，他告诉达达自己的女朋友其实私底下也很爱弹钢琴，他很想买一架二手钢琴给女友，但目前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办法。那次谈话让吴群达印象深刻，虽然是讲这样一件事情，但当时莫西子诗的语气中并没有对经济状况的自卑：“这些小众音乐人生活状况肯定都不如主流商业明星，也有一些比较困窘，但我总觉得，我接触的中国的地下音乐人，还是很有志气和骨气的。”

        当赵牧阳、杭盖、马条等一期期冒出来，一边是音乐爱好者的惊喜欢腾，另一边也有人忧心忡忡：在这个连明星都要靠“被虐”吸引眼球的“重口时代”，素人想要出头更难了。娱评人“鱼为”便在微博上叹息：“这季好歌曲太多大咖，新人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但吴群达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每一个创作人都是靠作品说话。有些人会因为来头受关注被议论，但都是一时的，17岁小姑娘雷雨心，同样能凭一首好的歌《记·念》被人传唱。虽然来了很多在小众音乐圈名气响当当的人，吴群达并不认为《中国好歌曲》就是靠这些音乐圈内的名人们撑起来的。“我们节目播出之后，qq音乐上最后显示的结果，赵牧阳的《侠客行》和苏运莹的《野子》一样受欢迎，老百姓、观众去听，起决定性的不是这个人背景多厉害、在独立音乐圈有多有名，最后如果真正能流传开来，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歌够不够好、够不够真诚地打动人。”

一个“慢慢打开的过程”

        看到第一季节目的成功，在第二季节目开始筹备时，许多成名的音乐人主动联系上了“好歌曲”导演组，但音乐作品质量没到标准，这些人中有很多连舞台都没能站上去。“最重要的不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打动人心的好歌。”吴群达说。

        一次到西班牙度假时，在出租车里，吴群达听到出租车司机放的是冰岛独立乐队Sigur Ros的专辑。“这个乐队在国内知道的人可能都不是很多，但确是西班牙一个出租车司机日常听的歌。”他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化一定程度上存在断代，某一个阶段“封闭了自我”，现在又是一个“慢慢打开的过程”。

        国外音乐界有一种营销理论：只要有5000个人愿意为你的音乐买单，你就能用你的音乐活下去。“如果我们也能达到这样一个成熟的市场，我们的老百姓还能听到更多种多样的丰富的音乐，《中国好歌曲》想做的就是从根本上去推动和撬动这件事。”在吴群达的预想中，《中国好歌曲》先要提供一个平台，让老百姓能够听到以前没听过的好歌，至于喜欢还是不喜欢则是个人的选择。“听到了以后，自然会有人选择拓宽自己的审美。”这种理论并非无迹可寻，就在不久前，因为电视节目的传播，原本十分小众的民谣作品《董小姐》流传到了街头巷尾。

从“音乐节”中独立出来        

        在推广音乐文化之外，《中国好歌曲》也切实地帮参加节目的音乐人们改善了处境。

        第一季的学员胡莎莎就在播出后收到了人生中第一次爵士音乐节的邀请，在“好歌曲”录制现场，她在台上哽咽地告诉导师和观众：“我当爵士歌手很多年，但是我一次爵士音乐节都没参加过，以前参加也是去做伴唱的工作，这期我在《中国好歌曲》的节目播了之后，上海爵士音乐节打给我电话，他们说你早干嘛去了？时间都去哪儿了？然后他们邀请我，在今年上海爵士音乐节的舞台上，唱这首《唱念爱》。”

        同样收到更多演出邀约的还有莫西子诗，他不仅经常在各个城市的livehouse巡演，大型音乐节也会邀请他，而之前的梦想——做一张纯彝语民谣实验专辑，也终于实现。不久前吴群达再次见到了莫西子诗，在久违的交谈中，吴群达感受到这个拥有自由灵魂的音乐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济束缚，开始用一种更自由的状态去创作和表演。“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现在是全球唱片工业整体衰落的时代，卖唱片挣钱已无可能，有了音乐节以后独立音乐人的生存状况改善了很多，如果说《中国好歌曲》现在被大家叫成电视音乐节，也是一个重大的音乐节盛事的话，可能从这个‘音乐节’出来的独立音乐人，他们也会改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