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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口述史中的女性：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游鉴明

2015-02-15 16:00

来源：澎湃新闻

在口述史料中，非文字或非口述记录的史料，到目前为止，尚未被讨论。就老照片为例，“中研院”近史所的“口述历史丛书”，早在第二本口述纪录《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出版时，就附有受访人提供的照片，因此，向受访人征集照片，成为近史所同仁访问时的一项附带工作。事实上在访问纪录与照片交融下，访问内容更具历史价值，特别是口述史料原本就可能因为受访人记忆的片断、不足或夸张，出现虚构、不确定，但老照片可以填补这项缺憾。

当然，更重要的是，藉由老照片可以进行研究或分析，探究老照片可以从照片的技术层面着手，但我要分析的是照片背后的诠释，也就是受访人如何述说照片中的故事；还有透过我的直观，去比较这些老照片，而我观察的重点在于照片带给我们何种性别意义。

结婚照里的陈旧往事

环观106册访问纪录中的照片，最常见的莫过是结婚照，即使在访问纪录中不提妻子或浅谈妻子的受访人，也会用照片来呈现他的另一半；相较于男性受访人，女性受访人更注重结婚照。在五花八门的结婚照中，我发现日本殖民时期的结婚照最有意思。

以下面这两张照片为例，图1的主人翁林庄季春，是一位药剂师，曾在日治时期到日本留学，中日战争后期返台，在嘉义开设仁德药局，从照片看到她与新郎穿着西式礼服，这是当时台湾上层家庭的典型结婚礼服。

图2的主人翁是陈爱珠，她是宜兰女子公学校的教师，由于她的家庭与日本政府较为亲近，结婚时，夫妻俩人都选择日式礼服。尽管这两张照片只代表部分台湾人的结婚服饰，却体现了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人结婚礼服的多样化，其中穿着日式礼服的照片，不仅告诉我们殖民文化如何经由结婚仪式而在地化，也给予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资料。

图1 林庄季春女士新婚照

图2 陈爱珠女士新婚照（1942年10月摄于罗东神社）

图3和图4分别拍摄于1937年的天津和战后的北京，男女新人都穿着西式礼服，礼服款式与台湾新人并没有太大差别，惟一的不同的是，曾任医疗卫生工作的杨文达走在新娘后面、提着新娘婚纱的这帧照片，相当写实，让我们看到当时新人结婚的部分情景。杨文达的结婚照也带给我们对婚后夫妻是否存在对等关系的思考，其实新郎跟随新娘的这一幕，在结婚之后，往往不复存在，而是妻子追随丈夫。这种现象有出于丈夫或夫家的要求，也有来自妻子的自愿，杨文达的妻子便属于后者，据杨文达表示：

内人张寄尘婚前原本是铁路医院妇产科主任，她自中学毕业后就当助产士，之后在燕京大学读乡村教育，我们因为志向相同而结为夫妇。内人也喜欢工作，虽然婚前我们就讲好婚后要分工，由她管家，我做公共卫生，但是到现在她还是一直觉得没外出做事很委屈。我能够专心工作，功劳一半是她的，因为她理家照顾孩子，使我无后顾之忧。(熊秉真访问：《杨文达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109-110页)

图4是裴王志宏所提供的照片，虽然前面提到，她对丈夫隐瞒已婚的事，耿耿于怀，却还是给了我们她的结婚照。在中日战后政局不稳的时代，这张泛黄的照片格外珍贵。一方面，和前面三张上流社会的结婚照相较，它反映的是北京一般老百姓的结婚照，另一方面是，它呈现在战后生活拮据下，有的新人还是很重视结婚仪式，举凡结婚时新人穿着的婚纱礼服、伴娘、傧相、花童，乃至在饭馆宴客，无一不缺。此外，这张照片是研究战后中国人的结婚服装和仪式的重要史料，甚至可以和战后台湾的结婚照相互比较。

图3 1937年7月10日杨文达先生与张寄尘女士在天津结婚

图4 1946年裴王志宏女士与裴永恒

在裴王志宏的照片里，还看到两张颇为难得的照片，图5是她在北京眷区与军眷的合照，图6是来台后，她与其他眷属在台南崇诲新村的合影。这两张照片除了提供眷村住屋的参照比较之外，经由裴王志宏的叙述，我们对竹篱巴内的两性生活，有进一步认识，也颠覆部分人对外省籍女性穿金戴银的误解。根据裴王志宏的形容，我们看到当时的眷村竟如此复杂而简陋：

眷区的环境很复杂，各省人士都有，生活习惯不同，但都能彼此照应、相互帮忙。以前在北京就算是大杂院，也还很单纯，最多住着五六家，不像台湾的眷区，一个方块就是十家，房子一方块挨着一方块的盖，非常密集。屋子的墙是泥巴糊的，上面是空的，隔壁讲话都听得一清二楚，所以眷村里没什么秘密。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村子里头有一间办公室专门接待人，只有那里有电话。而我们的厕所也都是公共厕所，环境十分简陋。(游鉴明访问：《裴王志宏女士访问纪录》，第218-219页)

图5 1947年身怀六甲的裴王志宏女士（前排左一）于军眷北京眷区（张学良宅）前

图6 裴王志宏女士（左一）与眷村太太们合影于1963年眷村竹篱笆前

竹篱巴内住了眷属之外，还有单身的军人，曾有一幕情景让裴王志宏印象深刻：

那时我带着小孩到机场找军医看病，结束之后等我先生下班一起坐军用车回家，我们从光杆宿舍经过，就看见一整排年轻的军人光着身子站在池子边，我笑了起来，问说：“干嘛？表演啊？”我先生解释说他们在洗澡，人多就一个挨一个，我那时还觉得挺热闹的，很好玩。

虽然裴王志宏把这情景当笑话说，却也感叹眷村的光杆人数太多，娶妻不易。(游鉴明访问：《裴王志宏女士访问纪录》，第220页)

照片里的翁媳关系

民国时期的上海在时尚界引领风骚，不少女性梳着短发或烫发，因此，有人以为战后来台的外省女性都梳着这种发型，其实当时到台湾的外省女性来自大江南北，有城市的也有乡村的，她们的发型不尽然跟着流行走。来自安徽，曾在中日战争期间与未婚夫一起接受军事训练的余文秀，原本发式与穿着都非常保守，从1950年元旦的全家福（图7），即可看到她梳双辫、穿长袍的保守形象。但到台湾的第二年，比她早先到台湾的公公，因为受台湾风气影响，要她去烫发，于是她改头换面，图8虽然不是刚烫发时的写真照，还是可以看到她跟随时尚的装扮。(游鉴明访问：《余文秀女士访问纪录》，第139页。)

这两张照片，值得我们与1950到1960年代台湾女性的发式做比较研究。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一般认为掌握流行时尚的是女性，而余文秀公公要求媳妇走向时髦的例子，让我们对时尚与男女的关系，可有再诠释的空间。

图7 1950年元旦，余文秀女士（后立右一）与丈夫李朝一、三名女子和公公李良材、婆婆朱紫贵合影于基隆

图8 1959年的余文秀女士

图9 邵梦兰女士墨宝（2000年）

上面这张字迹工整的墨宝（图9），来自邵梦兰，背后却有感人的故事。女性与公公的关系，通常很少出现在口述纪录中，但邵梦兰的口述，让我们看到，翁媳相处之道。邵梦兰提到，有一回，公公罹患重病，她的临危不乱，深得夫家信赖；等公公去世后，婆婆、族人和地方人士竟要求她为公公捧牌位，打破以往由男性捧牌位的习俗。她还特别提到，公公曾教她书法和八段锦，因此，她写了一手好字，也练出健康的身体。(游鉴明访问：《春蚕到死丝方尽：邵梦兰女士访问纪录》，第105-110页。)

从她的口述，或许读者会有些质疑，而她提供的墨宝，验证她的确从公公那里得到真传。结合邵梦兰的口述及其墨宝，除让读者看到与传统时代不同的媳妇角色之外，也提醒我们关注婆媳关系，同样不能忽略翁媳研究。

“英雌”：职业女性的风采

透过照片所呈现的女性能动性，更加具体而真切。例如日本统治时期的第一所公立女学校——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培植了不少优秀女性。其中留学日本而战后在医院当药剂师的林蔡娩，不但具备药剂方面专长，还擅长攀登高山，从她提供1927年与三高女师生一起登上玉山（当时称新高登山）以及1967年攀登大霸尖山的三张照片（图10-12），显示女性的体能并不输于男性。

据她回忆，1927年，她和三高女的11位同学，在校长、3位老师、10位原住民与3位警察陪同下，登上玉山，创下台湾女学生首登玉山的先例，这整个过程，不但在报纸上大幅报导，也被拍成电影，在今天的万华龙山寺公开放映。学生时代的登山训练，成为林蔡素娩生活中的最大乐趣，负笈回国后，她参加了台北市登山会，工作之余就到各地爬山。(游鉴明访问：《林蔡娩女士访问纪录》，载《走过两个时代的台湾职业妇女访问纪录》。)而攀登大霸尖山，只是她所爬过无数座山中的一座。

图10 1927年，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学生首开台湾女性攀登玉山的创举（前排右一为林蔡娩女士）

女性进入职场之后，在工作上的表现处处不落男性之后，特别是她们必须与男性一起工作，甚至超越男性，林蔡素女就是令人折服的女性。日本殖民时期，她曾在北港公学校任教，并加入爱国妇人会；战后，林蔡素女积极致力妇女工作，担任过地方妇女会与省妇女会理事长，又参加妇联会。在这同时，她还当过县议员、省议员、监察委员、北港建筑信用合作社经理等职务，光是省议员的职务，就当了15年又8个月。(游鉴明访问：《林蔡素女女士访问纪录》，第140-171页。)

以下就是她工作时拍摄的照片，在图13中，她正低头处理公事，周边除有两位女性职员之外，其它全是男性下属。另外，她以监委身分巡视麦寮农牧区和在省议会的写真照，都给人英气逼人的干练形象（图14、15）。更重要的是，男女权力关系的翻转在这三帧照片中得到验证，也就是工作职位让男女之间不完全是“上对下”，有可能是“下对上”，打破了男女地位不对等的迷思。

图13 1954年，林蔡素女女士（着深色旗袍者）出任北港建筑信用合作社经理时办公情形

图14 1973年10月，监察委员林蔡素女女士巡察麦寮农牧区

图15 林蔡素女女士于省议会开会时留影

另外，早期很少有议员会讲国语，问政时，他们都以台语发言，只有官员才用国语做例行报告，而林蔡素女也是以台语问政；但1966年她当上省妇女会理事长时，因为被嘲笑不会讲国语，于是她每天对着电视学国语，一直到会说、敢说。她特别表示，学国语与她不服输的个性有关，她认为：

妇女出来做事不容易，所以在问政期间不愿输人；而且妇女在以男性为主的场合中做事，更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才不会让人看轻。(游鉴明访问：《林蔡素女女士访问纪录》，第157-158页。)

这段语重心长的话，其实道出与林蔡素女同时代职业女性的心声。附带一提的是，可能是经常与外省籍女性接触，林蔡素女的这三张写真照，都穿着旗袍，因此，台湾女性穿旗袍的风气是否在战后掀起流行，似值得探讨。

紧接着的两张照片（图16和图17），分别是管玉贞与王萍的工作照，图16中管玉贞带领男性属下，执行X光透视镜检查；图17中背对而坐的王萍，则在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演讲会中担任翻译，讲者与听众全系男性。与林蔡素女一样的是，她们的工作伙伴全是男性，但她们却无所畏惧，还分别以医疗技术、外语专长超越性别藩篱。

图16 管玉贞主任（右二）正在执行X光透视镜检查

图17 1962年4月，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在中研院近史所演讲

以下两帧照片（图18、图19）中的女性呈现着英姿焕发的样貌。图18是1933年陈湄泉在警察高校与东北籍同学的合影，有意思的是，其中中立的丁克勋是惟一的男性。图19是女青年大队在1949年间的出操情景。至于穿着长、短旗袍或站或坐的女性群体照，虽然各个看来婀娜多姿，她们却曾是抗日除奸的地下工作人员。

据菲律宾华侨林作梅回忆，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组织特工总队，有一支属于女青年的女子独立中队，称作“松花江中队”，照片中的这群女性便来自松花江中队。当时林作梅征求入队同志的要求极为严格，经过考查合格的人，才准许参加宣誓入队；有一位后来化名方正的陈淑慧，让他印象深刻。当时林淑慧只有十几岁，林作梅以年纪太小、不适合参加地下工作为由，劝林淑慧知难而退，但林淑慧却回应：“难道爱国要论年龄？”林作梅被她的这股豪气感动，终于让林淑慧参加了特工总队，而林淑慧的表现也的确有条有理、临危不乱。（张存武等访问：《菲律宾华侨华人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4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