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浙大招生模式？它会导致文史哲学科“灭绝”吗？

        2月2日，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新在微博上称：“网络忽传起来浙大的文史哲学专业培养方式，似乎文史哲在这种模式下就要灭绝。浙大本科一年级末会让学生自主选专业，据说，方案实施第一年，选择历史系的学生不多，但最近几年持续上升，去年，已经达专业满额28人。勿低估学生主动选择文史哲专业的爱好和意向。只是如何培养这些第一志愿学生，还要努力。”

        陈新所针对的是微博名为“余姚83”的一条微博：“没毕业的文史哲博士生们，赶紧毕业吧。2017年是灭绝基础学科元年，浙大模式在全国推广，学生自选专业，学校不能调剂。所有专业，第一志愿招到几个人就是几个。次年的经费，按实际招到的人数拨钱。文史哲估计要遭受灭顶之灾，教职只会缩减，不可能增加了。——从很多途径听说到的，应该是真。”

        那么，所谓的浙大人文学科培养模式究竟是什么？是会使人文基础学科走向“灭绝”，还是具有某些独特之处，有可被推广的经验？

浙大模式核心：再给学生一次选专业的机会

        首先要明确的是，浙江大学的招生和培养模式并非只针对人文学科，而是全面的变化。其最大的特点是按学科大类招生与经过大类培养后自主选择所修专业，而其中再给学生一次选择主修专业的机会，又是变化的中心。

        浙江大学从2005年开始试点进行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模式，经济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药学院3个学院按学院大类招生。2006年，浙大的招生专业类数从2005年的83个减少到40个，新增“人文科学实验班”（包含哲学、历史、中文、新闻、信息资源管理等多个专业方向）、“理科试验班类”（包含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学、地理信息系统等多个专业）等大类。

        此后，大类类别屡有调整，主要是合并与分化，如将经济类、管理类、教育学、法学合并为“社会科学试验班”，在人文科学试验班内，将文史哲基础学科之外的专业分化为人文科学试验班（传媒）、人文科学试验班（外国语言文字）。到2014年，浙江大学的招生大类共有25个。

        培养模式也与招生大类相联系。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在大类下进行通识教育和大类学习，一到两年后，再自主选择主修专业。主修专业“原则上学生在本大类内确认主修专业，少数学生确有特长允许跨大类确认专业”。选好主修专业之后，学生虽然开始专业学习（课程多为大二下半年开始），但主要仍在大类平台下培养。

        以人文科学试验班学生为例，经过半年学习（两个学期，浙大学制为春夏秋冬四学期制）后预选自己的主修专业，再过半年正式选择。选择的过程类似于再经历一次高考，也要填报第一第二志愿，如果所报专业人数超出名额，就要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落选者仍有可能面临调剂。

        浙大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模式的本意，是通过宽口径的通识和大类平台课程学习，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专业和认识自己，进而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2006年，时任浙大招生办主任程艺，对媒体介绍浙大招生新变化时曾说，大类招生是考虑到高中学生和家长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有相当的盲目性”，学生“不了解大学学科设置，对自己将来究竟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发展方向，还没有成熟的想法”。

        “了解大学、了解自己都需要时间，所以进入大学以后，边学习边选择，可以让学生更科学、合理地来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程艺认为，按大类招生最大的受益者是学生，“比如说一个同学曾经想学数学，这次是按照‘理科实验班类’进校的，然后他在学习进行过程中，发现自己更喜欢心理学，他就可以在这个大类平台里面把自己的目标转向心理学，甚至还可以跨学院大类重新确认自己的主修专业。”

        而从培养上说，程艺认为，学科大类平台的搭建，可以打破专业培养的壁垒。“按大类招生后的目的是为了按大类培养，有了公共平台，同学们可以更好的搭建自己喜欢的知识结构。”

        按大类招生的确是一种趋势，在近几年高校公布的招生章程中，常会出现“按院系招生”“按大类培养”之类的词汇，可见，按大类招生已经成为很多高校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招生录取方式。

极端情况：2011届哲学系只有三个人

        这种招生和培养模式，显然是给了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并且相比于此前的“转专业”，可以进行选择的学生规模极大扩大了。根据程艺给出的数据，2005年以前，各个专业学习成绩在前50%的学生有资格申请转专业，2005级学生有近700个人提出转专业申请，实际上转专业的有470多人。而新模式施行之后，“一般来说，每位同学都有可能重新确认新的主修专业方向。”

        但这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正如微博网友“余姚83”所担心的，自主选择主修专业，可能会使被学生认为是相对冷门、不好就业的专业招生人数锐减。陈新在微博中也提到，他听闻方案实施第一年历史系招生人数不多的情况。

        极端情况确实出现了。浙江大学2007级人文科学试验班，在第二年进行主修专业选择时，只有3名学生的第一志愿是哲学，最后，2011届超过5000人的本科毕业生中，哲学系毕业生真的只有这三个人。

        2007级人文科学试验班、后主修中文的学生尚婧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当时因为选择的人少，哲学系这一级是破例开的班，“本来说少于10人不开班的”。如果不开班，就可能以这3名学生的第二志愿为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因为热门专业的选择人数并没有超过负荷，而且“说是要调剂，实际执行时基本都是按照大家的第一志愿来，基本不调剂”。

        浙大2013级的宋迪介绍说，在选择主修专业时，他们可以选择两个志愿，如果所报专业第一志愿人数超过招收容量，就要对排名在80%~120%（按容量100%计算）的同学进行面试，排名更为靠后和面试没通过的，就按第二志愿再次进行选择。而如果两个志愿都没录取，就会进行调剂，“但还是会征求学生意见”。不过，专业的容量都很大，除了特别热门的，基本都会按第一志愿录取，调剂的情况更是少之又少。

基础专业回暖：2014年历史系超过额定28人

        陈新对澎湃新闻说，这只是在新模式施行之初的极端情况。在新模式实施的第一年，历史系的选择人数也比较少，只有8名同学，但是近些年逐渐改善，2013年有26人，2014年超过额定的28人。

        “历史系情况的变化，主要在于学生的家庭环境越来越好，受经济压力而改变兴趣的情况越来越少，同时，学生们也看到历史等人文学科就业情况并不像原本以为的那样差。再有就是，各种公众史学的普及，使得人们对历史的兴趣越来越大。”陈新分析道。不仅仅历史系，尚婧观察到，从2008级开始，选择主修哲学的人数也在增加，“2008级有十几个人”。

        宋迪他们这一级，在2014年4月份进行了主修专业确认，他选择了历史系，“今年除了金融、经济、财管、计算机、建筑等特别热门专业外，其他基本上都没招满。不过历史系居然满了，而且我们下一届想选历史的好像很多，还有学弟期末没考好担心历史选不上呢。”

        宋迪告诉澎湃新闻，他在高中时并没有抱定读历史的想法，但也不是因为历史系好进或成绩不够才选择的，“我的成绩，应该说除了特别热门的，其他专业是可以任选的”。宋迪选择历史系，一方面是受身边环境影响，“高中很多同学都以读基础学科为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逐渐认识到文史哲这样的基础学科的重要意义：“如果把整个社会科学比作一座大厦的话，文史哲这样的基础学科就是大厦的地基，如果没有打牢地基，房子是建不好的。本科学习文史哲，研究生阶段可以继续深造，走学术道路，也可以转而读其它的学科，因为文史哲为我们打下了基础。”他觉得，多啃下来一篇文献，多弄懂一个问题，对以后的帮助会很大，“绝不是仅仅限于所谓的就业这么表面的东西。”

        同为2013级的梁静怡，高中就对历史很感兴趣，进入浙大后，在大类平台课上，被历史系的课程吸引，所以选择了历史。她也考虑过现实因素，但最后还是遵从内心，选择了自己有兴趣的专业。

大类培养、通识教育有利有弊

        虽然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可以相对保证学生选择到适合自己或喜欢的专业，但是考虑到只有到大学二年级（同时仍要修习大类平台课程）才正式开始接受专业培养，论者不免担心，这样的模式下，学生的专业素养不够，对于以后继续深造、走学术道路会带来问题。

        无论是2007级的尚婧，还是2013级的宋迪、梁静怡，他们都从同学那里听到过很多抱怨，认为两年的通识教育和大类平台课程是在浪费时间，也有担心如果选择继续走学术道路，会在专业素养上不足，所以很多人在大二就提前跨校区去选修大三的专业课了。

        因为大四就要开始准备毕业论文，基本没有课了，所以真正的专业训练，可能只有一年多。尚婧说，当时，连他们班主任都觉得这样是在浪费时间，系里也有老师表达过大三大四学得有点仓促。尚婧在本科毕业后，报考了山东大学研究生，当时就感觉到了专业上的欠缺。

        陈新此前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近两年才转到浙江大学。在复旦期间，每年研究生面试时，常常有浙大历史系的本科生被淘汰，“素养不够，在浙大历史系排名前三名的学生，在复旦可能找出20个。”陈新认为，并不是学生素质不好，而是通识课程和辅修课程占太多。

        以2013年历史系的培养方案为例，最低毕业学分是169分，通识课程50分，大类课程32分，专业课程78分，不到一半。而且这些专业课程大部分是一个学期8周课，所以尚婧觉得短时间修习大量课程，消化起来需要些功夫。

        而加起来占82分的通识课程和大类课程，虽然也有一部分是主修专业的内容（大类课程，通识课程只能跨大类），但是因为教师面对的是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所以势必要降低专业难度，“以知识性讲解为主”。

        但尚婧也指出，当初觉得浪费时间上了很多其他专业的课，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发生了积极作用，“发现大一大二上的那些历史、哲学、传媒、社会学之类的东西，对专业学习也很有帮助。”比如她硕士论文写《抗战时期的悲剧创作》，历史学带给她的眼光让她能更好把握那个时期的环境，而在学古代戏曲的时候，古代思想发展史的知识，又帮助她更好地理解文学。

以工科思维，一刀切管理文科？

        除了课程设置上的问题外，陈新认为，浙大人文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还受制于师资水平等学校大环境。

        陈新所说的大环境，主要是指工科思维下的文科管理。澎湃新闻记者在致电浙大招生办时，工作人员一听“人文学科培养模式”就说，“浙大的本科生培养模式是整体的，人文学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为什么要单拿文科来说？”

        “其实浙大对文科投入很大，但这种投入主要是项目上的投入，而不是师资上的。”陈新以复旦为例，“在文科投入上，会千方百计网罗优秀师资”，但这种方式短期内难以立竿见影，所以浙大、交大都会把资源投到项目上去。

        这种方式很早就遭到了诟病，浙大很多文科教师最后都选择了离开，比如，历史系的宋史权威包伟民去了人大，哲学系的何俊去了杭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段怀清去了复旦，法学院的林来梵去了清华。网上甚至有人总结了自1998年并校后浙大文科出走教授名单，也有教师在2010年发帖感叹“浙大文科已经彻底完了”。

        包伟民2007年曾不赞成因新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拒绝招收研究生。当时，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规定，研究生导师招生，要提供“助研经费”。如果包伟民在2007年招收一名硕士研究生，需要向校方交纳300元，招收一名博士生，交纳的经费为1200元，按照成倍递增的方式，以此类推，一名历史学教授若招收3名博士，他每年需要为他们支付7200元，3年博士就读期间，导师要为他们支付2.16万元。

        包伟民认为，这是以理工科思维一刀切管理文科，在应用学科，比如工科，往往是学生为老师打工；而在文史哲这样的基础学科，是老师为学生打工，对基础学科老师来说，纯粹是一种劳动付出。尽管当时人文学院的教师和领导都反对，但最后这个改革方案还是施行了。“政策的制定者对人文学科不了解，他们把自认为天经地义的那些应用学科的规则，用到了我们历史学领域，更严重的是，他们也不准备听我们的意见。”随后，包伟民就离开了浙大。

        有鉴于文科师资的流失，陈新说，在2010年，浙大召开了一个文科大会，“进行了一些改革，从其他高校招纳了一些教授。”但回到人文专业培养模式上，虽然政策制定的意图是好的，但在操作和执行上，“明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这几年从来没有调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