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错过了什么

        百年后的学生读在政治思想史时，如果读到美国学者福山的两本畅销书《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也许会感慨这是一个思想相对苍白的时期。不是因为这些书的苍白，而是因为它们的畅销。

        《罗马帝国衰亡史》和《西方的没落》之类著作也曾流行一时，但不仅因为它们有唬人的高深、恢宏的叙事，更因为它们抓住了时代精神。如果暂且不论其松散的叙事结构和粗糙的论证方法，那么福山教授确实切中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主题。可惜囿于这样那样的偏见，他无从自我超越，也错过了——至少迄今为止——抓住时代精神的机会。

        能够切中时代主题，说明福山是一个敏于变化、勤于思考且不固步自封于过去认识水平的人。在写《历史的终结》时，他乐观地宣称人类政治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追求和制度安排；而今天，虽然基本观点未变，他已经开始谦逊而不乏悲观意识地自省自由民主制度面临的问题。这种自省源于近年来这种制度逐渐陷入的不自信状态。

国家能力VS法治

        福山提出了观察政治发展的三项指标：国家、法治和责任制。他对国家能力的重视，本身带有自省的意味，也是对其先师亨廷顿的致敬。亨廷顿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即强调国家的能力。

        早在美国建国之际，国家能力就是政治精英的梦想和难题。大陆会议制定的《邦联条例》最大的软肋就是缺乏能力，因而授权费城会议修订该条例。然而“制宪者”们发动了一场安静的“政变”，来自11个州的55名代表起草、39人签名、2000多人批准的一份文件，以“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的名义成了美国宪法。《宪法》序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建国要义——“组成更完美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和平，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制宪者们清醒地知道，国家能力是基础。

        然而随着共和主义的隐退，美国政治学进入了自由主义霸权时代，在这种史观的叙事中，建国的真正秘密被隐藏，自由民主以一种只看形式、无关实质的意识形态面貌出现。特别是在美国的“民主推广”过程中，美国宪法的精髓被选择性遗忘，先贤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喊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三大不可剥夺人权貌似只剩下了自由，以及程序性的选举。

        福山重提国家能力的话题，是其可敬之处。形势比人强，近年来世界的若干重大发展都在针针见血地批判去国家化的本体论和程序民主的方法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遭遇政党极化、政府僵化、政策效力弱化、阶级鸿沟固化、意识形态极端化、外交军事化等危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纷纷掉入国家能力陷阱，“第四波”小兄弟们更惨，甚至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如后卡扎菲的利比亚。

        受此启发，福山在书中挖掘了国家能力在各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国家建设的基本指标就是非个人化的、用人唯贤的官僚制度代替家族承袭制度。此中反映了福山对于国家能力的矛盾感情：一方面，他主张限制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国家首先要有能力。与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科学林业”一样，福山也同意：国家需要将复杂的社会“原生林”改造成为“人工次生林”，将“标准化的人”由抽象变为现实。他认为中国春秋时期的子产改革和秦的统一、伊斯兰诸帝国的奴隶兵制、欧洲基督教会都起了这样的作用，而印度婆罗门教带来的瓦尔纳和种姓制导致的强社会，以及匈牙利过强的贵族代议制都导致了国家建设的失败。

        在论述法治的历史时，福山显示了对国家能力/权力的担忧，认为只有存在于世俗政体之外的力量才可以赋予法治传统，避免国家的专横。中国由于没有这样的因素，换句话说，中国世俗国家建设太成功以至于不需要这样的因素，而没有形成法治的传统。反过来，在欧洲现代国家建构的叙述中，同样显示了法治本身的悖论——法国、西班牙由于中世纪法治传统而无法像中、俄一样进行高效的国家集权，阻碍了国家的现代化，王权依赖与贵族和第三等级的结盟共同剥削农民，最后要么只能等待大革命的降临（如法国），要么继续生活在国家能力赤字的阴影下（如由西班牙输出的拉美政体）。

        福山对国家能力和法治难以取得平衡感到焦虑，但更大的焦虑在于这套分析与其基本立场之间产生的张力。英、美现代国家的成功基于国家能力和法治的恰当组合，国家能力无疑是其崛起的关键秘密之一。然而，政治出现了衰朽，福山发现“我们的麦迪逊主义宪法有意设计出高度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以防止暴政的出现，如今却变成了一种‘否决政体’（vetocracy）”。对此，他看不到好的补救，却又执拗地坚持“如果要下注，说 50 年以后是美欧变得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变得更像美欧，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多少令人愕然。

自由VS平等

        杰斐逊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对应着福山提出的三大指标：生命，即安全，正如美国宪法序言所指出的，要求政治秩序和国家能力的保障；自由，无论是政治自由还是经济自由都需要法治；而幸福，则要求平等和民主（由于近代责任制是为了维护贵族利益，故福山未用“民主”这个词）。

        流行史观对西方，特别是英、美国家历史的理解中存在着一种神话：这些国家在走向现代崛起的过程中是温和改良、线性进步的(国内近年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中即有反映)。这个神话阻碍了对政治发展的客观理解。按照福山的假设，有了国家能力、法治和责任制之后，国家就走上了政治发展的快车道。但事实是，实现这三者的时候，西方国家恰恰坐在了政治崩溃的火山口上。19世纪对于西方堪称悲惨世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种族矛盾白热化，革命、战争和内战成为一个世纪的主题。这里，福山有意或是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因素：平等，以及为追求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而进行的斗争。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诸章中，福山用大量篇幅谈论国家与家族承袭（patrimonial和repatrimonial）政治的斗争。说白了就是，只有使人和社会从血缘等级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才能走上现代国家之路。这一过程在近代欧洲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体现，就是马克思说的用基于财产的不平等代替了基于出身的不平等。如果说这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远没有将自由民主国家推上成功的彼岸。正是在走向第二步即财产的平等的过程中，在吸收并化解社会主义运动挑战、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过程中，自由民主才找到了补救。然而，即使是这个救赎，也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的，其机制是用全球剥削来购买国内的相对平等。

        当然，在谈论自由民主国家政治衰败时，福山并未完全忽视平等因素。碰巧最近另一本畅销书书《21世纪资本论》也在谈这个问题。在书中，皮凯蒂也用了patrimonial这个词——“承袭制资本主义”。皮凯蒂认为，国家要克服承袭制才能走向现代化，而走向现代化之后的自由民主国家却正在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如果跳不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就不可能解决不平等的问题。这个逻辑悖论，多少令“历史终结论”的结论看上去不是那么确定无疑。

        不过，福山毕竟承认了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也承认“25 年前我没有提到……政治衰朽，这构成了下行阶梯”，甚至承认“自由不是亡于国家太强而是亡于国家太弱”。但这一次，他同样忽略了一些东西。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跳出福山的框架——尝试从人类追求“出身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的角度来思考政治秩序的问题，自由民主作为政治发展的一种实践，它所成就的应为我们所继承和汲取；它所没有做到的，比如经济平等和民主，当为我们所追求；而它被用以隐藏的，比如全球价值链的不平等，当为我们所批判和克服。

（作者邮箱：fanyp@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