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春运|迁徙之痛没什么，留在大城市还是离开是个问题

        留在大城市还是离开？涂艳辉的这道选择题，还没有答案。她在对未来观望、等待中，承受着每年一度的迁徙之痛。

        回到这个混杂着煤灰和尘土气味、灰头土脸的关中小镇，涂艳辉首先闻到的是食物的香味。

        “回到家，吃什么都香”，这个33岁的女人兴奋的一一列出美食的名字。她坐在路边低矮的小吃摊，点了米线和肉夹馍。 这是让她感到妥帖的家乡味道，“酸的、辣的、带着西红柿酱味。”

        2月5日中午，辗转火车、公交、长途汽车之后，她带着11岁的儿子艾晓阳，从上海回到陕西富平县的庄里镇。她特意在上海烫了头发，买了件320元的羽绒服。

        在路边吃完饭，她去镇上的饺子店，找打工的母亲刘秋菊。刘秋菊站在马路对面，戴着厨房的白帽子，用围裙擦着手，眯眼笑着迎接她。

        涂艳辉小跑着穿过马路，到妈妈跟前了，她又突然顿住，慢慢走过去。

        她不善于在母亲面前表达情感。尽管十个小时前，在回家的K4190次火车上，她还跟临座的陌生人说，“想我妈了”，脸上还挂着幸福的笑，“三天不打电话，我妈也想我。”

        一见了面，她又觉得妈妈啰嗦。两人没说几句，涂艳辉嫌妈妈烦： “不要你管。”刘秋菊说，“你不回来我就不管。”

        2003年，她来到上海浦东六灶镇，和丈夫一起打工至今。她的妹妹和弟弟，也都在外地工作，春节是全家人唯一能团聚的日子。想到回家之后团聚的幸福——一起买年货、吃团圆饭，看社火。

        涂艳辉积累了一年的愁和怨，“一上火车，就消了一半。”

        春运的迁徙之痛，涂艳辉觉得没什么不好。按照农民朴素的价值观，想要团圆，必先经历痛苦，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她更在意的是，是一道似乎无解的选择题。

        晚上9点，刘秋菊才骑着电动车回家。涂艳辉想让她辞职回家，这工作太累了。两个人争了几句。

        饺子店的月薪1200元，刘秋菊担心辞工拿不到钱，又觉得辞工老板不好找人。

        涂艳辉真正担心的，是刘秋菊的颈椎。因为严重的颈椎病，刘秋菊的胳膊抬不起来，不适合干重活儿。

        2006年，刘秋菊因病住院，两岁的儿子离不开人，涂艳辉无法回家照顾母亲，她内心焦躁，整夜失眠抹眼泪。“母亲生病，人走不到跟前，心里难受。”

        这加剧了涂艳辉想回老家，想照顾妈妈的念头。但丈夫的工作在上海，这里工作机会多，而且工资要高于西部城市。更重要的是，儿子艾晓阳在上海读小学四年级，在这里，他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正是在自己小学四年级时，涂艳辉因为父亲离世，家境突变，被迫辍学，14岁的涂艳辉开始在镇上的羊肉泡馍店打工，每天4点起床，每月挣150元，全部上交给母亲，供养弟妹。

        在从西安回富平的长途大巴上，有人拿出纸笔，请涂艳辉写一下大巴的线路，涂艳辉推脱，“我不会写字”。

        她觉得自己字丑，不愿示人。多年来，她一直为自己被中断的学业遗憾，迫切希望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去年暑假，她花2200块钱，给儿子买了一个最新款的步步高学习机。按照她的文化水平，学习机里的题目解析，她已经看不懂了。

        这个学习机相当于全家人在上海三个月的生活费。她在上海过着简朴的生活，一年只在过年回家前买一次衣服，烫一次头发，一个月的生活费控制在八百元以内。

        她在上海呆了十三年，却从未融入这个城市。生活就是在工厂和出租屋两点一线，几乎没去过市区。

        被问及最高兴的事，涂艳辉努力想了想，最高兴的事是附近电器卖场开业促销，她花299元，买了一个价值600块的半自动洗衣机。

        当然，艾晓阳能在上海接受多久的教育，还是未知数。他们没有上海户口，按照现行政策，无法参加高考。

        留下还是离开？

        这道选择题，没有答案。涂艳辉寄望于异地高考，但又不知道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她下了决心，如果不能考试，就回西安。